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多元的文化格局是中国文化长期延续发展的保障。在中国历史上，对于龙文化的崇拜始终是主流的文化，无论是伏羲女娲时期还是夏商周时期，甚至是明清时期，这种信仰始终没有改变过。到了晚清时期，黄龙旗还成为国旗在国际上交流，代表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传播。历史上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主导国家政权，总是将龙作为帝王的化身，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化身，同时也是整个民族最为吉祥的符号，这是共识。在传统国家体制下，民众也有自己的信仰空间，各民族也有自己的信仰，多元化保障了文化的多样性。一体与多元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也形成和谐的文化生态，这样就避免了尖锐的文化冲突。中国历史上曾经有着民族间的征战，但是并不存在尖锐的内部的文化冲突，文化是多元共生的，又是统一的。

中国文化的包容开放与创新支持文化长期延续。中国的龙文化不是保守的，而是不断调适的、包容的，形成了博大丰富的内涵。曾经有帝王想独占龙文化的资源，但是这份全民族的宝藏必须民族成员共享。所以我们看到，民间也在享用龙文化这一符号，比如龙舟竞渡。两宋以来，民间社会龙舟竞渡蔚为大观，极大地促进了文化认同，形成了官民一体的共同习俗。外来的佛教的龙文化进入中国，很快就加入了中国龙文化体系，而随着海洋文化的拓展，龙王的文化发展起来了，于是有了四海龙王。现在我们分不清哪些是原始的龙文化，哪些是后期加入的龙文化，也分不清哪些是外来的龙文化，哪些是本土的龙文化。龙文化的发展容纳中外古今文化精华为一体，所以与时俱进，日新其业，生生不息。中国文化连续不断是一种发展的创新性的延续，绝不是固步自封。

龙文化符号化为智慧的化身，也保障了中国文化的联系不断。《周易》之《乾》卦，以龙为喻，深刻表现了中庸平和的生活态度。强调潜龙在渊、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不同状态下的不同的生活态度。终日乾乾之谨慎始终是正面的态度，而亢龙有悔则是对于冒进的警告。这样一种以龙为喻的生活智慧，保障了文明的稳健发展、持续发展，防范轻率的态度造成文明的中断。在今天看来，这种态度依然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基本姿态。

所以，作为“龙的传人”，中华文明起源于八千年前，经过了三千年的演进，在五千年前形成了成熟的文明与多元一体的形态，形成了具有认同感的符号，开始“龙的传人”的整体迸程。经过五千年的包容创新性发展，具有不可战胜的韧性与活力，在当今世界呈现出无限的活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是建立在这样坚实的文化基础之上。

（节选自田兆元《“龙的传人”文化符号形成的历史依据》，有删改）

草地上烧焦的十字架

陈若羲

敏敏很后悔没借辆车开来亚凯市。她在巴士站转了一阵才找到表舅说的七路巴士。站牌下的木头凳上坐着一位大块头的黑人老妇。

“咳！”敏敏微笑地向先到的候车客打声招呼，“等了很久吗?”

“还好，我也才到。”老太太盯着敏敏的脸瞧了一会儿，和气地问道：“韩国人?”

“我长得很像典型的韩国人，对吗?”敏敏有些忍俊不禁，故意不置可否地反问一句。

“唔，不像中国人嘛！”老太太颇有自信地辩解：“至少不像我见到的中国女人。”

老太虽然说话绕圈子，但不失风趣，敏敏也就姑妄听之。“不过你说的中国人，”她还是希望有所区别，“指的是香港来的吗?”

“香港和台湾都有。信不信由你，我光从房子上就能一眼认出他们！”

“不会吧，你在开玩笑！”敏敏觉得好笑。

“你不知道，台湾人一来，总是大兴土木。那可都是一些五十万以上，至少三房两厅的房子哪！但这些台湾人还觉得不够好，也不够大。他们把车库扩大，甚至再加层楼。你以为一营军人要开来吧?不，只住三四口人而已。”

“香港人不同了。他们一来先砍树。几十年的松树，一眨眼给锯掉了！接着就筑起一道高高的水泥墙，把自己圈在里面。”

“是吗?”敏敏虽有些迟疑，已深感惭愧了。“你说的那条街是哪里?”

