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拔之姿

朱以撒

晋人普遍有好竹之癖，打开魏晋艺术史册，一群生机勃勃我行我素的人就涌了出来，在山阴道上的竹林深处，放浪形骸，快然自足，得大自在。

这当然是我三十几岁以后才意识到的。我和魏晋间人相近之处，就是有过比较长的山野生活，与竹相近。常常会站在山顶，看山峦连绵起伏，竹海无际。那时我想着自己的出路，如果能像一竿竹子这般凌空而起那就好了。竹海里纤尘不染，枝叶让天水洗净，摇曳中偶尔闪过阳光的亮泽，它们的顶端是最先接触到每一天太阳的光芒的，不禁使我艳羡。山野稼穑，先是基于温饱的认识——每一竿竹都可以构成生存的支架，把一个个家庭托住，不至于坠入饥寒之中。而每一枚笋，春日之笋也罢，冬日之笋也罢，对于一位腹内空洞的人而言，简单地烹调之后，无异于美味了。那些没有成为餐桌美味者，不舍昼夜继续伸长，令人仰望。那些被山农认为是成熟了的竹子，在叮叮咚咚的刀斧声中倒下，削去枝叶，顺着规划好的坡道滑下，被长长的平板车载着，进入再加工的程序。和竹子一样，人也是善于生存的植物，贫瘠清苦中也会挣扎着生长。我注意到一些竹子的确没有长好，是吃力地拱出石块的，此后也就一直不能顺畅，总是被压制着扭曲着，不禁让人生出怜悯。只是我一直认为它会更具备倔强的美感，它的根后来制成了一个老者形象的工艺品，比其他的更有铁枝虬干的峥嵘了。

待到我在鹤峰原度假，已经到了闲适的年龄了。风随夕阳西下而愈加强劲，一些植物已在形态上仓皇失措，叶片翻飞如鸟兽惊散。竹林在随风俯仰中显示了一种从容，在徐徐的摇曳里，山野之风的张狂之力往往被斯文地化解开来。在魏晋的文字中有不少“徐徐”的记录，“徐徐”看起来只是肢体上的动作，实则是内心的从容优雅。内心慢了，整个人的举止也就慢了，斯文了，有风度了。竹被称为四君子之一，它在四君子中是最为清俊的，风来了，风过了，余韵袅袅。

竹子从笋尖出土就开始了笔直向上的里程，追慕光明，从而略去了许多天下扰攘。竹子作为人格气节的象征是有道理的。屈原的《离骚》充满了香草的芳香，可惜，他写的都是湘沅泽畔之物。他一定离竹林很远吧，要不，他一定会以孤竹自况，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砥节立行的井渫之洁和安穷乐志卓然自异于俗常的格调——以竹子作为喻体，会胜过那些优柔的香草，也会使屈原风骨遒劲，不至于最终绝望而自沉汨罗。当然，竹子在我眼中也有一些孤高兀傲的意象。争相轩邈，思逐风云，都像梁山好汉单干时那般独标奇崛。相比于王维在夜间的竹林里又是弹琴又是长啸，弄得一片喧哗，我则以为竹下独坐静听风来会更与竹默契。李白就是这般静静地坐在敬亭山上的。竹是清肃之物，郑板桥曾在《兰竹石图》上题写了“各适其天，各全其性”，认为它是循自然之道的。如果它是一个人，一定是心怀素淡，性喜萧散，有一些不可犯之色。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有个位置来安放一竿竹子，或者一片竹林。所谓风骨，就是内在的支撑。

