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遍意义看，劳动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必要手段，既是人的生存生活之本，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成为大众常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学会生存”成为国际共识。劳动教育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从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社会积累的生产生活知识技能，着重培养自食其力的本领、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劳动创造的精神。

显然，劳动教育是培养青少年运用知识技能获得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教育实践，可以培养青少年尊重劳动、劳动人民和劳动成果的意识，培养为自我服务的技能以及认真、负责、、创造性地对待劳动的态度，培养合作劳动和独立劳动的能力。劳动教育要帮助青少年正确评价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了解社会百业分工和个人职业倾向，明白劳动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职业都有意义，都很光荣。

在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教育属于一种高级的社会实践，是了解与服务社会不可缺少的教育活动，是强国富民的大事。而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学习、科学实验、研学旅行和社会实践等，主要解决认识深化、知行统一问题，单纯的职业技术教育侧重技能培养，都不属于劳动教育的范畴。

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各国都非常重视青少年学生劳动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教育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就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体脑结合、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的有效途径，就是把劳动教育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的重要内容。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贯通，在劳动教育中发现五育、渗透五育、落实五育，在五育中认识劳育、把握劳育、实现劳育。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劳动教育的独特价值，它关系到青少年劳动素养的培养，这是其他四育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看到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价值，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树德、增智、健体、育美作用。一方面要看到劳动教育的内容价值，生活劳动着重解决个人自理问题，生产劳动侧重解决物质财富创造问题，服务劳动侧重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要看到劳动教育的载体价值，五育并举，发挥协同育人的作用。

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劳动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要看到，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基因，重视劳动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光荣传统，培养时代新人对劳动教育的要求极为迫切。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当今时代传统生活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重大变革，会对劳动教育产生影响和冲击。要构建科学实用的现代劳动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既培养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还培养大国工匠，也培养创造发明的科学大师，形成崇尚劳动创造的社会风气，从简单体力劳动引向创新创造复杂劳动，加快教育强国和制造业强国建设。

（摘编自曾天山《劳动教育的时代价值与落实机制》）

冲撞与融合：回望20世纪中国新诗

吴思敬

历来的文学革命，其倡导者为了冲破巨大的阻力，往往会从两个方向上去寻求助力：或是面向古代，高张“复古”大旗，其实质则是革新；或是面向外国，从异域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文学革命之火。新诗的创始者们采取的便是这后一种办法。郭沫若坦诚地宣称：“欧西的艺术经过中世纪一场悠久的迷梦之后，他们的觉醒比我们早了四五世纪。……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当然，中国新诗受外国影响，除去新诗人希望“迎头赶上”西方的急迫感外，更深一层说，是由于现今世界上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困扰着各民族哲人的共同问题。尽管各民族有其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在起着作用。实际上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运动便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发展史。

到“五四”前后，西方近百年的文艺思潮已经历了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演变。不过，这三大文艺思潮对中国早期新诗人的影响却不是同等的。客观上说，外来的东西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受着当时的国情制约的。从新诗诞生的情况看，创始者们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郭沫若从歌德、雪莱那里汲取营养，那狂飙般的激情，天狗吞月式的自我扩张，均使他的诗歌显示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刘半农、朱自清等人的早期诗作则大多揭示当时社会中种种黑暗与不平，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然而浪漫主义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有时难免泥沙俱下，导致艺术上的不精致；一些如实描绘社会弊端的诗篇，又由于写得太“实”而失去了诗味；大革命后的普罗诗人又普遍存在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直接说教的倾向。特别是，“五四”落潮和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陷于苦闷、彷徨之中，于是年轻一些的诗人开始把眼光转向西方的现代主义。

