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抵达

李娟

从春牧场到夏牧场的转场开始了。

昨天来的几个客人，轮流叮嘱了我一遍:“明天的路很难走，骑马要慢一点啊!”

难道会比哈拉苏的路更难走吗?于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上路了。

结果走了五六个钟头，都一直很顺，一路上全是起伏的坡地，只有几处上坡路有些陡滑，但都不算特别难走。便觉得昨天那些人要么夸大其词了，要么就是……哎——没见过世面。

但过了十ー点，果然没错，最难走的地方到了。

那时我们进入了一条干涸的旧河道。没有路，眼前顽石遍布，道路凸凹不平。驼队绕着石头小心行进，路面越来越倾斜，走到最后，觉得这条旧河道根本不是流水的，而是流瀑布的！好几处陡得就是直上直下！

为了不拖后腿，我一直走在最前面。同时也小有私心——最前面的地方最安全，永远不会有石头被前面的马蹄踩松，滚下来砸到头上。

路像台阶一样一级级向上，每到陡峭的拐弯处，就必然会看见人为修补的痕迹。大多在“之”字形的拐弯处垛着整整齐齐的石头堆，以拓宽路面，并防止坡体滑塌。在这些整齐的石堆里有些石头大到两个人根本挪不动，由此可想维修牧道的劳动是多么艰苦，同时也能想象到这样的地方曾经出过多少事故，跌落过多少负重的骆驼……

现在，很多险要的古老的牧道都废弃了。大山被一一炸开，新的牧道笔直坦阔，汽车都可以在上面跑。新牧道大大方便了牧人的出行，同时也加快了外来事物对山野的侵蚀。在那样的石头路旁，一路可见形形色色的塑料垃圾。当道路不再艰险的时候，“到来”和“离开”将会变成多么轻率的事情。

完全通过这条崎岖陡峭的旧河道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紧接着就进入了一大片的茂密的灌木丛之中，往后是一条缓下坡的道路。

脚下的道路深深陷入碧绿潮湿的大地之中，又那么纤细，仅一尺宽。这样的路一条挨着一条，顺着山坡舒缓的走势而优美匀称地起伏，遍布了整面大地却纹丝不乱。这是羊走出来的路。羊群看似混乱地轰然前行的时候，只有它们走过的路为它们记录下了它们所遵循着的那种强大从容的秩序。

由于路面潮湿，泥土又黏又细，骆驼很容易打滑。在过沼泽的时候，有两匹骆驼先后倒下了，侧朝在路边，被身上的负重压得动也动不了。大约是刚刚经历过漫长艰难的路途后，进入平顺的路面了，反而放松了警惕。

这时，我听到扎克拜妈妈在身后唱起了歌。

妈妈经常唱歌，但从没听她唱过这样一首。曲调很无所谓地流露着忧愁，音律绵长平静，似乎与爱情、离别、怀念有关。远离家乡很多年的人才会唱这样的歌吧？充满了回忆，又努力想要有所释怀。

在寂静的山野里，在最后一段单调却轻松的行进途中，这歌声真是比哭声还要令人激动……大约传说中美丽的冬库儿^（注）快到了，我们即将真正远离之前所有的痛苦了，妈妈走到这里才总算安下心来了吧?

在山谷尽头，驼队再次翻过一处狭窄的隘口，一下山，发现我们已赫然出现在森林中。四下到处都是杉木林，偶尔夹杂着几丛躯干如银子一样耀眼的白桦树。

最后的一路上，我撒下驼队独自远远走在最前面。遇到岔路口就勒马停下，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来了再问路。遇到两条路平行，就煞有介事地判断一番，再引领马踏上那条看起来好一点的路。

后来才发现，根本没必要操这些心。马聪明着呢，自己的路自己全都有数，老驻地在哪个方向，哪一段有过不去的水流……全都清清楚楚，根本不用我多事。

而我选的那些路呢，看起来很平，走到一半オ发现有沼泽。

马强烈要求走的那条路（就是怎么抽打也不回头的路），看上去坑坑洼洼，却越走越顺。而且据我目测绝对是近道。

总之，剩下的路程真是愉快，连马儿都那么快乐。

然后，穿过最后一片白桦林，一眼就看到两山夹峙间紧傍着森林的，狭窄而明媚的冬库儿。

(节选自《羊道・春牧场》，有删改)

“鸡文化”对古人生活的影响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鸡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人生活的影响很直接。

