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胖，跟上！

麦 子

在一个春日的黄昏，爷爷将将周小胖带回了家。看到周小胖的第一眼，我和爸爸妈妈都吓了一跳：灰黑色的皮毛，瘦骨嶙峋的身材，鼻上、身上长满发出恶臭味的癣，一条细长的尾巴则紧贴在左后腿。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周小胖。除了它瘦得可以数得清的一根又一根的肋骨外，还因为它怯怯而茫然的眼神。

经过大半年的调养，周小胖居然慢慢“胖”了起来，皮里有了肉，骨头隐进了肉里，身上的癣疤也渐次褪去，长满光亮的毛，眼睛也变得清亮清亮。爷爷暗地里为此得意，常带着欣喜的目光，默不着声地看着周小胖，就像他曾看着我那样。

在第三个年头，它的右眼突然蒙上了一层白翳。爷爷找来兽医，说是已经太迟，无法手术。就这样，本来就有些难看的周小胖成了一只独眼狗。

独眼的周小胖除了像从前一样，常在房前屋后瞎转悠外，还常随在爷爷的后面，像保镖似地跟着他。

随着年龄的增长，爷爷的记忆越来越差。一开始是忘带家里的钥匙、忘关水龙头之类的小事，但慢慢地连熟悉的路、熟悉的人也开始模糊。那时，爸爸妈妈忙着镇上新开的饭店，而我要上学，家里就常常只剩爷爷和周小胖。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我们回家后四处都没见着爷爷，而候在院前的周小胖看见是我们，似乎也很失望。

“小胖，爷爷呢？”妈妈责问。周小胖茫然地看着妈妈。它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后来，李婆婆告诉我们，说看见爷爷在岭上将周小胖撵回了家。

我们开始找，可是没有找到。

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回到家里。“周小胖，爷爷不见啦！”回去后，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等候我们很久的周小胖狠狠地踹了一脚。

“汪——汪。”这一次，周小胖好像听懂了，呜咽地叫了两声。过了一会儿，妈妈端食给周小胖时，却发现它不见了。

“人不见了，连狗也跑了。”妈妈急得直掉泪。“是不是周小胖去找爹了？”爸爸猜测。于是，我们又拿上电筒，沿着大道，重新开始寻找。

我们一路走，一路叫着爷爷和周小胖。大概过了三小时，我们借着月光、电筒光，突然发现对面的山坡上行来一人一狗。正是爷爷和周小胖！

原来，爷爷早上准备去亲戚家，没想到遇上一熟人，唠叨了几句，就又给迷路了。因为，走的是人迹罕至的山路，所以一直没有人发现，直到周小胖将他找到。自从发生这事后，爷爷走到那里，周小胖就跟到那里，无论爷爷怎么吼它、赶它，都死乞白赖地跟着。

那年的暑假，在炎热的八月，妈妈和我带着爷爷，还有周小胖到爸爸开的饭店。因为客人多，我和妈妈忙着招呼客人，爷爷和周小胖在门口坐着。过了一阵，突然有人叫我们，说爷爷上了一辆中巴车。“周小胖呢？”我们问。“跟在车屁股后撵着。”

爸爸忙骑着摩托车朝报信人说的方向追去。

追上周小胖时，它已经累得不行了，嘴里甚至吐出了白沫，看到爷爷下车的瞬间，它居然一下趴在了地上。过了几天，它又恢复过来，只是左后腿无缘无故就给瘸了。

以前它总是跟在爷爷的后面，“追车事件”后周小胖就绕到了爷爷的前面。它领着爷爷去菜地，领着爷爷去看庄稼，带着爷爷去村尾的樟树下乘凉，或是岭上晒太阳。这个时候的爷爷就像一个小孩子，周小胖走到那，他就跟到那，一如从前他走到那，周小胖跟到哪。

后来爷爷住了几次院后便卧床不起了。陪伴爷爷的除了电视、收音机，便是周小胖了。爷爷是在一个栀子花开的清晨离去的。爷爷走的最后一刻，不是爸爸妈妈，也不是我陪在他身边，而是周小胖。爷爷去世后，周小胖在他的房里整整待了三天三夜。它不吃不喝，只是呆呆地趴在地上。

