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对于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以往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A．由于数字化记忆的发展，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发生了反转，记忆变得更加容易。

B．人的主体身份所以被数据化，是因为个人信息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太高。

C．“被遗忘权”和“隐私权”的提出都是为了对抗大数据，不过前者更积极一些。

D．我们要对抗数字化记忆霸权，就要成为数据控制者并构建他人的数字化记忆。

父亲的老房子余开泰

傍晚，母亲打来了电话，说拆了一半的老房子终于被雨水冲垮了，院子里只剩下一堆红土。

六年前，父亲从医院回来对母亲说：“我要建一栋新房子！”母亲一愣：“我们哪来的钱呢？”父亲说：“我这病怕是治不好了，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完成。那就是为你建一栋新房子，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你的!”

那时家里住的房子是爷爷二十多年前建的。是一栋土砖房，有四个房间，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虽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爷爷也已经去世，土砖房的墙上也有了一些黑色的印子，甚至有些地方还开了裂，瓦楞上长满了野草，窗棂也被某些小动物啃啮过，但是在村里依然没有落伍，可是现在父亲却坚持要把它拆掉。

母亲沉默了，扎竹扫帚的速度越来越快。

老房子被推倒了，工人们挑来了一担担红色的泥土，板车运来了一堆堆沙石、瓦片和木头，院子里一派热火朝天。

一个月后，房子就建好了——那是一栋两层的土坯房。父亲还请人在墙壁上刷了一层石灰。乔迁宴上，父亲开心地陪客人们喝酒，父亲过去从不喝酒，但那一天他喝了很多，母亲一直在厨房里忙碌，我看见她的眼角挂着泪珠。

半年后，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妹妹也考上了高中。而父亲的病更严重了，严重得已经没有办法去外面打工，只好呆在家里帮母亲没日没夜地扎竹扫帚。

毕业后，我在老家县城的一所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后来，我认识了女朋友小莉——一位漂亮的幼儿园老师。

元旦放假，我邀请小莉来到了我的老家。小莉说，老家就像一幅水墨画，漂亮极了!不过就是上厕所有点不太方便。

临走时，我对父亲说，我要在老房子旁边建一栋新房子。母亲有些担心地说，如果建一栋新房子我们家就有了两栋房子，按照一户一宅的政策，多余的一栋房子就会被政府拆掉。父亲一愣，嘴角蠕动了几下，接着沉默了。

轰隆轰隆的挖掘机开过来了，大卡车也从远方运来了一堆堆沙石、砖头、水泥和钢筋。工人们砌墙的砌墙，搬砖的搬砖，一个多月后，新房子就建好了。

那是一栋三室两厅，两层半的小洋楼。我们又请来了装修师傅，在房子里装上了水电，刷上了乳胶漆，贴上了瓷砖，铺上了大理石。

寒假，我和小莉结婚了，我们搬进了新房，父母、妹妹也搬进了新房。我们一家人住在新房子里，其乐融融。不过母亲每天都会陪父亲去旁边的老房子里走一走，看一看。

寒假过去了，学校开学了，我和小莉返回了县城。

周三的下午，母亲焦急地打来了电话，她说村里开始拆空心房、危房了。

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周六我接他去县城的医院看病。医生悄悄地对我说，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没法治了。

回来的时候，父亲一直盯着村口那些被拆的房子。我知道，父亲是在担心家里的老房子。

又是一个周三的下午，母亲带着哭腔打来了电话，说挖掘机已经开到了我们家，老房子就要被拆了。我赶紧叫上小莉一起回家。

老房子的周围站满了人，挖掘机就停在院子里，几位乡干部正在和我父母宣讲政策。乡干部说农村只允许一户一宅，我们家有了新房子，老房子就应该拆掉。挖掘机喘着粗气开了过去，“咔嚓”的一声，老房子的屋顶就被掀掉了，房梁、檩子、瓦片洒落得到处都是……

父亲像疯了一般地扑了过去，抱着墙壁一动也不动，任凭瓦砾砖块打在身上。父亲像一只巨大的蜻蜓钉在荷叶上，捍卫着自己的领土，又像一只发怒的母鸡，张开着翅膀护卫着未成年的幼崽。

挖掘机停了下来，母亲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哭着对乡干部说，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挨不了几天，剩下的墙壁就过一段时间再拆吧。

挖掘机喘着粗气走了，父亲坐在墙根下久久不愿离开。

晚上，母亲喂父亲喝了一小碗粥。喝完粥，父亲让我打着手电陪着他去老房子里转一转。

老房子的屋顶被掀掉了，房梁、檩子、瓦片散落得到处都是，月光穿过屋顶，斜斜地照在老房子里，散落在地上的房梁、檩子、瓦片泛着惨白惨白的光。父亲蹲下身子，抚摸着散落在地上的房梁、檩子和瓦片，就像过去抚摸我和妹妹的头一样，充满了柔情。

父亲头痛了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

今年的雨水特别充沛，秋雨一下就是十几天，门前的柿子树、酸枣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雨中摇来摇去。

母亲说昨天晚上，风雨大作，大概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院子里“轰隆”地一声巨响。第二天起来一看，老房子不见了，院子里只剩下一堆红土。

（选自余开泰《红土地上的骆驼》，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