鸡为什么叫“鸡”？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部》“鸡”条引南唐人徐铉的话称：“鸡者稽也，能稽时也。”鸡守时且鸣叫准时，鸡鸣了天就快亮了，由此，古人送给鸡不少美称：夜烛、司晨鸟、知时畜、长鸣都尉等。

鸡能啼晨，古人称之为“司晨”。鸡这一习性，对农耕时代的古人具有重要意义。《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女曰鸡鸣……”意思是：妻子说鸡打鸣了，赶紧起来干活吧。可见，先秦时人们已开始利用鸡鸣来安排作息了。国君也是以“鸡鸣”为时间节点安排作息。《诗经》中的《鸡鸣》就描写过贤妃提醒国君早朝：“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周朝还专设“鸡人”掌管供办鸡牲和报时，后来宫廷中负责打更报时的人被称为“鸡人”。但古人认为母鸡打鸣是不祥之兆，会有“鸡祸”。在古代，女人干政或主政，常被称作“牝鸡司晨”。《汉书·五行志》引《易传》的话：“妇人颛政，国不静；牝鸡雄鸣，主不荣。”

古人还以鸡鸣励志，现在不少人书房里都喜欢挂“闻鸡起舞”字画。《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和刘琨“共被同寝”，夜半听到鸡叫声，就对刘琨说：“此非恶声也。”便踢他起来一起舞剑健身。

鸡在古人眼里还能辟邪。《山海经·中山经》中就多次提及：“用一雄鸡，禳而勿杀”“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古人认为，鸡是一种“阳鸟”，主管日出。唐《艺文类聚·鸟部》“鸡”条的说法更清楚：“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鸡鸣带来光明，而鬼怪最不敢见光明，自然便怕鸡。还有一种说法，民间把鸡当辟邪物可能与中华人文始祖虞舜有关。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尧在位七十年，有国献重明之鸟，双睛在目。这里的“重明之鸟”就是一种鸡，隐指尧的接班人舜。重明之鸟“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民间过年时都期盼这种鸟能飞到自家门口，等不到它，“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王嘉认为，民间画鸡贴门上，就是由这种遗俗变化来的。

古人认为鸡还是一种吉祥动物。“鸡”谐音“吉”，鸡年就是“吉祥之年”。古代有一种年画，上面是啼叫的公鸡和牡丹花，有读书人的人家过年时都会张贴，取意“功（公）名（鸣）富贵”。还有一句十分喜庆的话叫“龙凤呈祥”，龙的原型是蛇，凤的原型就是鸡。凤的别名是鶤鸡。《尔雅·释兽》说：“鸡三尺为鶤。”传统的“龙凤呈祥”一说，事实上是“龙鸡呈祥”。

实际上，鸡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比凤凰差。古人称鸡为“德禽”，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便有这样的说法：“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文”“武”“勇”“仁”“信”，这些鸡的优秀品质可都是凤凰所没有的。

材料一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全书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

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从北宋起，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引起大众共鸣。

罗贯中顺应大众的心理，继承了这种基本倾向；同时又超越以往的通俗文艺，尊重历史，博采史料，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又不时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情。而在曹操与刘备、诸葛亮的对比中，则更多地鞭笞和嘲笑其恶德劣行。这样的曹操形象，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在除灭董卓之乱的斗争中，曹操的性格第一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当董卓擅行废立，残杀大臣，甚至悍然害死何太后和汉少帝，随意屠戮百姓时，众大臣惶恐无计，只能聚在一起掩面而哭；曹操却与众不同，反而“抚掌大笑”，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这气魄，这胆略，众大臣只能自愧不如。

当董卓的猛将华雄击败孙坚，并连斩联军几员大将，众诸侯“皆失色”时，关羽自告奋勇愿斩华雄，袁绍、袁术都以位取人，瞧不起关羽，曹操却积极支持关羽出战。关羽一举斩了华雄，袁术仍欲以势压人，曹操却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两相对照，曹操的慧眼识人可谓鹤唳鸡群。

当然，罗贯中也不断揭露着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甚至辅佐他最得力的首席谋士荀彧，仅仅因为不赞成他封魏公，便被逼服毒而亡；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毛宗岗称他为 “奸绝”，实在并不过分。

这一连串情节，大起大落，一波三折，表现了曹操性格的各个侧面。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懊悔的眼泪；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

可以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像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世界名著之林的艺术典型，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

（取材于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

材料二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有着深远、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渊源。

