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

侯发山

风从门缝里溜进来，“飕飕飕”，直往人的脸上扑、怀里钻，一家老小虽然都缩着膀子把自己藏在被窝里，还是给冻得瑟瑟发抖，仔细听，还能听到牙齿在打架。寒冬腊月，屋子里没有生火；如果把被子挂起来，稀薄得能看出人影，能不冷？隐约传来远处炸响的鞭炮，过年的味浓了，更衬托出家里的冷清。

儿子福来不时瞄一眼冰冷的灶台，似乎期待着奇迹发生，期待着灶膛燃起来，期待灶台上有温热的饭菜，也只是温热，喷香都是奢望。

不只是福来，康群山，还有他的老婆，小女儿麦香，虽说都躺在炕上，一个个都睁大着眼睛，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不是睡觉的时间，这是其一，除了冷，还有饿，哪能睡得着？今年春上，天旱，麦子连种子都没收回；到了秋天，有雨了，却大得吓人，像是老天爷的水缸漏了，把庄稼给毁得一塌糊涂，种一葫芦连两瓢也没收够，颗粒无收。

福来吸溜了一下鼻子，似乎闻到了尔居家传来的饭菜的香味，忍不住说道；“爹，我饿。”

康群山刚想骂句“饿死鬼托生”的，听到麦香说“我也饿”，他就把话咽了回去。

老婆说：“要不，你去康百万家借点？”

康群山叹口气，说；“今年已经借了康家八两银子、六斗麦子，一文一两都没还，咋再去张口呢？”

老婆又说；“每遭连年馑，康家都要施合粥棚，要不，我带孩子们去看看？”

康群山说：“今年是大年三十，人家不过年？这时候去，怕是不妥啊。”

这时候，忽然听到拍打柴门的声音，“扑嗒，扑嗒”，随着这声音，还有人在叫：“山哥，在家吗？日头都晒住屁股了还不起来。”

康群山不情愿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掩了掩衣襟，走过去打开了柴门一一原来是偃师掏烟囱的驼子。因为他常年游街穿村掏烟囱，把背都弄驼了，大伙儿就叫他驼子，倒不记得他姓啥叫啥了。

康群山咂吧了几下嘴，说：“驼子，今年俺家不构囱。”腊月二十三那天，他自己掏过了，通畅着呢。

驼子痞着脸说：“屁话，你家烟囱都不冒烟了，这不是堵了是啥？”

“……”康群山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若搁往年，这一天正是灶火忙碌的时候，除了洗洗涮，蒸包子，炸果子，炖猪肉，烧豆腐，从早忙到晚，吃罢年夜饭才消停。今年他家烟囱不冒烟，不是堵了，是根本就没生火，哪来的烟？若是生火，一是浪费柴禾，二是面缸都见底了，没米下锅啊。

驼子没去看康群山的脸色，只顾瞅着烟囱说：“山哥，若是掏出东西，你该付费付费；若是烟囱里没有东西，我拍拍屁股走人还不中？”

话说到这份上，康群山没有拒绝的理由。

驼子放下了鼓囊囊的背包，开始忙活。他让康群山回屋暖和，自己爬到了康家的屋顶，去检查烟囱的出口。康群山没有回屋，缩着膀子，站在院子里瞅着驼子折腾。驼子是给自己干活的，人家都不怕冷，自己怕冷？

也只是一袋烟的工夫，只听驼子叫道：“山哥，烟囱里还真有东西，怪不得不冒烟呢。”说着话，驼子从烟道里掏出一个小包裹。

连老鼠都不来他家光顾了，怎么会有东西呢？不像是老鼠所为啊。康群山心里咯噔了一下，紧接着，又咯噔了一下，咋给人家驼子报酬呢？一时间，康群山愁上加愁，上吊的心思都有了。

