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器的角度看，一把好的琵琶，声音好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呢？这实在是个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的问题。不过办法总是有的，直接、正面回答不上来，可以间接、侧面回答，最现成而著名的答案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那句“大珠小珠落玉盘”。然而，“珠落玉盘”所发出的压根就不是“乐音”。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来，人们不但认可而且还无数次地引用这句话呢？我想，它至少道出了琵琶发音上的两个重要特点：弹拨乐器而具有某些打击乐器的发音效果；声音上要具备珠与玉的美学品质。

我国历来把“珠”和“玉”视为“珍宝”，或者说它们是中国人“美的理想”。在大自然中，很少有接近球形正圆体的天成之物，而“珠”能接近正圆体，这恐怕是珠能引起美感的原因之一，所谓“物以稀为贵”。而“玉”则致密、细腻，是一种“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握在手里还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感，这里“温”“润”“泽”都带有三点水，这使人联想起悦耳的“乐音”有“水灵灵”的特性。珠与玉都有一种光彩，这光彩粗看并不“耀眼”、“逼人”，但细察则“绚烂之极”，即所谓东方人的含蓄之美。说“声音上要具备珠与玉的美学品质”，具体地也是笨拙地说，就是声音要具有圆润、饱满、结实、细腻、有分量、有光泽、水灵灵等性质。把一类事物的特性比附到另一类不同的事物上去，或者说把一种感官对象的性质移到另一种感官对象上去，这在修辞学上叫“通感”或“移觉”。例如，用“高”“低”和“明亮”“甘甜”来称呼和形容声音。事实上作为听觉对象的声音，并不具有空间上的高低位置以及视觉对象和味觉对象才有的明亮、甘甜的性质，之所以这样来称呼和形容，就是“通感”的原理在起作用。

用“珠落玉盘”来描述琵琶的声音，浅层是“比喻”以“拟声”，深层是“通感”以“会意”。它不但在制作上，同时也在演奏上为琵琶的基本音质作了“指归”——“珠玉之美”。这话也许反过来说更有力，在中国的民族乐器中，其发音最具珠玉之美的，是琵琶。

其实，单从制作上来要求好的琵琶声音，历来也是有正面、直接而具体的标准的，那就是行话所说的：“尖”，指高音区的发音明亮；“堂”，指低音区的发音洪亮；“松”，指按弹时发音灵敏，余音强而长；“脆”，指发音清脆；“爆”，指发音坚实而有分量。中国传统的琵琶音乐，文曲讲究余韵，武曲注重声势。因丝弦琵琶的丝弦张力小的缘故，也许在“余韵”和“声势”方面往往会感到不足，所以提出了从字面上看有点矫枉过正的五字标准，尤其是那个“尖”字，越来越难以使人认可，故已有人把它改为“亮”了。但对钢弦琵琶而言，这五条标准怕的不是做不到，而是过了头。所以把这五条标准结合“珠玉之美”这一条来综合考察，对怎样的琵琶声音才算好的理解，应该是有裨益的。

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1958年，茹志鹃写成了短篇小说《百合花》，作品先后寄出去两次，都被退了回来，最后终于在《延河》上发表了。就在小说发表三个月之后，茅盾向读者推荐了它，这一—给她以起死回生的力量。

菇志鹃因《百合花》而成名，在荣誉面前，她考虑的是更艰苦的攀登。她以茅盾的鼓励为动力，在创作领地里开始了更加辛勤的耕耘。茅盾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是她创作丰收的一年。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评价的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纭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之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芽儿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的、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是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也是延续的。”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菇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里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忱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和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菇志鹃“文化大革命”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称茹志鹃为由“百合花”般的清新、俊逸演变为“耐咀嚼，有回味的静夜萧声"。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

（摘编自孙瑞珍《茹志鹃》）

相关链接：

①我总感到，茹志鹃身上有一股正气，不骄不娇，无私真诚，对上从不媚颜，对下从不施压，她表里如一，严于律已，宽厚待人。

（选自彭新琪《风雨百合花——怀念茹志鹃》）

②进入新时期以后，茹志鹃的视野变得更宽广而深邃，作品“从微笑到沉思”，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创作风格有所发展。

（选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