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前，比亚迪和华为公司在银川市联合发布，我国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云轨”无人驾驶系统线路在银川通车运行。此前杭州市首家“无人智慧餐厅”已启动营业。

“无人时代”跑步进入生活的核心动力是人工智能技术一日千里的发展。据专家介绍，在无人超市中，混合使用了计算机视觉和传感器感应，叠加了非配合生物识别技术（“非配合”是指在用户无感知的状况下就能完成身份核实）。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数百台摄像机通过计算机视觉来自动判断顾客正在挑选什么，其中人工智能对视频的分析和理解是关键。

应用人工智能“机器换人”，带来的是成本下降和效率提高。例如永辉超市，2017年全年营收583．95亿元，但净利润率只有3．08%。传统超市想要提升利润率，丛须压缩成本，而人工成本正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得到丰富的数据与信息。无人超市意味着每位进店客人的所有举动都会被记录。这些数据通过算法模型，可以变成很有价值的信息。比如货架最高处的商品，是不是许多人想拿但够不着就放弃了，这说明需要调整货架的高度。

前不久，由于顾客在结账时扫描设备无法精确地分辨结账商品，成都一家无人超市已暂停营业。桂林的无人超市则遭遇了顾客素质的挑战，牛奶被人打开喝了但未购买，货架上的零食也被随意打开了包装。此外，无人设备获得的海量数据的使用授权、交换定价等，尚未有清晰的监管要求，公众隐私在不知不觉中可能被泄露。

（取材自2018-02-27《经济日报》）

材料二：

有人说，人工智能挤占人类工作的机会，“标志着劳动的终结”。然而，一些岗位消失后，会有其他岗位产生。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只是劳动种类的变动。人类将会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的，是那些自动化控制程度高、主要依靠掌握大量数据的职业。最“危险”的职业并不限于手工业或者是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岗位，也包括会计师、法学家、秘书抑或是银行顾问：这些行业在将来很可能不复存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孩子们离开这些未来高风险的职业，去选择将成为人工智能的补充的职业。

有些职业，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将是互补的关系。如放射科医生就是如此，人工智能已经显示出精确诊断一些疾病（例如癌症）的能力。因此，它是一种出色的辅助决策工具，但病人个体差异巨大，医生的角色仍将是关键性的。

至于人工智能无法进入的职业，是那些既要费心、费脑，又需要动手的职业。换言之，这些职业同时要求人类的情感同化、智力水平以及手工操作，比如护士或者育婴员等。

（取材自2018-7-31法国《回声报》）

材料三：

人工智能是个很宽泛的话题。从智能手机到无人驾驶汽车，到未来可能改变世界的重大变革，人工智能可以涉及很多东西。“人工智能”这个词1956年就出现了。

弱人工智能是指擅长于单个技能的人工智能，比如能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它只会下象棋，你要问它怎样更好地在硬盘上储存数据，它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强人工智能指在各方面都能和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人类能干的脑力活它都能干。有学者把智能定义为“一种宽泛的、综合的心理能力”，它能够进行思考、计划、解决问题、抽象思维、理解复杂理念和从经验中学习等。强人工智能在进行这些操作时可以和人类一样得心应手。创造强人工智能比创造弱人工智能难得多，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超人工智能指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更聪明的原起于人类设计的人工智能。它具有一次比一次更强的自我改进的机制。

人工智能革命是从弱人工智能，通过强人工智能，最终到达超人工智能的旅途。这段旅途中人类可能会生存下来，可能不会，但是无论如何，世界将变得不一样。

（取材自《“人工智能”是怎么回事》）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2017年4月18日，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在京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略有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0%上升了4.2个百分点，已连续8年上升；图书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的58.4%上升了0.4个百分点。2016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这7.86本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1本。

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和手机阅读接触率有所上升，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有所下降。

历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接触率，如下图：

（摘编自《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在“实体书店发展推进会”上表示，进一步加大对实体书店的扶持力度。

门店租金的上涨、网络营销方式的兴起和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是近年来全世界实体书店共同面临的问题。不仅传统的中大型连锁书店规模不断缩减，一些各具特色的文化书店也陆续关张，在一片惋惜声中黯然退场。

实体书店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很多传统行业在互联网大潮中面临的共同困境。但书店毕竟与其他店铺不一样，它在购买商品的价值之外，还承载了一些文化、知识等方面的社会价值，也承载了一些关于故事、人生和回忆的情感价值。一个人可能没有在手机上读过书，却大多会有一个难忘的书店，一本最喜爱的书。那种“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时的喜悦和敞亮也是许多爱书人的情感共鸣。

有些人将实体书店陷入困境的原因归结为阅读习惯的改变，认为数字化阅读和新媒体的兴起让纸质图书越来越失去市场。阅读方式、图书载体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表现，如果数字化阅读能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推动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的传播，那么这对整个社会和时代都是善莫大焉。但问题是：数字化阅读真的让我们养成新的阅读习惯了吗？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数量偏少，阅读率持续偏低，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不足5本，远低于发达国家。排在各大书店畅销榜单上的书，除了考试辅导类书籍，就是成功学和养生学书籍，阅读的功利性可见一斑。再看看各大读书网站排名前列的，也无外乎是些言情、玄幻和惊悚小说。

开卷有益，读书有用。在数字化阅读尚未完全发挥功用的今天，扶持实体书店，让其更好地发挥培养阅读习惯的功能，是一种现实选择。

前段时间，北京的三联书店开始尝试24小时运营，吸引挑灯夜读重开卷的爱书人。实体书店在困境中探索个性化、特色化的服务是必经之路，但在运营模式的创新之外，培养全民的阅读习惯显得更加重要；在提供现代化的阅读体验之外，加快全民阅读的配套设施建设，增加公共阅读资源，改善地区间阅读资源不平衡的状况显得更加重要。如果丧失了阅读习惯，我们哀悼的将不仅是实体书店的消亡，而是一个崇尚诗书礼乐的民族失去精神家园后的迷惘。

（摘编自《书店的消失不应成为阅读的挽歌》）

北京三联韬奋24小时书店和雕刻时光咖啡店同步运营，联手互动。书店以经营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图书为主，兼及音像制品、文化创意产品的销售，每年经常性、有选择地举办诸如讲座、新书发布、研讨、展览等各类营销活动百余场。

（摘编自互联网）

①“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汤一介指出，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②“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说，人的活动效法地，地的运动效法天，天的运转效法“道”，“道”的运行效法自身。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本指道路，引申为本源、道理、法则诸义。总体来说，“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③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冯友兰指出，道家学说可用“复归自然”一言以蔽之。据汤用彤考察，“自然”一词本为形容词，“自”指本身，“然”指如此。“自然”就是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自然”后来才用作名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④道家以一种全息的思维方式，把宇宙看成和谐的生命共同体，是在“道”支配下相互依存的有机系统，维持整体性平衡，使万物协同发展。老子认为，“道”之所以尊贵，在于它对事物不妄加干涉，这样人与自然就和谐了。庄子提出“太和万物”的观点，认为万物天然处于和谐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应该“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即以天道来规范人道。在这种系统观中，和谐的人生与社会应是“自然的和谐”的一种再现。照此思维看，从“自然的和谐”出发，健全社会模式的各环节方可依次得以展开。由此，“道法自然”便从自然领域转进到社会领域。

⑤“道法自然”引发的环境伦理，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对于儒道两家在此问题上的差异，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⑥“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但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如能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自会水到渠成，事半功倍，走上科学发展的大道。

（节选自《道法自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