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6日表示，他们首次发现了人体细胞生物传感器分子的机理，为复杂的细胞控制系统提出了新的阐述，相关内容将以“本周论文”的形式刊登在6月10日出版的《生物化学杂志》上，该成果有望帮助人们开发出应对高血压病和遗传性癫痫症等疾病的特殊疗法。

人体细胞控制系统能够引发一系列的细胞活动，而生物传感器是人体细胞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控制环”的传感器能够在细胞上打开特定的通道让钾离子流通过细胞膜，如同地铁入站口能够让人们进入站台的回转栏。钾离子参与了人体内关键活动，如血压、胰岛素分泌和大脑信号等的调整。然而，控制环传感器的生物物理功能过去一直未为人们所了解。

研究人员发现，如同能够监视周围环境并能发出声信号的烟雾报警器，细胞能够通过了解变化和产生反应的分子传感器来控制细胞内的环境。当钙离子与控制环结合时，构成了被称为BK通道的细胞内部结构，细胞作出的反应是允许钾离子通过细胞膜。BK通道存在于人体多数细胞中，它们掌控着基本的生物过程，如血压、大脑和神经系统电信号、膀胱肌肉收缩和胰腺胰岛素分泌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人员首次证明控制环如何被激活，以及如何重新调整自己以便打开让钾离子穿过细胞膜的通道。利用实验室中先进的电生理学、生化和光谱仪技术，研究人员观察到钙离子与控制环的结合以及控制环结构的变化。该变化是其将钙离子结合的化学能转化为帮助打开BK通道的机械能。

研究负责人、洛杉矶分校麻醉学系分子医学部副教授里卡多·奥尔塞斯表示，在类似于活细胞的条件下，他们能够控制发生在生物传感器中的生物物理变化。他们相信细胞中的变化反映了人体中BK通道运行时分子的活动情况。

研究报告作者安诺希·贾沃荷瑞恩认为，人体分子生物传感器是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希望研究成果能够让人类更深入地了解复杂的生物传感器是如何运作的。由于BK通道和其传感器与正常生理机能的许多方面相关，因此研究人员还相信，生物传感器工作过程也许与疾病的不少方面也相关，例如，已证明BK传感器的失常与遗传性癞痫病有关。

研究人员将遗一步了解BK控制环感应器以及通道是否涉及传感小分子（而不是钙离子），这些小分子在人体工作中同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物意义。

飞鸽传书，老马识途。人类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很多动物具有出类拔萃的导向能力，纵使万水千山，无论阴晴雨雪，这些神奇的动物总能知道路在何方。人类当中也不乏这样的认路高手，他们的脑海中似乎嵌入了“GPS”，怎样都不会迷失方向。

他们是怎样做到不迷路的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们就通过对一些脑外伤患者的研究了解到，建立记忆的过程和大脑中一块被称为“海马”的脑区密切相关。实验也佐证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像老鼠之类整天在错综复杂的洞穴中穿行的动物，天生就拥有极为强大的导向能力，然而如果科学家们人为地切除大鼠或小鼠大脑中的海马，它们也会一下子变成“迷途的老鼠”。

1971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约翰•奥基夫，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又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先在大鼠的海马中植入了一个记录电极，然后将大鼠放置在一个空旷的房间中让其自由活动。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们在纷乱错杂的神经信号中分离出了一组独特的信号，而这组独特的信号则来自一类以发放电信号方式实现功能的独特的神经元。奥基夫将这类神经元命名为“位置细胞”。位置细胞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活跃程度只和大鼠所处的位置有关系：当大鼠待在某个特定区域时，某几个特定的位置细胞就会变得特别活跃；而当大鼠跑到另一个区域时，就会有另外一批位置细胞活跃起来。虽然位置细胞的总数量并不算很多，但是它们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包含海量的信息。每种特定的位置细胞的组合对应一个特定的区域，当大鼠进入这个区域时，该组合的位置细胞就会活跃。