三国之后，历代史家和统治者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采取了“拥刘”或“拥曹”的不同态度。但实质上，这种“拥刘”与“拥曹”之争不过是封建正统观念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而已。

曹操的儿子曹丕逼汉献帝下台，建立曹魏王朝后，继起的司马氏集团如法炮制，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政变，逐步削弱曹魏势力，最后推翻曹魏统治，建立了西晋王朝。因为司马集团是以同样的方式获得政权的，所以它必须奉曹魏为正统，将自己定格为曹魏的继承者，故陈寿的《三国志》将曹魏树为正统。东晋是一个偏安的政权，情况有点类似于蜀汉，于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提出，蜀汉才是正统。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不是正常的政权过渡，所以欧阳修在《正统论》中，认为曹魏是正统。南宋偏安，又有点类似固守四川的蜀汉，于是朱熹提出蜀汉是正统。明清的统治者，在理论上无法接受这种权臣架空、威逼皇帝并取而代之的模式，于是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争论以后，终于将曹操和司马懿父子归入篡逆的奸臣。永乐年间的《春秋大全》，更是正式地将曹操归入“乱臣贼子”行列。

而民间，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拥刘反曹”倾向就日趋鲜明。尤其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因此，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被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而盘踞中原的曹魏则被视为汉族政权的篡夺者。同时，民间的“拥刘反曹”情结还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在困苦的生活境遇中对明君贤相的渴望。宋元时期，社会民众饱受压迫摧残。他们无力改变现实，于是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国君和文臣武将身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蜀汉君臣的贤明、仁义正好符合民众渴望明君贤相的理想，而曹操的奸诈、残忍正是他们所厌恶和恐惧的。于是，蜀汉君臣成为民间理想君臣的代名词，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美化；而曹操则成为百姓眼中残民害民的君主代表，并在民间流传和文艺创作中不断被丑化。

元明之际，生活于社会底层的罗贯中正是在元末动乱的社会环境中，在民间浓重的“拥刘反曹”氛围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将“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熔铸于《三国演义》的创作中。他将大部分艺术心血都倾注在了刘蜀集团的那些“虎贲之士”身上，而曹操作为作者塑造的一个反面人物，却是“腹隐机谋”，他的智慧加上他的善用人才，使他在三国这个纷争的社会里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但所有的英雄业绩一旦和他在道德伦理上的丑行结合起来，就顿时黯然失色了。

（取材于赵凤杰《<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材料三

千百年来，对于曹操的历史评价之所以难以统一，起因于衡量历史人物的标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这个标准就是封建的正统观念。而正统观念自身充满了矛盾、虚伪和混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华夷之辨。可是，帝王有没有嫡长子，有没有一个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嫡长子，嫡长子是不是具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智商和能力，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嫡长子继承制来自宗法制。更重要的是，帝王视天下为一家一姓之私产，奉行一种“老子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的观念，而这种保证子孙坐享其成的制度又往往促成了子孙的腐败和无能。至于华夷之辨，有人认为，汉人建立的王朝代表正统。按照这种标准，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正统。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并不以为自己是“夷”，因为所谓“华夷之辨”，常常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看的，血缘、种族和地理的因素反而是次要的。只要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是正统。事实上，汉族从来也没有“纯”过，汉族本是华夏众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历史上，只要使用汉字，奉儒家学说为正宗，遵循礼教，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那就会被认为是正统。

更何况，在有些文人那里，所谓“正统”更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概念。《三国演义》评点者毛宗岗曾说，要读懂《三国演义》，“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所谓“闰运”，指的是不正常的时世、乱世，如闰月之于正常的年份。毛宗岗说蜀汉是正统，是三国中唯一合法的政权，因为刘备是“帝室之胄”。可是，刘备是否是景帝的后裔，谁也说不清楚。毛宗岗认为：曹魏是“窃国之贼”，而且曹魏没有统一中国；西晋虽然统一了中国，但西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是一丘之貉，“亦不得为正统”。不但西晋不是正统，东晋也不是正统，因为“东晋偏安”，“愈不得以正统归之”。他甚至认为，“炀帝无道而唐代之，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至于宋朝，“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取得天下之正亦不能如汉也”。总之，按照毛宗岗的意思，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朝代是正统，真正合格的只有汉朝和刘备的蜀汉。可见，毛宗岗的正统概念也是一片混乱。他指责魏和东晋是“偏安”，指责宋的版图不广，却不知蜀汉更是偏安的一朝。

（取材于张国风《曹操的“正”与“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