驼子猴子一样从房顶上出溜下来，也不征求康群山的意见，自作主张把那个小包裏打开了。

包裏打开的一瞬间，驼子，康群山，两个人都惊呆了，原来小包裏里包的不是破衣烂衫，而是一兜碎银子！

驼子查了查，不多不少，整整十两！

“山哥，这下你可过个肥年了……我拿走两文，算是报酬。”不管康群山是否同意，驼子拣起两枚铜钱，背起工具包，乐颠颠地走了。

等到驼子走后，康群山才回过神来，明白自己不是在做梦。

康群山带上银子出门采购年货的时候，得知整个康店村，凡是跟他家一样情况的，驼子都去掏烟囱了，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的烟囱里也都藏有十两银子！

当天晌午，站在邙山岭的康百万，看到整个康店村家家户户的烟自都溢出了烟，他的脸上漾出了笑意，对身边的驼子说：“好，你也回家过年吧……明年的年关你还来。”

驼子接过康百万给他的赏金，笑呵呵地走了。

（有删改）

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和谐世界是诗人们历来追求的境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诗歌创作中重要的题材，又是诗歌美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

在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重要的理论源头。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自然本性“德”，又禀赋了“气”而成了形态和形体之“形”。《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种以自然为法的精神影响了历代的中国诗人，而《庄子·齐物论》中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在许多优秀诗人的笔下，成为他们表现人生和世界最高的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这种境界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在中华优秀的诗歌长河中，形成了山水诗、边塞诗和田园诗的流派和传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范成大的“信步随芳草，迷途问小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歌佳句，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基因，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变成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人文理想和生命追求。

这种创作实践经过历代诗歌理论家和美学家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中国诗歌传统的重要理论主流。唐代王昌龄首提“意境”一词，并称“理入景体”“景物兼意入兴”；宋代范希文提出“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明代谢榛提出“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晚清王国维则在《人间词话》中完成了意境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也。”“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些为我们熟知又为许多人淡忘的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诗歌理论重要的内核——意境说。这种美学理想表现的是意与境、情与景、神与形、交相融洽，高度统一，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而其反映和表现的人类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境界。

作为中华诗歌传统中重要的财富，当代中国诗人十分重视在创作中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创造出更美、更加富于艺术魅力的诗篇。当代著名的青海诗人昌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范例。昌耀创作的大量诗篇，表现了青藏高原神奇的高山火川和人文精神，展示了高原大自然的天地精神和在这种精神熏陶下的人性魅力。昌耀在《答记者张晓颖问》一文中写道：“青海的大自然，青海壮美的山河，也给我的诗注入了一种阳刚之气，这对我的诗的风格的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高原养育了昌耀这位诗人，诗人昌耀又用笔创造了一座新的高原。

（摘编自叶延滨《人与世界和谐共处是中华诗歌中的传统精神宝库》）

矮象和硕鼠

方舟子

提起庞然大物，我们往往会想到象。象是现存最大的陆地动物，最大的非洲丛林象的身高能超过4米，体重能达到12吨。象刚生下来时的体重通常就有120千克。它们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习惯充满敬畏地称之为“大象”。

但是有一种象的形象很难让人给它冠以“大”字，它们成年时身高还不到1米，体重大约只有100千克，和猪的大小差不多——猪鼻子插葱有时的确是可以装象的。这样的矮象一定很可爱，可惜它们只生活在更新世，已在大约1万年前灭绝了。

矮象并不是大象的祖先，在它们之前大象早已进化出来了。相反，矮象是从大象进化来的。这些矮象的化石是在地中海的西西里岛和马耳他岛发现的。在地中海的其他岛屿，也有类似的矮象化石出土。大约600万年前，地中海的海水被部分或全部蒸发了，生活在大陆的大象得以迁移到这些岛屿。后来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些大象的后代与世隔绝，在岛上进化成了猪一般的矮象。

为什么大象的后代变成了“猪”了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问一下，为什么大象要把身体弄得那么庞大呢？原因很简单，身体庞大是它们保护自己的法宝。当大象的身体大到连老虎、狮子也望而生畏时，大象就没了天敌，可以自由自在地吃草。但是身体庞大也意味着要消耗大量的食物，一头成年大象每天要吃一两百千克的植物。而一个大象群体，通常有几百头大象，它们消耗的食物量大得惊人。

