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至清代早期，以福建、广东等各中国东南港口与日本长崎港之间的“唐船贸易”亦进入高潮。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海外贸易只限制在长崎一港，中国沿海倭患断绝后，两国贸易逐渐恢复正常。中国大宗输出货物为生丝与糖，获利丰厚。一艘中国“唐船”载货量就可以换银数十万两。明代覆亡后，盘踞东南沿海的南明，以及郑成功，都“每岁发船渡长崎，货殖以厚军备之利”。

这时，一向平静而繁荣的海上丝路上终于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帆影：1573年春，两艘西班牙加利安大帆船（Galleon），满载着来自美洲、用于购买中国丝绸瓷器以及东南亚香料的白银，在菲律宾马尼拉港靠岸，这一事件正式标志着中国被纳入了西方航海强国的环球大贸易体系。从1572年开始，运载香料、丝绸、瓷器以及水果等货物的中国商船便逐渐前往马尼拉。而从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西班牙大帆船单艘吨位也突破700吨。至18世纪中期，墨西哥进口商品总值中的60%以上，都来自中国丝绸与瓷器。在如雪崩般涌入的中国纺织物面前，西班牙本土纺织业急剧衰落，1600年，急于改变局面的西班牙王室宣布禁止在西属美洲种植桑树，然而来自中国的生丝却使墨西哥纺织工业得以延续。

除了丝绸与瓷器，另一种中国本土的独特出产引发了欧洲的兴趣：1559年，意大利人拉木学（Ramusio）在《航海与旅行》一书中引述波斯人哈扎·马和木的叙述，称在遥远的中国，于Kuangfu（广州）种植着一种神奇的植物，不论鲜湿或者风干，都可用这种神奇植物熬成饮料，如果空腹饮下，能够祛除热证、头疼、胃疼。这是欧洲关于中国茶叶有史可考的最早记载。16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将少量中国与日本出产的茶叶贩运至荷兰本土，并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到了1735年，仅仅是荷兰进口的亚洲茶叶已经达到835万磅，而新兴的海上贸易强国英国更是后来居上，在18世纪后半叶，每年从亚洲输入的茶叶达到3000万磅。

这是中国主导的海上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来自欧洲，旨在换取丝绸与茶叶的白银滚滚涌入：通过西葡两国主导的中国―菲律宾―美洲三角贸易，自1571至1643年，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原来拥有白银总量的六分之一，总计高达4000万库平两以上。英国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通过茶叶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也达到5800万两以上。白银的大量流入，促使明代政府进行财政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然而，负面影响则是明代政府失去了对于流通中大多数贵金属货币的主导权。美洲舶来银币因为其成色佳，形制重量标准化程度高而逐渐成为民间流通货币，并导致以宝钞为中心的官方货币信用体系崩溃。不仅如此，赋税的货币化与大量白银进入流通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或者出现极大的波动，米价最多在每石0.2两和0.8两白银之间浮动，加剧了普通雇农与小农的破产，最终动摇了中华帝国赖以生存的最大基石。

（节选自朱步冲《海上丝绸之路：古典全球化时代》）

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

王岳川

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之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以后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而西方基督神学的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东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逐渐减轻以至于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菜、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义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思想界究竟该接受谁？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迷失与失落。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从而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力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的建筑——这里指的主要是大型的、有纪念价值的建筑——大致有两类:一类主要是用石头建造的，叫石构建筑；一类主要是用木头建造的，叫木构建筑。石构建筑由于材质的原因，不易腐朽或毁坏；即使因客观原因如雷击或战争等毁坏了，也能留下残垣断壁或曰废墟。木构建筑则不同，即使没有天灾人祸，也容易朽蚀，故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遗存极少。

由于这样的原因，石构建筑毁坏后留下的废墟，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好像真的成了“凝固的音乐”。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残垣断壁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不是垃圾，而且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珍惜。这就形成一种文化，即“废墟文化”。废墟因受到尊重并受到保护，从而成为审美对象，继而产生“废墟美学”的概念。欧洲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建筑毁坏后，极少有原地重建的现象，而都将它们作为一个珍贵的时代标志予以尊重和保护，乃至一块妨碍走路的“乱石”都不许随意挪动。

与此相反，我们中国的宫殿或庙宇毁掉了，就得赶紧在原址修复或重建，否则即使留下残垣断壁，也会很快被民间搬抢一空（这里指的是需要宫殿的时代）。无怪乎，在明代以前的几千年间，我们有那么多辉煌的宫殿建筑都没有留下一处像样的废墟遗址！因此我们的建筑文化中缺乏废墟文化，从而也缺乏对废墟美的认知和欣赏能力。