“波顿街。”

“什么?那正是我要去的街嘛？”

“真的?但是，你不会住那儿吧?”老太太一脸狐疑。“我一个礼拜上工好几趟，怎么没见过你？”

“我也正要去打工。”这个借口编得不算离谱。

“原来如此。”老太太兴奋地竖起食指猜测了，“你是给……中国人做？”

“嗯。波顿街三十号。”

“它的隔壁，二十四号，是我的一位东家啊！”

老人家惊喜交加，粗壮的手掌重重地落在敏敏肩上。须臾，她又疑惑地缩回去了。

“可是，自从发生那件事后，这对夫妇就走了，房子没人住嘛。”

“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来了一辆空车，两人上去。敏敏紧挨着老太太坐，成心为表舅打听些消息。

半个月前，表舅妈气急败坏地宣布：“亚凯市不能待了，种族歧视！”原来夫妻俩晚上十点多返家时，发现门前草坪上有一个烧焦的十字架。向朋友打听后，才知那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白人种族优越主义者组成的三K党，用以表达种族歧视的恐吓手段。三K党自以十字架代表正义，在谁家门口烧十字架，即是大祸即将临门的警告。表舅报警后，警察答应全力侦办，但舅妈还是坐立不安。

“仅是一桩偶发事件嘛，他们却瞎紧张！老太太幸灾乐祸似的。“你知道吗?当时警车就来了几辆，又是记者拍照，挨家采访……有些中国人呀，吓得门都不愿开了。”

“这么简单吗?”敏敏表示异议。“我还以为，波顿街有三K党出没呢！”

“瞎说八道！不过是几个男孩子…”说到这里，老太太赶忙伸手捂住嘴巴。

定了定神后，改口说：“我猜想是小孩子闹着玩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是吗?”敏敏不动声色地聊下去：“你倒说说，他们干吗开这种玩笑?”

“谁知道?不过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东家的孩子在电话上和同伴聊天，说什么三十号的男主人在草地上浇花时，随身带着无线电话。浇花还打什么电话，那不是有意在炫耀自己先进和富有吗?没两天吧，地上就出现一具烧焦的字架。其实呀，那天晚上，我正好在二十四号家看孩子，嘻嘻，谁干的……”

她暗自庆幸，幸亏坐了这趟巴士，原来不开车竟大有好处。表舅他们一定乐于知道真相，也管保不会追究。学会了睦邻之道，他们只会由衷感激黑人老太。

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确立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现代的标志,作为现代儿童观的核心理念,儿童本位论以儿童学、进化论、文化人类学等为理论依据,指出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和“成人的预备”,儿童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旧式儿童观,而且莫定了一个世纪以来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直到今天仍具有无可置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用。然而如果将其推向极端,就可能产生悖离初衷的负面效应。

儿童本位论之于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深远且意义重大,然而,承认儿童本位论今天仍有实践效用,并不妨碍对这一理论作更深入的学理性反思。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只有辩证地认识到其局限,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规避其潜在的负面效应。

从前现代社会的“荒野文化”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园艺文化”,儿童才被视为与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独立存在,是需要“园丁”为其“立法”并进行塑造的个体。因此儿童本位论建立在成人和儿童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没之上。若片面强调其特殊性而淡化二者的共性,将导致儿重文学成为儿重唯一能够阅读的文学以及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书,“这种把童年从成人中分离出来的思想既是导致童年成为特殊研究领域的可能条件,同时也是后者所产生的结果”,确实如此,与包括儿童学在内的童年研究一样,儿童本位的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儿童本位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儿童复演了人类进化史上的早期阶段,是不同于文明化成人的“小野蛮”。儿童本位的文学不过是这种“二分法”在文学领域的产物。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其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当且仅当文学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关注时,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然而,以什么作为儿童与成人相区分的标准,或者到底怎样界定“儿童性”,却是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这关乎儿童的本质,也关乎儿童文学的本质。比如,究竟应以儿童的认识德性还是审美感受力为本位?儿童究竟是天真无知胞弱的还是也包含相反特质?儿童的无知非理性是纯真美德还是需要去除的不成熟?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儿童本位论的基础。

