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  童

李抗生

成绩终于出来了，各科成绩几乎都很优秀，尤其是数学，得了100分，只有一门不及格：音乐。

她花5600元买了两张入场券，她把两个月的工资，就这样送给了钢琴家。听说，钢琴家的手指都很细长，但“百闻不如一见”，她一定要亲眼看到。显然，坐得离钢琴家越近，就看得越清楚，座位共分5个档次，最便宜的是180元，她咬一下牙，买了最贵的一档。

钢琴家弹琴的时候，他的手指长短展示得不是很清楚，当全场演毕，钢琴家鞠躬致谢时，他的双手笔直下垂，她举起特意买来的望远镜，终于看清楚了，十指中无论哪一指都又细又长又直，当然，她还看到了献给钢琴家的大捧鲜花；她还听到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她还看到了钢琴家背后的收入，据说，这次出场费是数十万。

尽管，钢琴家弹的不少曲子她听不懂，听不懂的听多了，她的脑袋有点痛，坐在她身边的女儿更是呵欠连天，但这无关紧要。

她已见证了钢琴家确有细长的手指，现在，她要求证逆定理是否成立：有细长手指的儿童更容易成为钢琴家？女儿就有十个令人羡慕的手指，又细又长又直，跟钢琴家的一样。她正在上小学。

本市有好多家琴行，琴行里都有授课老师，她找了一家最有名气的——莫扎特琴行，里面有最权威的老师。她请老师看看她女儿的手指，老师发出了一声赞叹：“哇——如此修长的手指，在同龄人中，我还从未见过，如果家长不让她学钢琴，那简直是种罪过。”

她问怎么收费？老师说，每个课时45分钟，280元，每周双休日上课。45分钟——280元？是否有点……但“名师出高徒”，她咬一下牙：“每周我订1个课时。”

女儿在练习室弹琴，家长只允许在室外旁听。她已听了好多次，总是弹那个不成乐曲的曲子，她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说，她在反复练“琶音”，因为练得少，还未过关。又反问道，你女儿在家练吗？她吞吞吐吐地回答，我家没有钢琴。老师说，这就对了，要不，在我这里增加课时；要不，干脆在我们琴行里买一台钢琴，课后，在家里多练。因为她是我的学生，价格可以优惠些。

回到家中，她和丈夫计算了一下，每周增加1个课时，一年下来，也要增加开支一二万，还不如买一台钢琴算了，按照老师的推荐，她买了一台德国斯坦伯格牌钢琴，要好几万，她咬一下牙，从准备买房的首付款中挖出来，新房就此打水漂。

她家的房间又少又小，钢琴放在最大的一间里，剩下的空间，只放得下一张床，女儿和姥姥就合睡在一起，现在上床睡觉，只能侧着身子，像螃蟹一样地从钢琴旁横行过去。

女儿一有时间，她就叫女儿练琴，琴键上方架着乐谱。

姥姥问：“岚岚啊，这么多豆芽爬楼梯是什么呀？”岚岚说：“是五线谱。”

在家里，岚岚也翻来覆去地弹一个不成乐曲的曲子。

姥姥问：“岚岚，你弹的是什么呀？”岚岚说：“是琶音。”

姥姥就悄悄地对她说，天天听岚岚弹“爬音”，脑袋有点痛。她告诫道，这千万不能跟岚岚说啊！地弹“爬音”的时候，你悄悄地用棉花塞死耳朵。其实，她和丈夫早就这样做了。

有天半夜里，姥姥起来，过走道时，不小心被钢琴绊了一跤，睡梦中的岚岚哼了一声，吓得姥姥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憋了好一阵子气，不敢出声，后来她知道了这件事，她叮嘱姥姥，你被钢琴绊一跤的事，千万别让岚岚知道啊！

姥姥说：“你放心，这个道理，我懂。”