然而，说我们中国不见废墟文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废墟或缺乏废墟资源。我们是个有着悠久的“墙文化”的国家。不仅有万里长城，我们古代的几乎每个城池都有城墙，它们可都是石构建筑，有500到3000年的历史，大部分已沦为废墟。作为建筑单体，长城的原始工程量不仅超过国外任何古代的大型单体建筑，甚至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型建筑的总和！再说，我国历代的皇家建筑和贵冑府邸并不全是木构建筑，像天坛祈年殿、故宫太和殿的须弥座以及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等是多么壮观的石构建筑。

废墟的文物价值就在于其残破过程的历史真实性。正是这种真实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讯息，是活的历史化石或活的历史教科书。残缺美是废墟美的哲学前提。而废墟美是废墟文化的核心。就以对待长城废墟为例：如果说以“修旧如旧”的名义修复的司马台长城对于“修旧如新”的八达岭长城或慕田峪长城来说是一个进步，那么目前正在以“修旧如旧，随旧随残”的理念修缮的京郊箭扣长城则又超越司马台长城而向前迈了一步。

（节选自叶廷芳《再谈废墟之美》

水·凤凰·沈从文

①沈从文曾说过：“我情感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受业的学校，可以说永远设在水边。我学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关系。”

②的确如此。且不说14岁以前的沈从文是在故乡凤凰小城的一条沱江里泡大的，即便14岁以后到20岁离开湘西去北京“碰运气”以前，他也一直流浪于沅水上下游的各个大小水码头。他最流连忘返的是那里的一条条湿漉漉的河街，最看不厌的是那些水上人的作息，最不能忘情的是这些水上人相吵相骂相爱相谑的言行。

③对沈从文性格塑造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故乡——凤凰的那条清丽秀美的沱江。他在这里的日光下，认识了大千世界稀奇的色，微妙的光，以及万汇百物的动与静。他在这里尤其学会了思索与想象。为了能同这里的自然亲近，他学会了逃学，学会了游泳，甚至学会了撒谎。逃学、撒谎被学校或家庭任何一方发现后，少不了都是一顿体罚，但他却从不因此而懊悔。因为体罚虽限制了他“乱跑”的自由，想象却生出了翅膀，使他凭经验想到了河中鳜鱼被钓起后泼刺的情形，想到了满天放飞的风筝，想到了山里歌呼的黄鹂，想到了树上累累的果实……他认为他的一生，之所以“不安于当前事物，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都应当溯源于这份因为要亲近自然而养成的逃学习惯，以及在逃学的处罚中炼就的爱思索爱幻想的品性。

④1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凤凰，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便是那一川藏着梦幻般美丽的沱江水。15年后的今天，为寻梦我又来到了凤凰城东门沱江转弯处的沙湾水面旁，沿着被堆翠凝蓝的崖岸染绿的河水，我走进沈从文故居的仓屋，我仿佛看到被雨水浇得如落汤鸡的似的小从文，正被罚跪在这房中的一个角落。可他竟能从檐溜的滴沥声中做着横海扬帆的美梦，口中还喃喃自语：“孤独一点寂寞一点算什么，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才会发现，原来还有一个你自己。”或许是拥了这份倔强，这份自主与从容，这个生长于偏僻小城里的野精灵，20多年后，才奇迹般地震动了大中国的文坛。

⑤走完了86年艰难坎坷的人生旅途，沈从文又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凤凰故里。他的骨灰一半抛到了沱江的沙湾，一半撒在了沙湾不远处的高崖边。这里没有墓圈，没有坟丘，只有一块从山崖上掉落下来的五彩石，周围生长着杂树绿竹和虎耳草，地面上是一片散落的鹅卵石。就着五彩石两侧不大的光面，一面刻着根据沈从文手迹略略放大的四句偈语：“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能认识‘人’。”另一面刻着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女士撰写的一首诔辞：“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首诔辞其实是一首“藏尾诗”，把句尾的四字连起来，就是“从文让人”。是的，沈从文从来都是“让人”的，从来都是默默地承受着加于他头上的一切不幸的。但沈从文又是极为坚定极为自信的，他生前手书的四句偈语，分明明确地警示着世人：谁如果不按照他的思索，去思索他和他笔下所描绘的人，谁就别想真正地理解他和认识他所塑造的“人”！伫立于这块最不像坟墓的坟墓前，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沈从文如下的话语：人生是一本永远翻看不完的大书，我只是翻看得太快，看到了许多不该看到的内容，我得好好地休息一会了。于是这位一生都在歌颂自然生命的自然之子，又回到了自然的怀抱，永远与高崖为伴，聆听着沱江那美妙动人的水声。

⑥水造就了沈从文，水赋予沈从文水的性格。水似乎最柔弱，其实最刚强。它既能随方就圆又能决堤溃防；它既兼容并包又泾渭分明；它在温柔平静中隐伏着澎湃的热情；它能粘合住最卑微的人生，又能幻化出多彩的云霞。水就是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