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风骨

江南鹤

那年，我到天津总医院探望孙犁先生。他躺在病床上，两只眼睛是白色的。我看到大吃一惊，站在旁边的一位阿姨说，他的眼睛得了白内障。孙犁先生发现有人来，眨了眨眼，大声说：“去忙去吧，忙去吧。”旁边那个阿姨又说：“你别往心里去，谁来了，孙先生都这么说。”我站在孙犁先生面前，背了他写的书的书名，那些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陋巷集》《晚华集》《老荒集》《如云集》等。孙犁先生听了，点了点头。我转身离开了病房。不久，我从《天津日报》上看到，作家铁凝来天津领奖，特意到总医院看望孙犁先生。当听了铁凝的自我介绍之后，孙犁说了一句：“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说罢，便流下眼泪。铁凝也是泪眼汪汪。报纸上还特意配发了一张这两位作家见面时的照片——孙犁先生侧身躺在病床上，注视着铁凝。又过了不久，孙犁先生便去世了。

我再次从书架上翻出孙犁先生的《如云集》《晚华集》《老荒集》等十本书。这十本书除个别篇章外，大部分写于1976年至1995年。读完这十本书后，我内心产生强烈的震撼，十本书里没有一句是废话，没有一句是空话。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人，我从中受益良多。这些文字是孙犁先生饱经沧桑后血和泪的结晶，从这近百万字的作品里我提炼出两个字：风骨！

孙犁先生的风骨！

风骨，我个人理解是文章的风格、做人的骨气。而作为文人，还要有一颗文心和一根文骨。孙犁先生的文章，清纯雅致、朴素自然，似山溪汩汩流淌，像春风拂人衣袂。而在做人上，孙犁先生宁静淡泊，志存高远。他的作品语言十分古朴，句中时有点睛之语。“凡能厚着脸皮批判别人的人，他在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时，脸皮也很厚。”(见《风烛庵杂记》)“对我来说，人在青春，才能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见《陋巷集》之《太湖》)

作家贾平凹在其散文《孙犁论》里说：“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地去，却没有仙风道骨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时下的中国，尤其天津大码头上，真是不可思议……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作的能量多大……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老辣得没有几人能够匹敌。举一个例子，舞台上有人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可以称得‘活诸葛’，但‘活诸葛’毕竟不是真正的诸葛。明白了要做‘活诸葛’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在。”

孙犁先生曾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赠作家铁凝。后来，铁凝撰文回忆说：“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

孙犁先生曾说过：“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我想，孙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

作家金梅说：“但凡堪称‘读书人’者，多系不慕富贵，远离官场，甘于寂寞，潜心学问(包括写作)，刚正不阿，清风亮节之士。孙犁当此称谓而无愧。”

让我们神闲气定地阅读孙犁先生的作品吧。

(有删改)

历史唇边流出的另一种卓越

梁言

大雪茫茫的北国，四野银妆素裹，田地、树木、屋舍、山岗都失去了原色，包孕到纯白一片的雪的世界中。

然而，有经验的人，却可以准确地发现村落的水井，奥秘何在？原来冰封雪冻之时，井口会升腾起袅袅热气，这是因为井底的泉眼源源不断地涌出暖暖的地下水，以至井口像刚揭盖的蒸笼，成为雪地奇观。

大自然的风雪，封不住一口小小的水井，社会的风雪，也封不住千百年来文化精英们的喷涌的才情。无论历史如何酷烈，铁骑狼烟肆虐也好，皇权凌压也好，诗文之热气仍在“雪地”顽强地升腾，这无数心泉，汇成中国文化的潜流，千百年来在万民心中流动。

这种历史唇边流淌出的卓越，有我们十分习惯接受的一种，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之类，先贤的文字，已化为民族的一种精神规范，成为母语教育的基本范文，后贤选用这些诗文，作为弘扬人生大义的例文，作为对后代施行文化熏陶的主页，对此人们完全认可，并无异议。

然而，历史文化井口喷涌的仅仅是富有治国平天下政治大义或人生大义的话语吗？

当代诗人刘向东说，“我直到出了大学校门，也没把（李白的20字《静夜思》）诗意读充分”。为什么“床前明月光”这样明白如话的诗，诗意那么难领会？这或许因为刘向东这代人以及现在的学子们所受的文化教育，缺乏一个读生活抒情诗（包括亲情、友情、爱情诗）的“共鸣腔”。

正如直到张爱玲冷寂30年之后我们才重新“发现”了张爱玲一样，我们在选择文化熏陶标本时，过于注重教化色彩，过于轻视生活色彩；过于强调政治层面的内蕴，过于轻视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尽管人人会有风花雪月，人人会遭遇爱情，然而风花雪月至今是贬义。未接受过细腻、温馨、甜蜜、苦涩感情洗礼的一代人，能与苏东坡在“明月夜、短松岗”对亡妻的悼念之情共鸣？又是什么抑制了我们的感悟能力？

评论家张远山先生曾专文为“风花雪月”鸣不平，他说：“愤怒的诗歌属于革命，深刻诗歌属于哲学。我要描述的诗歌，是吟咏风花雪月的诗歌，我要赞美的行为是对风花雪月的附庸风雅”，“人类的天性正是在追求幸福生活具体化为追求风花雪月、喜欢附庸风雅中趋向完美。”且不论张先生的立论是否周密，社会发展实践已充分证明，文化的多元化促进社会的民主、文明、进步，文化的单一化必然造成社会的僵化、愚昧、暴力。对于古代不同风格的文化遗产，我们还是宽容些好。深入些说“让人人有权利享受风花雪月，是革命的目的；让人人有能力享受风花雪月，则是哲学的目的”（张远山语）。

当我们不再视从《诗经》到《荷塘月色》所引的《采莲曲》中那些描绘日常生活中最细腻、内在、最温馨、最隐蔽的儿女长情为洪水猛兽、道德败坏“小资情调”时，我们才有可能解除心理防范去体悟那些风花雪月的韵致，也只有在具备相当的艺术素养之后，才可能渐渐与古代才子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事实上，建国以来的众多知识分子，包括笔者在内的语文界人士，非常缺乏风花雪月熏陶，这已形成难以弥救的精神缺失。

要感悟自由的李白、超脱的王维、多情的柳永、悲怆的辛弃疾、凄愁的李煜……最好先抹去把诗人按政治需求划分等级的人为界限，聆听他们心中那口泉眼涌出的真情。作为现代人，我们有权利承接华夏一切优秀文化，有权品味历史唇边流淌出的所有卓越。

（摘自2001年第7期《读写月报》）

想必大家都知道鲁迅，老舍，巴金等著名文学家，却很少听说最近二三十年有哪些很出名的文学大师，现今信息极为发达，也没听说我国有哪些文学作品闻名中外或洛阳纸贵轰动一时。莫言如今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按理讲，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文人，他的作品应当成为全民族的骄傲。然而也没有听说其作品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现实中对他的作品了解的人却很少，甚至不少有文化的人不喜欢他的作品。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摘自网络并改编）

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进

司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无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己。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于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作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 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