超越儿童本位论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而是思维方式的批判,儿童文学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从本位主义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走向问题,走向实践。

(摘编自杜传坤《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反思》)

聪明人不会被考试玩弄

蒋雪婕

“我的中学生活很凄惨。”蒋方舟说。“天才儿童”、“美少女作家”，这些贴在蒋方舟名字前的标签，让她的身份不同一般。蒋方舟从7岁起写书，先后在20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初中毕业时，她已出版7本书，高中时，又出版了两本书。

2008年9月，从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毕业，蒋方舟踩着冲刺拼来的高考分数和自主招生加分，来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要搞清出题人在想什么

其实，从中学起，蒋方舟就是一个戴着耳机、默默穿梭在食堂和教室间的普通学生；是夜晚为了考试挑灯奋战、白天在食堂吃3元钱套餐的普通学生。

在课堂上，老师会阐释自己对课文的理解，但蒋方舟非常注重自己的赏析和判断，不被所谓“标准”限制。如果发现某个作家有价值，即使课本上只是简单引用了一句，蒋方舟都会找来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阅读。

蒋方舟说：“考语文很简单，你一定要搞明白出题人在想什么。”有时考完试，和同学一起讨论时，她一边评价试题一边推论：“出题这人，起码50岁以上，文革过来人，喜欢看《读者》。”“出题的这个人，是女的，小资情调。”“出题的这个人，恐怕只看余秋雨。”

对于“如果鲁迅来参加高考，也不会及格的”说法，蒋方舟不同意，她说：“聪明人从来不会被考试玩弄。”

数学从50多分提到143分

蒋方舟说，因为数学作业最多、最占时间，初中时她“坚持”不做数学作业。后果便是，初中毕业时，数学成了她的绝对弱项。高中分文理班时，蒋方舟的数学只能考50多分，她那时只希望自己可以考进年级的1000名以内。

因为老师的一句“爱不爱学习，就看爱不爱做题”，蒋方舟由从来不做数学题变为“狂做”数学题。对于数学，蒋方舟不相信除了做题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她说：“我学数学，靠的是蛮干。”

文理分班后，数学难度降低，蒋方舟终于在半年内，将数学从原来的50多分提高到了143分。总分从进校的1000名以外，提高到第8名。高考时，她的数学考了131分。

挑灯冲刺的高三

9月份高三开课，每个教室都挂着高考倒计时牌，有的班甚至夸张地挂上了“距高考只有1天”。每天感受着临战氛围，一向喜欢自己控制时间的蒋方舟感到非常不适。十一假期，她给自己放了半个多月的假，回家调整。之后，她停止写长篇小说，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每天晚上，蒋方舟从6点多开始做题，晚自习后接着做。宿舍规定11点熄灯，蒋方舟于是就挑灯“夜战”，每天基本到凌晨两三点才睡觉。

她听“状元班”的讲座，看状元的学习经验和心得。她说：“无论我关注什么领域，都希望知道那个领域最好的样子是什么，哪些人是最好的，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在“状元班”讲座上，老师说：“据我观察，状元有两个特点：一是状元都是独来独往的，二是状元喜怒不形于色。”这成了她“青春孤僻”的启蒙。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她戴着耳机独来独往，以极快的速度吃饭。而且她在一间宿舍里一个人住了3年。

我没有一天不在研究学习方法

在蒋方舟的高中，老师很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学生自己做的作业，比老师布置的还多。一开始，蒋方舟做完习题后喜欢去翻书后的答案，后来发现这样效率极低，就克制了。她说：“我向来不相信跟人讨论作业题能讨论出个什么，学习本质上都是自学。”

