中国戏剧的无形剧本

郑劭荣

中国是一个戏剧大国，剧目浩如烟海，这在世界戏剧史上十分罕见。旧时演员动辄能演数十上百出戏，且往往没有文字剧本，不经排练，表演时直接“台上见”。中国戏剧是如何创造这些奇迹的？其中的奥妙在于创出了一种特殊的无形剧本——口头剧本。

长期以来，民间一直有“提纲戏”的表演传统，唱词、念白、唱腔及舞台动作均由演员即兴发挥。这类在表演中生成、使用，以口头为传播媒介的剧本称为“口头剧本”。口头剧本不立文字，口耳相传，是中国戏剧非常古老而珍稀的文化遗产。

口头剧本最早可追溯至先秦优戏。优的表演以言辞便捷、即兴调谑为特色，缘事而发，或讽谏，或娱人。宋元时期，说唱伎艺繁荣，口头剧本由此形成。

元代是我国戏剧史上首次大量产生书面剧本的时代，以剧本、剧作家为中心的戏剧体制开始形成。实际上，元代伶人不只是被动接受剧作家的文学剧本，他们广泛参与了剧目的舞台创作。

明清传奇史背后，亦潜藏着一部深厚的口头创作史。《琵琶记》等演出本为考察当时的舞台实貌提供了重要线索。此类文本清晰表明，伶人在舞台上依托文学剧本，即兴穿插、增添、改换或删减宾白科诨，插演各类戏耍杂艺。

戏剧套语是演员编创口头文本的重要手段。所谓戏剧套语，是指在不同剧目中反复使用的程式化的戏词。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古代的俗赋，它以说唱的形式进入戏剧，演化为戏剧表演的一种手段；体现在书面文本上，则以寄生文体的形式存在于戏文、传奇作品中。后代戏剧套语是世代累积、集体创作的结果。除了艺人的原创，或源自师徒间的口传心授，或采集于历代的诗词、小说和兄弟剧种，或来自民间说唱、民歌民谣、民间俗语。套语一般为韵文，体裁形式多样，包含赋、诗、词、联、格言谚语、民歌民谣等多种文体样弌。最常见的是“赋”体套词，艺术手法多样，尤其以托物起兴与铺陈夸饰最能体现中国戏剧的民族风貌。

念白与唱词是口头剧本编创的核心和重点。念白有许多公式化语句，最典型的如“引”“诗”等，它们各有其定制和应用规则，艺人熟练掌握这些规则，即可独自编词。同样，唱词亦并非全由演员自己原创，他们有许多现成的词句可以套用，也有现成的手法可以借鉴。口头文本的编剧者很少事先设计舞台动作、舞台效果等，一切由艺人根据剧情的需要和戏曲固有的套路来表演。戏曲艺人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建立了一系列表演上的动作规范，产生了丰富的表演程式，这些程式为口头剧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语汇。

口头剧本保存了中国戏剧古老的艺术形态，是传统戏曲最具民族特色的演剧方式，目前全国仍有数十个剧种依然采取即兴演剧的方式。它不仅仅补充了中国戏剧史中无文字记录的部分，丰富了戏剧史，更是我国戏剧发展的主渠道。

（有删改）

(一)

（1）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它来自丝绸之路这一历史性的文化概念的提出，并且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与学术界人士的共同认可。

（2）1868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貌和地理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3）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后来经过他编著书籍加以宣扬，丝绸之路为世人熟知。

（4）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 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

（5）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尔后50年，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6）这样的研究，是在中国学术界取得自主权的同时才开始的。一旦启动，在当时便具有了国际合作的特点，迎来了丝路学研究的高潮。1927年，在北京由中国和瑞典双方合作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综合考察。考察团搜集到大批的资料、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以及丝织品，第一次实现了在中方监管下对丝绸之路沿线埋藏的珍贵文物进行发掘、搜集并善加保管，为中国学术界建立丝路学，给今后以中国为主体进行国际合作，构筑了中外科学家相互交流的平台。

（7）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二)

（1）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2）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四分之一。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3）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4）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各种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

李济：独立天地证青史

2005年9月20日，正是风光无限的李敖大陆神州文化之旅的第二天。当晚凤凰卫视播出的《李敖有话说》，更是引人注目。就是在这期节目中，李敖声嘶力竭地大骂李济是台岛“最后一个重量级的学阀”，李济究竟是不是“学阀”，学界自有公论。但因为李敖的攻讦，李济，这位在大陆籍籍无名的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河南安阳，因为李济系统的考古发现而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发轫之地。1928年李济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手里接过聘书，出掌考古组帅印，率队赴河南安阳小屯，主持殷墟甲骨的科学发掘。在之后的将近十年时间内，李济先后主持、参与了安阳殷墟第二至第十五次发掘工作，震惊世界的安阳殷墟发掘研究，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时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位列中国20世纪100大考古发现之首。

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李济坚持学术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自觉，长期游离于政治之外。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当时来中国考古的美国学术团体FreerGalleryofArt曾邀请李济加盟，他提出两个前提条件：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最后叹服：“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李济的爱国，并不纠结于偏狭、狂热的家国观，而是饱含厚重的普世情怀。“爱本国、本族的观念当然应该有，但史实贵乎存真，畸重畸轻的结果，加深偏见和歧视，不仅增加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仇恨纷扰，也使人类历史失其真面目。”

因为这样的襟怀和气度，李济能够以全人类为研究背景，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关于中华文明形成的论断中，他强调殷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文化，不是单纯的古代中国文化，而是本土、西亚、南亚文化的复合体：“2000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

这掷地有声的论断，如黄钟大吕、空谷足音，震撼了学术界，也给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爱国者”们以当头棒喝！几十年过去了，遗传学、人类学、考古学的发现越来越多地支持着李济的判断。

作为一个系统地接受过西方科学研究训练的考古学家，李济坚持考古学的成就不应拘泥于器物本身的价值，而应着眼于文物所揭示的代际关系的构建和所表征的历史事件的还原。本着这样的原则，考古科学应该走向下扎根、向纵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不断地以发掘出文物的数量来哗众取宠。

李济不仅学风严谨，学识卓然，而且德性高洁。在他看来，私藏文物是严重的学术道德污点。有鉴于此，李济甫入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就与同仁约法三章：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并反复告诫学生，要拒绝从“考古学家”变成一个“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引诱。在李济眼里，无论是一堆枯骨、一片碎陶，还是完整的钟鼎彝器，从最落后地区的陋俗到文明社会的高尚礼节，从穷乡僻壤的土语到最时髦的演讲词——都是史学家的原始资料，都记载着文明演进的细节。他一生经手发掘保存研究的文物无数，他去世后，人们清点遗物，在他家里没发现一件文物古董。

1995年9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了一场为时八天的特展，所展文物只有一件一半个蚕茧壳。这个特展是为纪念李济先生百年诞辰设立的，这半个被利器切割过的蚕茧壳，是李济在69年前主持的中国第一次考古挖掘时发现的：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这个茧壳的发现，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懂得了养蚕抽丝。

这看似简陋的展览，却是对他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