在地中海的岛屿上，没有大型的肉食动物需要抵御，大象身体庞大的优势消失了，劣势暴露了出来。在岛上，资源非常有限，没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一个大象群体，身体大的象饿死，身体小的象由于需要的食物量也少，反而容易生存下来。要维持一个500头大象的群体，可能至少需要几千平方千米的空间，但是要维持一个同等数量的矮象群体，有几十平方千米的地盘可能就足够了。这样，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大象的身体就变得越来越小。

不仅大象如此，其他大型食草动物到岛上繁衍后，由于没有天敌，也由于缺乏食物，它们后代的身体也会逐渐变小。

但是对俗称老鼠的啮齿动物来说，情形却正好相反。老鼠体型小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被天敌吃掉，因为身体小容易躲藏。到了岛上以后，没有那么多天敌，甚至根本就没有了天敌，没有必要再躲躲藏藏，身体小的劣势就暴露出来了，因为身体太小，热量容易散失，而且能吃的食物种类有限，比如粗一点的植物就咬不动。对老鼠来说，身体大一些反而更有优势。在岛上生活的啮齿动物的身体通常要比在大陆生活的大很多。例如弗洛里斯岛上原来生活着一种窟山鼠（已灭绝），和猫一样大。

不过，和在乌拉圭发现的一种豚鼠相比，窟山鼠就是小巫了：这种乌拉圭豚鼠比牛还大，体长3米，高1．5米，重达1吨，比矮象还要大得多。幸运的是这种可怕的硕鼠生活在200～400万年前。在当时，巴拿马地峡还未出现，南美洲和北美洲还是分离的，南美洲实际上是一个大岛，北美洲的剑齿虎等天敌还不能过去享用这些硕鼠。现在还生活在南美洲的花背豚鼠是硕鼠的近亲，而花背豚鼠的体长只有80厘米，体重只有15千克，这在现在的啮齿动物中已经算是大的了。

当大型的哺乳动物迁移到岛屿，它们的身体通常会逐渐矮化，而小型的哺乳动物则相反，它们的身体会逐渐巨化，这种现象被称为“岛屿法则”。这个进化速度会非常快。对88种岛屿哺乳动物的调查表明，它们的进化速度要比大陆哺乳动物快两倍。

人类的文化进化其实也存在类似的“岛屿法则”。对人类社会来说，“岛屿”并不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开放的岛国可以包容世界，自我封闭的大陆国家却是文化的岛屿。一个国家如果闭关锁国成了世界的孤岛，那么由于缺乏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和文化交流，也会很快地导致伟人矮化，鼠辈巨化。这样的国家，会一时成为“矮象”和“硕鼠”的天堂。但是不论是可爱的矮象还是可怕的硕鼠，终究还是都灭绝了。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荀子在《乐论》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的美学见解。

荀子曾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美的存在，并进而认为人的生理感官有感受美的能力，审美享受部分属于人的本能欲望。既然审美与生而自然的人类本性欲望有关，那么作为供人享受的“声”——音乐，当然也是其来有自的。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论》)“乐”于人的性情抒发，又给人以审美快感。“声音动静”是“乐”产生的基础，人和“乐”相辅相成，也相生相息，彼此间的这种存在关系本身，也就决定了“人不能无乐”。这样，荀子就表明了他对音乐的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看法，即“乐”关系着人的存在，是人基于自身本性的一种需要。

人需要“乐”，“乐”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乐”自身又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从音乐的基本性质来看，由于它源于人的性情抒发，所以也能感动人的性情，它对于人不具有强力制约，而只是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来感染之、教育之。因此“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论》)。从音乐表现的内容来看，它集中体现为一个“和”字。“乐之中和也”(《劝学》)，荀子甚至把它突出强调为“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乐论》)。关于音乐的形式，荀子认为，音乐强调表达，这种表达应该是“乐而不流”。他又从具体表现手段上，把音乐区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关于声乐，他说：“失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关于器乐，他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音乐演奏要先定一个中音作为基本音，用来确定乐调的谐和，然后再把各种乐器配合在一起，调整好节奏，一齐合奏来完成一支美妙的乐曲，由此可以看出，荀子不仅对音乐演奏极为熟悉，而且他也似乎有意识地把音乐演奏这种形式上的“合奏”，同音乐表现“中和”的内容密切联系起来。这里显示出荀子对音乐深刻而又独到的美学见解。