周小胖没有了从前的生气，更加木讷，更加绵沓，走路也缓缓的，而无论多么软滑的食物都会在它的嘴里停留很久。过了一段时间，周小胖不知怎么找到了山坡上爷爷的坟墓。从那以后，它就常常慢慢地踱到那里，坐在那里，躺在那里，或是趴在那里，晒太阳，听鸟叫，或是就那么呆呆地看着远处。偶尔，它会站起来，用那只独眼，凝望着爷爷放在墓碑上的相片；“汪”，偶尔，它也会叫一声，仿佛在和爷爷说着什么。

爷爷是走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而周小胖是走在一年后的金秋。它在我们家一共待了整整11年，我们一直不知道它真实的年龄，我们只是知道它寿终正寝。

（选自《意林》，有删节）

中秋舞火龙

陈立仁

被称为“二龙头”的戚海大来到“大龙头”卞家明家，直嚷嚷：“你这个大龙头就不能出出头，趁着我们这把老骨头还没散架，在中秋再玩一把舞火龙！”

舞火龙是香港中秋节最具传统特色的民俗活动之，有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传说1880年，铜锣湾大坑地区遭受了特大风灾，灾后有一条大蟒蛇四处作恶，居民深受其害，就组织起来全力搜捕，终于在一个晚上打死了大蟒蛇。没想到，几天以后，大坑地区就爆发了瘟疫，持续了十来天，重病和死亡人员不计其数。直到农历八月十四中秋节前夜，一位老人梦见观音菩萨让居民们在中秋节晚上舞火龙来驱散瘟疫……病急乱投医，居民们赶紧集资，用珍珠草扎了一条长长的草龙，又在龙身上插满点燃的长寿香，然后在锣鼓声中舞动着行走，就像一条火龙在铜锣湾几十条大街小巷飞舞……说也奇怪，连舞了三个晚上，瘟疫逐渐消散了。于是，中秋舞火龙就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成为习俗。只是，近年来这舞火龙的习俗渐行渐远，差不多就要被人们忘记了。

这时，卞家明沉思着点头说：“兄弟，玩一把那不是大事，我在想啊，这‘舞火龙’总不能在咱们这些人手中断了代呀！

戚海大眼光顿时黯淡了下来：“这个，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只是卞家明说：“报上说内地城市重视历史文化，不忘乡愁，我想，咱这舞火龙也传承了一百多年了，虽说是民间的玩艺，抛开迷信不说，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吧！咱是龙的子孙，认真玩一把，请电视台来做一个片子留下来，让咱子孙后代有个念想。”

戚海大听着，笑逐颜开，猛一拍桌子，说：“好想法，咱这就做起来……”

农历八月十五说到就到了。这天傍晚，担任舞火龙指挥的下家明举起五色的龙图案督察旗，发出了指令：“十八响炮仗点放，锣鼓齐敲，插香喽！”紧接着，急促的锣鼓声响起，一条火龙舞动翻腾着开始前行。卞家明挥舞着督察旗，眼睛紧盯着晃动的红绣球，还不时中气十足地大声喊叫着。火龙翻滚，让人眼花缭乱，一会儿是“火龙滚沙”，一会儿是“飞虬朝日”，一会儿又是“游龙戏珠”……广场上的人群也沸腾着，扬起阵阵喝彩。民众的喊声越激扬，火龙舞动得越活跃，在灯光下闪着红火，穿梭在沸腾的人群里。

