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的限制与自由

①导演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近代戏剧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主流派认为，剧本是舞台艺术的基础，导演则是剧本的诠释者和体现者。导演创作，可以发展或充实剧本， 但却不能违背原作的立意与风格。从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美国的贝拉斯科、中国的焦菊隐等，都持这种观点。

②也有人认为，导演是现代戏剧的核心，他可以随意篡改或解构剧本，甚至干脆不要剧本，正如他有权设计布景，有权摆布演员，有权使用音响灯光一样.一些先锋派导演或理论家多持这种观点。如果把这种“导演中心”论限制在演出的范围内，还是有道理的，作为某种创新实验，更是无可厚非，但要推行于全部戏剧活动，恐怕就行不通了。

③导演的职责是排戏。作为整个创作群体的一员，导演的基本职责是把剧本搬到舞台上去，使文学形象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的舞台形象。而剧本，特别是那些久经考验的经典剧目，往往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内容，所以一个导演必须具备广博的社会、历史、人文知识，方能深入发掘原作的思想内涵，充分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风貌，其次，导演是演出的组织者。为了把各种艺术成分组织起来，融为一体，创造出和谐、统一的舞台形象，导演必须熟悉舞台艺术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第三，导演还承担着培养演员的责任。演员是舞台艺术的中心，当然也是导演的主要表现手段。选好演员，往往戏就成功了一半，好的导演，在排戏当中，能以各种方式启发演员，激起演员的创作欲望，从而大大提高演员的艺术表现能力。现代剧坛上的许多优秀演员，都是在一些著名导演的培养下，迅速成长起来的。

导演与剧组关系图

④导演艺术是以剧本为基础，以完整和谐的舞台艺术为表现形式的二度创作。导演创作不仅受到剧本的制约，而且必须在舞台艺术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进行。可以说，导演是戏剧艺术里限制最多，也最富挑战性的工作，是名副其实的戴着脚镣跳舞。所以，《艺术形态学》的作者莫.卡冈说，“导演是最少独立性的艺术，因为它是其他所有艺术的上层建筑，而它控制其他这些艺术，使它们互相‘迁就’，最终创造出以它们的综合为基础的新的艺术。”

⑤有时候，因为演员、舞台或社会环境的限制，即使是名家执导，也会把一些优秀剧作给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欧阳予倩先生曾先后三次执导曹禺的《日出》，每次都不一样。第一次（1937年2月）是个业余剧团，因为找不到扮演翠喜的演员和做效果的人，不得不删去整个第三幕，结果让专程赴上海观摩演出的曹禺很不高兴，认为它没有体现出原作的立意来。4个月后，欧阳予倩为中国旅行剧团导演《日出》，就保留了第三幕。为什么呢？因为该团是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聚焦了不少人才，可供导演支使，为其二度划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演出大获成功。特别是扮演翠喜的青年演员王荔，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欧阳山尊总管舞美灯光效果，做得也很有层次情调，台口处那面背对观众的空架衣镜和全剧繁复的音响效果，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曹禺看后非常满意。演员、布景、效果等舞台艺术条件对导演的制约，由此可见一斑。

⑥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导演又是戏剧艺术里表现手段最多，自由度最大的工作.对剧本，他有选择和修改的权力，对演员，他有遴选和调教的职责，对舞台艺术的方方面面，他有根据整体构思和排演的需要，随时进行调整的自由。限制与自由都是相对的，譬如有些剧本，本身平平，乏善可陈，但是到了优秀导演手里，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排出令观众耳目一新的好戏来。郭沫若的 《蔡文姬》（1959），又是写自己，又是替曹操翻案，主题分裂，台词啰嗦，就连作家本人都说它“很不成熟”。但幸运的是遇到了焦菊隐这样的好导演，焦弱化了作者对曹操文治武功的阿谀奉承，突出了蔡文姬的人生悲剧，刻意追求舞台艺术的民族化，使之成为那个朝代最富创意，也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⑦剧本是演出的基础，但不等于演出，演员、舞美、灯光、音响都很重要，但分开了就难以为戏，把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是导演，导演才是舞台演出的真正作者。