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这是荀子音乐美学思想中重点阐述的问题。他认为，好的音乐应该“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因此这种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乐论》)。荀子在这里自觉而明确地把音乐当作审美教育的有效工具，认为好的音乐可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驱逐危害人的“邪污之气”，并进而促使君臣上下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长少和顺，使整个社会的上下左右、人与人之间保持在和谐稳定的既定秩序之中，最终“移风易俗”，达到“天下皆宁”的理想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荀子无疑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

毋庸讳言，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优点和缺陷都十分突出。一方面，他把音乐与人的自然欲望、感性、快乐相联系，这不但肯定了音乐中感性因素的审美意义，而且确定了音乐和人的存在之间无法割断的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从而使音乐(包括其他艺术)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极大加强，这一思想的提出，使荀子在音乐的审美评判上几乎超过了他所有的前辈。另一方面，荀子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音乐治国、美育治国的教化思想，而且把这一思想作了相当片面的突出和发挥，人为赋予音乐以音乐之外的许多责任和义务，从而使他的音乐美学思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功利色彩。

(选自王长华《诗论与子论》之《荀子美学思想述评》，有删改)

①指南针（俗称罗盘）的发明和应用，与海上航路的开拓有着更直接关系。中国很早就利用人工技术和磁石的指极性来实现人工的地理定位，这对航海罗盘的发明和使用具有决定性意义，对海上航路的开拓具有密切关系。

②从目前能找到的历史文献资料看，最早将指南针用于较大规模航海的时间是在北宋宣和年间。宋代笔记《萍洲可谈》中讲到，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南宋时期，随着更大规模航海的出现，指南针已成为必备的主要航海仪器，应用更广泛。《诸蕃志》明确记载，“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为谨，毫厘之失，生死系矣”。

③使用罗盘航向定位，大大提高航行的安全性，与海图配合使用，成为古代远航的主要技术手段。罗盘一经华船普遍使用，很快被阿拉伯航海家接受。1181年出版的阿拉伯《商业宝鉴》，清楚讲到阿拉伯人模仿中国罗盘的制作和使用过程。阿拉伯语中，表示罗盘经度方位的词，就是中国闽南语中的“针”。12世纪，罗盘传到地中海，首先使用罗盘的是意大利商船。可一直到14世纪末，他们使用的罗盘都不如中国商船使用的罗盘准确度高。

④罗盘还可以用来记程，并导致航海图的出现和逐步完善。航海者依图计程，航程、航路也被叫作“针路”。13世纪南宋的一位官员赵汝适，比较精通航海业务，能够监视并制作标有航路和“针位”的各国地图。郑和船队所以能够在印度洋上来去自如，依靠的就是标有“针路”的海图。

⑤罗盘定位技术之所以很快传到印度洋、波斯湾以及红海沿海国家地区，既与中国船队经常停靠那里有关，也与中国航海人侨居在这些国家沿海城市有关。在那里，汇集着众多的来自阿拉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和水手，他们相互交流信息，完全可以从中国航海人那里获得有关罗盘的知识与航海图。航海图纷纷出现，与航海进入大航海之前的13世纪的航海第一盛期不无关系。目前可考的现存古海图是1311年绘制的一幅，标有罗盘方位线和边尺，边尺其实也是“针路”的进一步规范和明晰。罗盘使航海图的制作逐步进入定量制图阶段，为后来的大航海做了基础技术准备。

⑥中国早期使用的罗盘准确度相对高，但一般是“水罗盘”形式，或把磁针用灯芯草穿起，浮在水面上，或者置于人的指甲盖上，方式简单。相对准确的还有沈括的“缕旋法”，将指南针悬在无风处观察。比较完备的罗盘带有天干地支刻度，指示方位更明确。后来欧洲人做了改进，不用缕旋，改用支轴，俗称为“旱罗盘”。中国使用“旱罗盘”是从日本辗转引进的。一种技术输出，改进后再输回来，创新不断循环，体现了技术交流的可逆性特征。

（摘编自冯并《指南针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