蒋方舟平时做历史题，总是很慢。做选择题，她除了从四个选项中挑出正确的，还会注意看其他三个错误的。“因为错误的选项，也是重要的知识，只不过故意把年代啊人名啊写错。这样做一题，等于做四题。”问答题答完后，她会在旁边另外写一些话，用来分析出题人的用意。

揣摩出题人的用意，是蒋方舟对待考试的一大秘诀。引用和解释日本校园剧《龙樱》中的台词——“考试就是对话”，她说：“应该是三方的对话：跟出题的人对话，跟写文章的人对话，跟改卷的人对话。”

蒋方舟说，高考是另一种竞技体育，只承认成绩。既然参与了这个竞技，就要认可它的规则。“整个中学阶段，我想，我没有浪费我的智力和时间。”她说。

（《中国青年报》2011年1月10日12版有删改）

材料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观念:只有用自己最熟悉的母语，才能精确表达人们内心最深处、最复杂的情感。没有乡音，无以慰籍乡愁。任何一种方言都是一种知识体系，都是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地域生活多年之后文化风貌的呈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应该允许人们用方言来表达情感。

方言能极大增强同一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也会在人们跨地区交往中造成一些困难。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方言间的差异性减小、普通话影响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考虑到方言的价值，我们希望方言不要以这么快的速度退出社会生活，而是能在更长的时间里以一定形式得到传承。

据统计，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不止一种语言。因此，我国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没必要将方言保存保护与普通话推广对立起来，双语双言、多语多言应是社会之常态。我们在完成不同的社会交际功能、适应不同交际场合时，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

(摘编自姚羽《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对立》)

材料二:最近，重庆市有才中学的4名高中生写下万字论文，探讨重庆方言在青少年中的认知及使用情况，并呼吁关注重庆方言的传承。这份论文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还获得了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登峰杯”全国中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一等奖。这篇万宇论文的主题契合了当今社会人们对方言传承乡愁的期待。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流动日益频繁，方言及其对应的方言文化的式微，几乎是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然代价与表征之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卫方言”的声音、行动近年来屡屡进入公共舆论空间。不过，仍然存在不同意见的交锋。如语言学家周有光曾指出的:“大都会比如说纽约，每天进入的人口是1300万，所以大都会不可能通行本地方言,必然有一种共同语，在中国就是普通话。”

(摘编自朱昌俊《保护方言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

材料三:“学校规定，除了每年开学典礼，其余时间必须讲苏州话。”苏州评弹学校校长孙惕介绍，标准的吴语发音是评弹表演的基础，可苏州孩子几乎没人能讲好苏州话。近两年，该校入学考试不得不降低标准，入学之后再继续学习矫正。

江苏省语言学会理事、南通市通州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陶国良主编了一本录有1.1万条词目、共计66万字的《南通方言词典》。“写这本书就是想为南通话留下属于它自己的一部词典。”陶国良说。除了南通，南京、苏州、扬州、徐州都有自己的方言字典。

 对于这些努力，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葛红兵深感认同:“保存一种语言，让这种语言代表的文化、思想、知识，代表的风物人情系统得到呈现、保留和张扬，让这种多样性得到保护，这是艰难的工作，但又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固化和传承，就是最好的保护。”

(摘编自沈峥嵘顾星欣付奇《保护方言，用乡音留住乡愁》)

材料四:受到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以及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使用方言的人在数量上长期有减无增，方言危机已经开始显现。

怎么办?以笔者个人的看法，虽然当前方言一般不被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方言保护的问题上，我们其实可以借鉴目前的非遗传承人制度，将其上升为国家行动，由国家投入专项的资金和资源来保护方言。方言和非遗，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之所以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资源保护非遗项目，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精湛的传统技艺和丰富的传统文化，而方言中同样蕴藏着传统文化，只不过非遗是以技能、物品等具体的形式作为载体，而方言是以语言作为载体而已。

(2017 年《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