应该指出的是，在新诗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新诗人们对西方诗歌的借鉴并不是全盘照搬的，而是结合汉语的特点和中国诗歌固有特色，对西方的东西既有吸收，又有扬弃的。一些在现当代诗歌史上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如冰心、徐志摩等，无不是从取法于西方开始，但没有跟着西方诗人亦步亦趋，而是把西方的东西与本民族的特点融合起来，因此他们的作品有西方诗歌的某些特征，但决非西方诗的翻版，有中国诗歌的某些传统风貌，但又不是“国粹”式的传统诗。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影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撞中孕育并成长的。这种冲撞，使我们的新诗从诞生伊始就伴随着无尽无休的责难、争论与困惑，而且这种责难、争论与困惑一直持续到60年后的新时期的诗坛一一回想一下围绕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的争论，以及伴随韩东、于坚等后朦胧诗人而出现的喧哗与骚动……两种文化的冲撞为新诗发展带来了契机，一方面这种冲撞冲决了诗人固有的审美观念和思维定势，为诗的创造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这种冲撞带给读者审美习惯的变革，造就了一批批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

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的诗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持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画竹

杨海燕

林馨突然有种冲动，她要学画。

林馨喜欢水墨画的韵味，她嫌牡丹太复杂，荷叶不够清爽，兰花又太单薄，当她看到郑板桥的竹子时，目光顿时定住了，清秀俊逸、风姿绰约，正是她喜欢的风格。竿直叶清，看着不复杂，林馨决定先从画竹入手。

看着容易，下笔却难。林馨挥笔一画，画的不是竹竿,而是粗陋的树枝了，再画叶子，不是糊成了一团墨，就是轻飘飘的，没有竹叶的生气。

林馨不气馁，每天晚上坚持画两小时。慢慢地，树枝里有竹竿的影子了,叶子也有风动的感觉了。

再后来，什竿挺而韧了,竹叶也婀娜多姿了。

林馨每天挑选一张最好的墨竹作品发到朋友圈里，让亲友们见证她的绘画历程。

朋友圈里点赞的人越来越多，留言也由最初的鼓励变成夸奖。

一日，朋友圈有人留言:馨，我要一幅挂在我新家的书房里，肯定清雅得很。

林馨顿时热泪盈眶，在自己平淡的人生中，没有比画作得到别人的认可还让人高兴的事了。

林馨一天天画下去，要画的朋友也一天天多起来。

一天，闺密云霞带着一个陌生人来林馨家。陌生人有些拘束地把一提篮大闸蟹放到茶几上,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林老师好!我在云霞姐家看见您的画，我很喜欢,就央她来求您的画了。”云霞快言快语接道:“他是我表弟，非要买你的画，我说你是我的老闺密了，不要钱的，这不，他就买了大闸蟹来。”

“你是我们心中的画家了。”云霞浅笑盈盈。

画家?这是林馨从没想过的一个身份。

能成为画家吗?为什么不能成为画家呢?

再提笔时，林馨对自己的要求就高了。

她努力想画得更好一些，最好能画出郑板桥的神韵。

可是，提笔的手却有些抖，画出的墨竹暗涩、俗不可耐，不要说是进步了,就连原来的水平也达不到了。

林馨连揉了几张宣纸,最终没能画出一幅画来。

这是怎么了?林馨烦躁不安，她掷笔自问,画没进步,反倒连绘画的乐趣也丢得一干二净了。

一连数日，林馨不再绘画，恹恹地,对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

这天，云霞打来电话:“馨,是不是病了?咋几天不发朋友圈了，朋友们都想欣赏你的竹子呢。”

“我不画了 ，我的画没有价值，我也找不到我的价值。”林馨沮丧地回答。

“馨，你想太多啦!能画出名堂来固然好，画不出名堂来，只要每天画得开心就好，再说，你的画给朋友们带来快乐，不也是挺好的嘛!”电话那头,闺密的声音像黄鹂一样清脆,顿时驱散了林馨心头的雾霾,人立时也跟着鲜活起来了。

我咋迷失了画画的初衷呢?放下电话的林馨暗暗责怪自己。她又习惯性地来到离家不远的竹林里，一缕清辉洒在身上,温和得似母亲的手轻抚着她，一股暖流悄然荡漾在她心间。

(选自《昆山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