“大龙头，大龙头！”随着响亮的喊声，给这次舞火龙最大赞助的铜锣湾食品商号的吴老板走了过来，他紧握着卞家明的手说：“一个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光靠你大龙头和二龙头是很难维持的，要想它发扬光大，就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要让民众记得，民众喜欢……”他接着说：“我听我父亲说过，那年中秋前，卞老您的父亲操演了舞火龙绝技，在一条飞舞的火龙里藏满了炸药，在锣鼓声中舞动到了汪精卫集团设在香港的机关报《南华日报》门前，又突然冲进报社，火龙爆炸，捣毁了这家汉奸报社。随后又刺杀了《南华日报》社社长、汉奷林柏生，使在香港的汉奸走狗大为恐慌。撤离时，卞老您的父亲为了掩护其他爱国人士，被特务杀害了。这么多年，舞火龙一直让我父亲魂牵梦萦！我父亲临死前还对我说，他有生之年没能再看到舞火龙，遗憾哪……”说着，吴老板果断地表示：“舞火龙决不能在我们手里断了代，我支持你们，把舞火龙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卞家明的眼睛湿润起来，他拉着吴老板的手，摇着摇着……

（有删改）

信一口井

明嘉靖十三年，被流放云南，“永远充军烟瘴”的大诗人杨慎来到建水拜访他的朋友，西南边陲的建水城令他大吃一惊并留下了数篇文字。令我惊讶的是，杨慎诗里描写的建水，并未隔世，我几乎以为，杨慎才搁笔走了不久。杨慎笔下的这个建水城大体上还在着，“少年社火燃灯寺”，燃灯寺还在，依然在响着木鱼。寺院门口的那口井依然清冽，杨慎如果在燃灯寺喝过寺僧沏的茶，茶水应当就是这口井里的水。

如今建水县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见送水的马车。马车上绑着一只铁桶，里面装着井水。马车驶进小巷，将井水送给各家各户。在自来水已经普及的今天，城市里还有送井水的人，除了建水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这是一份古老的工作，我三十年前到建水的时候，就见过这些送水的马车。现在，马车已经被汽车包围了，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在汽车中间，没有被取缔，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送水的人骑在桶上，吆喝着湿淋淋的马车跑过建水城，就像童话里的人物。马车一到，接水的人们心怀喜悦，开门出来，提着一桶芳香四溢的清水回家去。井水渗入人们的生活习惯中，没有这桶水，一天的生活便无法开始。

马车送来的水，取自水板井。建水民谣说：“先圈大板井，后建建水城。”如果没有这口井，建水城不会建在此，文明不会兴起。至今，大板井的水依然清冽甘醇，一位前生产队的老会计守护着它，老伯已经70多岁了，终日坐在井后面的小庙里，他后面是供着龙王的神龛。水井对于建水人来说，不仅仅是水源，而且是来自大地的保护神，每一口水井都具有神的地位。许多井的旁边，都盖着庙，里面供奉着龙王、水神，终年香火不绝。

建水立城以来，一直靠井水滋养。喝井水的人，已经死去无数，运送井水的人，也死去无数。但新一代的送水人仍通过送水而生活，这是一种故乡经验。井水是一种“信”，这不仅是源于生活习惯的依赖，更是祖传的“信”，每个建水人都收到过这个“信”。井水令一代一代建水人信任大地，安居乐业。生生之谓易，送水人不会怀疑，跟着祖先送水就行了。这一眼，令他成了一个保守派。破旧立新、怀疑旧物是这个时代的风气，改天换地，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大地，不再道法自然了。送水的人必须守旧，大地之水是旧的，从来没有进步过一滴。这个时代的目标是“先富起来”，送水的人像井一样，天然地自甘落伍。送水只能维持温饱，年复一年地送水，做这个活计更得不为所动。但是，只要水在，他就不会失业，也不必担心成本。人们信任他，只要他的马车一到，各家各户就提着桶走出来，仿佛他是一个大地派来施水的使者。井水维系着这座小城中人与人之间的“信”。建水的送水人诚实地信任着祖传的井，就像祖先们信任大地之水、开始之水。他通过日复一日运送这口唯一的井里的水，立其诚。送水的人像写诗一样，送的是大地的现成，大块假我以文章。这个工作微不足道，没有技术含量，有力气就能干。但是，必须有人干，不能须臾或缺。他的职业精神，就是每一次送水都要恭恭敬敬的，忠实于一口井。看建水人如何取水，送水人站在马车上，用瓢将桶中的水慢慢舀出，车旁的人双手捧着盆，捧至眼前，瓢里的水跃入盆中，如天地孕育出的精灵。送水人与取水人不说话，但凭借青色的一缕完成了最神秘的交流。偶尔，水沾湿额头，有一点凉，这是确定无疑的，大地之凉。