个人爱竹，在他笔下会有哪一些流露呢，真要用两个字说道，那就是“清”和“简”了。庾子山《小园赋》中有不少数字，不过最让人欣赏的是“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读到此处，清出来了，简也出来了。在魏晋这样一个尚竹时代，竹是环境的背景，也是心境的背景，如果观察他们的雅集轨迹，竹林七贤、金谷宴集、兰亭修禊，都是在茂林修竹间，在这里挥塵清谈、稽古观心，是很有一些清简之趣的。像王羲之的《大道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王珣的《伯远帖》，都那么小，一张便笺般大小，清简出风尘，三笔两笔，精气神都聚于此了。在笔墨清简的背后是唯美的人格——一个人可以奇点、怪点，也可以不循常轨剑走偏锋，却不可落入尘俗的泥淖里。想想当年的阮籍，以青眼、白眼待人，相比于今人内怀奔竞之心，好冠盖征逐之交，那时节的人在处理人的关系上显然清简得多。

我是在农耕兄弟的老房舍里大量的竹器中看到竹子之力的，力透到寻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紧紧地箍住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个村子的生活，不使失散。渐渐地，在竹林环绕中的人们也有了坚韧和忍耐。实在的劳作泥泥水水寒暑无间，使人长于自守，默然无语。而另一面又使我察觉到民风的强悍，只是平素在体内蓄积着，不使外泄。所不同的是农耕者远没有竹子的挺拔俊秀少年时过早地负重，后来再也长不高了。尽管我离开那里很久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他们就是一片会行走的竹子。

回到城里看到的更多是与园林建筑相匹配的纤纤细竹，优雅而有骨感。进入古色古香的庭院，玩味钟鼎彝器、瓦甓青花，又翻动图籍残纸。忽然有一缕淡淡的流逝感浮了上来——日子是越发小巧婉约起来了。算算此时，是农历的六月七月之交，时睛时雨，山野在潮湿中，无数的竹鞭在奋力吮吸，竹节争先向上，风雅鼓荡场面奇崛，整座山岭充盈着大气与生机，让热烈的阳光照彻。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节）

人口向大城市主要是都城的流动与集中，是由唐到宋城市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类需求日益增长，一是方兴未艾的建筑业所需劳动力，二是日益繁盛的各行业所需从业人员。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及户籍管理成为当时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唐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和两税法的推行，大量人口溢出户籍，流寓异乡。这些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涌入可以提供更多生存空间的城市中。虽然史书对与建筑业有关的流动人口和外来人口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大商人窦义，从事了多种经营，所雇佣的人中有长安坊市内的少年、“功人”等。

除了建筑业，外来人口更多集中在商业、服务业和娱乐业。李白的<少年行》诗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其中的胡姬是西域来的胡人女子。唐后期，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繁荣，长安城的餐饮业、旅店业、屠宰业、租赁业等日益繁盛。这些行业起点低，技术含量低，市场需求大，容易生存，大量外来人口充溢着这些行业。

唐朝对这些人口到底如何管理，虽未见出台严格的措施，但通过官府颁布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条文，可知总的趋势是限制逐渐松弛：一是唐德宗时推行的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旧唐书》），居住地原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流动人口的身份问题，也使国家有可能重新掌控大量流失的人口；二是坊郭户成为城墙内及周边附郭居民的正式称谓，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也成为有别于乡村户的主要标志。这一制度在北宋得以确立，并推广到全国，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至此拉开帷幕。三是中央官府在招聘和选用执役杂使人员时，对一些重要和关键岗位有户口的限制，如规定在选用门仆时，必须“取京城内家口重大、身强者充”，但在某些岗位，对“浮寄”人口给予了更宽松的政策。

此外，国家财税征收的结构和对象也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如唐德宗建中年间，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反响最大的是建中四年开始征收“税间架”，即房产税。结果“怨讟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旧唐书·卢杞传》）。最终被废止。百年后，北宋时期城市的房产、商铺等都已逐渐作为征税的对象，不仅户籍管理实行城乡分治，城乡的税收对象和税收内容都形成各自独立的体系。由此也可以看出随着人口结构重心的变化，户籍制度发生了变化，政府财税结构和重心更多地向城市倾斜，向城市居民倾斜，向财富集中的区域和群体倾斜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

（摘自《光明日报》：《唐代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管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