（选自《戏剧艺术十五讲》，有删改）

时光里的母亲树

用一棵站在时光里的树，去形容我的母亲，是最适合不过的。母亲是一棵站在时光里的树，这样想着，我的情感、我的眼睛就如沐了早春气息的泥土，润泽起来。

幼时，与小小的我相比，母亲自然是我眼中一棵高大的树，我需要仰着头看，也需要躲在她的枝叶下避风避雨，躲避炙热的日光与被风扬起的灰尘。母亲并非饱读诗书之人，也并非大富大贵之家的小姐，但是聪慧、美丽、坚强，这些美德与品质，格外恩赐地聚拢在母亲的身上。她是一位好母亲，在每一个刮风下雨的日子，她都会带着雨伞接我放学回家，一手打伞，一手搂着我的肩膀；她会在乡村夕阳的暮色中，满村子地唤我回家吃饭；会在我买不起漂亮裙子的时候，用压箱底的花布给我做漂亮的裙子；会在日子艰难的时候，变戏法似的，做出可口的饭菜。

我还记得，那时的母亲，是一棵开满了花的树，圆润而丰满，将生活调理得有滋有味。春天的时候，买不起风筝，母亲就找来彩纸和竹丝给我做，母亲做的风筝，特别顺合风的意，在故乡的田野上高高飘飞；没有娱乐设施，母亲就找远方的亲戚给我借来各种的图画书，夜晚的灯光下，一页一页讲给我听，声音动听清澈。那时，有这样一位母亲，枝叶繁茂，花朵满树，我是幸福的。我就像一只鸟儿，幸福无忧地在母亲这棵大树的空间里盘绕飞翔，一日日羽翼渐丰。

就像所有的树苗都要长大一样，我在时光的行走中，逐渐长大，大到可以用我的枝叶去呵护另一棵幼小的树苗。

当我结婚，生下儿子，我的角色转变了。幼小的儿子把我当成一棵树。走在街上，他的小手紧紧拉着我，说，妈妈，我怕丢；当天黑的时候，他钻进我的怀里，说，妈妈，我怕黑夜；当要出门的时候，他抱着我的腿说，妈妈，别丢下我。他稚嫩的声音，如一根琴弦，在我心的琴架上轻轻拨动。这种依赖性的拨动，早已引起了我的那颗作为母亲的心的颤动。此时，我忘记了我娇小的身躯，还很年轻的年纪，也早已忘记了我是父母枝叶下的鸟儿，而瞬间就变成了儿子的一棵大树，大到我有足够的能力与勇气来为儿子遮风挡雨，驱赶黑暗与胆怯。

而这时，我也猛然发现，母亲这棵树老了。不再有饱满新鲜的汁液，不再有繁茂的叶与花，甚至她的高度，也因为水分的丧失，有些许的降低。

那是春日的时候，母亲生日，我牵着儿子回家为母亲祝寿。当稚嫩的儿子和母亲站在一起，一个是面色红润，一个是华发苍苍，甚至儿子拔高的身子也与母亲的高度相差不多。儿子和母亲嬉闹着玩，他疯也似的跑，母亲蹒跚着四处追赶他的脚步，虽是很慢的速度，也累得气喘吁吁。我看着看着，突然一阵酸楚从心底涌王来，眼泪盈眶。此时的情景，如同我幼时与母亲的一幕幕的重演，只是那时，我总能被母亲捉到，还能被母亲抱起，举得高高的。

而现在，这样的快乐依旧在，只是，角色换成了我和儿子，母亲变成了一个旁观者。

母亲、我、儿子，我们都是一棵树。当我的这棵树从幼苗慢慢成长时，母亲的那棵树就慢慢枯萎老去；当儿子的这棵幼苗慢慢成长时，我也一点点地在岁月里老去。这种逆向的相对生长结出的是浓浓亲情，暖暖地，缓缓地，将生命一代一代传递。

在摩洛哥西部平原上，有一种树叫“蓬迪卡萨里尼特”，树名的意思是“善良的母亲”。这种树每到春天便从根上萌生许多幼苗，这些幼苗在大树的周围丛生，就像小孩依偎在母亲的身旁。这种树的花球凋落时，在花球的蒂托处会结出一个椭圆形的奶苞，奶苞里会淌出黄褐色的汁液，在苞头的顶端生长了一个奶管。黄色的汁液由奶管向下滴落，在下面等待的幼苗纷纷用自己狭长的叶片吸吮奶汁，促使自己生长发育。等到小树长大后，大树会从根部与幼苗断裂，开始凋零自己的树叶，以便让小树充分接受阳光雨露。

我为这样的“母亲树”感动得流泪，更为母亲流泪。原来，每一棵叫作母亲的树，都有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为了抚育自己的孩子，她们不惜牺牲自己，忍受岁月带来的伤痛，用心去爱，直到这棵树不再抽芽，不再开花，化为春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