数年后，本市举办少儿钢琴演奏大奖赛，奖金很高，参赛费也很高。乐曲自定，乐谱带不带也自定，她嘱咐女儿，一定要带，这样弹琴时保险一点，她选坐在最靠前，也就是最靠近选手的观众席上。轮到女儿上场了，她紧张得不得了，中途，她发现女儿翻乐谱翻慢了，她竟情不自禁地冲了上去，想帮她翻，但这既违规，也无济于事，因为，女儿的琴声还是出现了不应有的停顿。

女儿参赛后不久，又进入小学毕业考试，她又有了新的期待，她要看看女儿的各科成绩，尤其是某一科的成绩究竟如何。

成绩终于出来了，各科成绩几乎都很优秀，尤其是数学，打了个100分，只有一门不及格：音乐。

（摘自《金山》2016年第8期，有修改）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海洋开始的。先是沿海14个开放城市，接着珠三角、长三角，现在是沿海一系列自贸区的建立。我们已经通过海洋收获了足够的权益，可以把目光转向大陆了。我们又像甘英(甘英，公元97年中国向罗马派去的第一个使者。他历经高原、雪山、沙漠到达波斯湾，准备跨海西渡，终因畏惧海上风浪，半途而废。康有为斥之“中西亘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英之大罪也”)一样，向西面对着麦金德的心脏地带(麦金德，英国地理学家，他把甘英跋涉过的地区取名为“心脏地带”)进发。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是甘英了。我们不会再被距离和时间击垮，我们有了战胜距离和时间的工具，这就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我们的高铁能以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前行，如此算来从中国到罗马，一天多就可以了。甘英的问题---距离、时间解决了，但是“多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何跨越政治、国家、民族、文化的阻隔，是新的挑战。

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的崛起，德、日试图通过战争崛起已经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重新定义麦金德的“陆权”和马汉的“海权”的意义。在他们的思想中，海权是指调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陆权也是依靠武力对陆地的控制。这是通过战争崛起的思维。

今天，我们在谈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时，这两个词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转变:权力已经转变成权利。权力强调的是控制，权利倾向于利益；权力是力量关系的较量，而权利则是利益关系的集合。

我们要通过互惠互利的合作，融入世界，我们的目标是“世界岛”的一体化。在“世界岛”的西边已经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欧盟，北部出现了以俄罗斯为首，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加入的欧亚联盟；东部，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上合组织”已经合作多年。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如何加入各种多边体系，并融入其中。

要想实现甘英的理想，完成甘英的使命，要穿越心脏地带，实现东西方在大陆的直接握手，仅仅有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不够，还必须有政治上各国之间的多边合作。

因此“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修路和经贸，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交流和政治上的趋同。欧盟給“世界岛”的未来提供了成功的范式。如果“世界岛”上的东方、西方、北方、南方的各个国家能够形成像欧盟那样的政治经济共同休，那么甘英的问题就真正解决了。

“一带一路”的战略一方面要穿越心脏地带，一方面要拥抱“世界岛”，它的本质是中国梦的实现:世界一体化。

摘编自单之蔷《“一带一路”：拥抱世界岛，穿越心脏地带》

外行莫论曹操墓是一种学霸说法

有关“真假曹操墓”，近日在社会上引起诸多讨论。对此，中科院某专家表示，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

“真假曹操墓”的争论，本属正常的社会讨论。但是社科院专家的“外行论”，却一下子拔高到了话语权的层面。这就如小学生吵架，他们的争吵更多的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事实上，在历史真相面前，没有哪一个人能称为真正的“内行”，所谓“内行”，也都是相对的。社科院专家说人家“外行”，主要是说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流行墓志铭，直到魏晋时期才开始偶尔出现。可是万一哪天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真正的曹陵墓志铭，那又作何解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应该本着“论从史出”的方法。

做学问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对待曹操墓的问题上，我们“大胆假设”此墓为曹操墓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关键要落实到“小心求证”的层面。我们要允许别人找出反证，而不是嚷嚷“你无权质疑”，当一个“学霸”。

梁启超先生曾说，史学进步的特征之一是“观念之革新”，这里的“观念之革新”就是一种积极的学术心态，即允许质疑者发出质疑的声音。所以在“真假曹操墓”面前人人都有质疑的权利。

（选自《扬子晚报》2010年1月3日，有删改）

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