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误

于国方

田大妈被电动车撞了，住进了医院。

她先是给女儿圆圆打电话，电话始终处于通话中。无奈之下又给左邻李婶，右邻铁爷打了电话。

李婶和铁爷闻讯后，二人几乎是脚前脚后赶到了医院，看到田大妈正灰头土脸地躺在床上接受检查。给量血压的是田大妈当护士的娘家侄女。

看到两个邻居都赶来了，田大妈心里有了依靠。不由地在心里叹息道：“远亲不如近邻，这年头连亲闺女也指望不上哩！”

李婶嚷道：“伤哪里了？重不重？”见胳膊腿的没有事，只是脸蹭破了一点皮儿，又没出太多的血，又嚷道：“最好做做CT，拍拍片子，做个胸透，来个全检。”

铁爷抖抖裤管上的泥土说：“还要住院观察几天，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李婶说：“不能便宜那肇事的主儿，电动车撞人负全责。”

铁爷赶忙问：“报警没？”

田大妈回答说：“报警了。”

铁爷说：“既然报警了，那就办理住院手续吧。”

田大妈说：“不严重。不严重。”

李婶说：“你这人就是菩萨心肠，出了这个门，再有个啥毛病的，谁还肯认账？”

铁爷说：“就是，就是。”

这时候，田大妈的手机响了，是女儿打来的。田大妈说：“你快过来，我被撞伤了，在医院里治疗。”

圆圆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医院时，田大妈已经收拾妥当。铁爷给接的水，李婶给擦的脸。但等着圆圆来办理住院手续。

圆圆却说：“不住了，咱们回家。”

李婶说：“从没见过这样的闺女，这么不关心娘？”

铁爷气得说不出话，怒气冲冲地盯着圆圆。

圆圆的眼里含着泪水，说：“那肇事的主死了。”

铁爷、李婶、田大妈闻听此言同时惊异地“啊”了一声，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田大妈说：“我都感觉不咋的，他咋的就死了呢？”

铁爷赶紧拽起田大妈：“不住了，这事儿搞大了。”

李婶说：“那咱们赶快撤！”

一伙人匆匆忙忙走出医院，却见医院的大门前站着一个帅小伙。小伙子见了圆圆点头哈腰地陪着笑脸打招呼，而圆圆紧紧地绷着脸，一副不理不睬样。

田大妈定睛一看，头皮猛地一紧，头发梢儿竖了起来，面前的小伙就是那肇事的主，他不是已经死了吗？难道大白天的活见鬼了不成。田大妈使劲地揉揉被太阳刺得生疼的一双老眼，迷迷糊糊地看着女儿。

圆圆不屑地说：“他就是你眼巴巴地盼着要见的女婿。今早我刚到单位，他急乎乎地给我打电话说，骑车撞了一老太，感觉也不怎么严重，可那老太倒地后没有爬起来，怕被讹，只好报了警，让当警察的哥们来处理。”

田大妈对女儿说：“人家报警，也是公事公办，没有错。”

圆圆说：“他千不该万不该，又央求我到医院打探一下，在医院里找人通融通融，来一个大伤化小小伤化了！”

铁爷怒喝道：“这混账东西，不是玩意儿！”

圆圆抹着眼泪说：“就当他已经死了吧！”

小伙子哀哀地站着，被批得浑身直淌汗珠子。

田大妈惋惜道：“别人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高兴，今遭儿我算是丢大人了！”

其实，田大妈心里也有说不出来的愧！她只顾惦记着女儿的终身大事，在人行路上走了偏儿，不自觉地上了行车道，迎面而来骑电动车的小伙子躲闪不及撞在一起……

田大妈见小伙子倒地不起，也怕被讹了，索性闭上眼睛，任___把自己倒腾进医院里。

李婶和铁爷讪讪地笑着离开了。太阳地里，只剩下了一老二小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三足鼎立着……

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俱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传统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束缚拘限，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社会规范、美学标准的 确定和建立，其艺术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杜诗、颜字， 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 楷模，形成为正统。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曹、王、骈体、人物画与杜诗、颜字、古文、山水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文艺领域内的两种显然有异的审美风尚、艺术趣味和正统规范。

这些实际产生在盛中唐之交的艺术典范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炼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规范斟酌并不是齐梁时代那种四声八韵的外在形式的追求，纯形式的苛求是六朝门阀士族的文艺末流。这里则是与内容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规范。这种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思想、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它基本是在继六朝 隋唐佛道相对优势之后，儒家又将重占上风再定一尊的预告。杜、颜、韩都是儒家思想的崇奉者或提倡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国的伦理政治观点，韩愈的“博爱之谓仁，行 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的半哲理式的儒家信念，颜真卿的“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人格，都表明这些艺术巨匠们所创建树立的美学规范是兼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的。跟魏晋六朝以来与神仙佛学观念关系密切，并常以之作为哲理基础的前期封建艺术不同，以杜、颜、韩为开路先锋的后期封建艺术是以儒家学说为其哲理基础的。尽管这种学说不断 逐渐失去其实际支配力量；但终封建后世，它总是与上述美学规范纠缠在一起，并作为这种规范的道义伦理要求而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代文人总强调要用儒家的忠君爱国之类的伦常道德来品赏、评论、解释杜、颜、韩的缘故。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状》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时说：成都、华阳两县被驱掠的人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当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都城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杂剧继续发展。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所记宋杂剧名目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历时悠久，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于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会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杂剧既由开封传来，就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宛转，以箫笛伴奏，自然合于南人的口味。可以说这样柔缓宛转的声调，自南朝以来大都如此，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调节，只好改弦更张。但无论北曲还是南曲，都并未超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当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之而前后有所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固然是由于洪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京城中人对传奇的喜爱。

（选自史念海《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