说实话，大板井的水与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没有多少区别，如果用技术检测的话，成分也不会有多大差异。但这是一种“信”，这种“信”非常古老，这是对起源、开始的“信”。人们迷信的是这个开始，通过对开始之水的迷信，人们永远记着祖先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定居。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是迷信。科学只看到水的分子构成：水（H2O）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无毒。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科学不知道这种“信”来自时间、经验、细节。井是文明照亮的，水不是一般的水；水中有“信”，是人们对于祖先和神灵的一种态度，水井唤起的是感激和敬畏。大板井的旁边不仅有龙王庙，还有无数的传说、诗歌，无数来自祖母们的自生自灭的箴言……没有人会为自来水公司建一座庙，虽然它的有无也生死攸关。人们喝水管里的水只是因为契约、抵押、担保、制度，所以不会对一个水表、一份供水合同恭恭敬敬。人们提心吊胆，担心着毁约。大地不会毁约，大地就是诚实。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是“信”，不是契约。

黎明，马蹄嗒嗒响起，送水的人来了，这是一个喜讯。有部电影叫作《都灵之马》。大风，灰沙弥漫，疯狂之马，最后几颗土豆，一群吉普赛人在荒野中找到一口干了的井。在整个世界上，井越来越少，一口接一口地少下去，现在，井就像诗一样卑贱而金贵。许多井已经不被信任，封了填了。有一次我在苏轼老家的井边跪下去，像信任他的诗那样信任着，捧起一口来喝掉，旁边的导游大喊：“喝不得！”他不信了。大地藏着毒药，不再信任井，这是一种新的觉，人类从来没有如此觉过，耶稣、佛陀、庄子、老子等的觉都是：井是好的，井就是诚实，可以信任、依靠。井藏着毒药，这种可怕的想法已经萌生。黑暗是什么？是送水的人不再来了。建水城可以信任，看啊，送水的马车来了！

马车从我身边经过，我坐在燃灯寺前，像五百年前的杨慎一样，端起茶碗，品着井水，品着“信”的滋味。

（选自于坚《建水记》，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有删改）

多个单独的动物合并成一个生物的现象并不是昆虫所独有。黏菌的细胞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在做着这样的事。起初，它们是一个个阿米巴状细胞在到处游动，吞吃着细菌，彼此疏远，互不接触，选举着清一色的保守党。然后，一阵铃声，一些特殊的细胞放出聚集素，其他细胞闻声立即聚集一起，排成星状，互相接触、融合，构成动作迟缓的小虫子，像鳟鱼一样结实，生出一个富丽堂皇的梗节，顶端带一个子实体，从这个子实体又生出下一代阿米巴状细胞，又要在同一块湿地上游来游去，一个个独往独来，雄心勃勃。

鲱鱼和其他鱼类的群体有时紧紧挤在一起，动作如此协调，以至于整个群体从功能上似乎是一个多头鱼组成的巨大生物。成群的飞鸟，特别是那些在纽芬兰近海岛屿的山坡上做窝的海鸟，同样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同步活动。

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动物中最具社会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赖，联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我们却并不经常感到我们的联合智慧。然而，我们也许是被联在一些电路里，以便贮存、处理、取出信息，因为这似乎是所有人类事务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活动。我们的生物功能，或许就是建筑某种丘。我们能够得到整个生物圈中所有的信息，那是以太阳光子流作为基本单位来到我们这儿的。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克服了随机性而重新安排成各种东西，比如，弹器、量子力学、后期四重唱，我们或许对于如何前进会有个更清楚的概念。电路好像还在，即使并不总是通着电。

科学中使用的通讯系统应能为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积累机制提供简洁而易操作的模型。齐曼在近期《自然》杂志上著文指出，“发明一种机制，把科学研究工作中获得的片断的知识系统地公布于世，一定算得上现代科学史上的关键性事件”。

（节选《作为生物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