在奥基夫对位置细胞超过30年的研究中，他们了解到位置细胞能够和海马中其他的细胞合作，将那些来自大鼠感觉器官的当时所处环境的特征信息，与过往记录到的不同位置的特征信息加以比对，通过这种方法，大脑将特定的特征信息与特定的空间位置联系起来，形成了空间位置记忆。位置细胞在空间位置记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如果用某些实验方法杀死大鼠脑中的位置细胞而保留别的细胞，那么这只大鼠的空间位置记忆就会受损，但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记忆。

和别的记忆一样，这种空间位置记忆既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而遗忘，也可以通过反复训练来加强，乃至终生保留。这种记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拥有一定的可塑性：当环境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时，这些记忆也可以根据环境改变做出一定的修正，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能在周遭环境不断变化时，依然可以准确地记住那些地点。

“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但我们想去另一个地方，还需要相对的空间位置关系。”2005年，一对科学家夫妇另辟蹊径，把主要研究对象从海马体转移到与海马体联系最紧密的“内嗅皮层”，发现了“内嗅皮层”中存在着一种“网格细胞”，这些细胞在空间认知的过程中起到了“坐标轴”作用，从而使大脑可以回答“从哪里出发”的问题，并知道“要到哪儿去”。这些发现使他们与奥基夫共享了201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儒商”一词始于何时何地已难于确证。最早把儒和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大体源于明清之际。其时，“儒商”一词除了指称那些或因世俗经商之风的诱惑，或因仕途无望以求出路而“下海”经商的人以外，主要是指括那些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和行为风范的商人。这些商人在自己长期的商业实践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商品经济法则互补整合，形成了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商业文化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的核心是义利统一，它集中地体现了儒和商相结合的本质和特征，也是贯穿于鞭商业价值观、工作伦理、商业道德、经营理念、管理思想和经商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精神中的灵魂。儒商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宣扬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发展现代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观点，它启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对传统儒商精神进行“创造性的传承，创新性的发展”。

重构儒商精神，首先必须对传统儒商精神进行一番现代透视，即用现代的眼光对其进行一番辨析、清理和评价。儒商精神无疑是一种具有一定优越性的商人精神，这不仅在于它是属于作为高层次的商人——儒商的精神，更在于它的精神内蕴着某种优越的特质，这主要表现在它的自觉性和辩证性上。所谓自觉性，就是说它并不是在自发地反映商品经济要求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儒商在商品经济过程中自觉地确立起来的，因而它不仅仅是对商品经济的适应，而且包含着对自发的商品经济的超越和规范。我们知道，不论是亚当•斯密所揭示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还是马克斯•韦伯指出的新教徒企业家出于“天职”伦理对金钱无止尽的追逐，这种商人精神实质上都只不过是对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竞争法则的一种自发反映，其功能也只是去适应市场。而儒商精神却不是这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儒商自觉地处理商品交换关系时，把儒家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结合起来而形成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对商品经济的超越性，它力求在适应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时又能正确地去引导商品交换。这在儒商精神的核心“义利统一”原则上得到最充分体现。“利”是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义”则是对商人行为的规范与升华。儒商精神一方面肯定“利”的合理性，一方面又强调“以义取利”，“富而好德”，强调以一种自觉的道德理性来引导和规范对利的求取。儒商精神这种自觉性正是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市场经济与早期自发的市场经济已有很大的不同，它强调不能只是靠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而必须同时运用法律、政策、伦理等自觉的理性方式来引导和调控。这样才可能使市场运行得到优化，真正实现效用的最优化。

儒商精神的另一优越之处是它的辩证性，即它的一些基本精神较少片面性而能注重不同方面的协调与统一。如儒商精神承认竞争的意义，同时又注重合作与和谐，提倡“和气生财”；承认个人的利益和作用，又提倡群体的价值和利益；强调稳健，又注重趋时而变；注重物质利益，又提倡超然态度等。儒商精神受中国文化的辩证法传统的深刻影响，注重从事物的对立统一和整体联系中去认识和处理商业经营中的问题，因而较少片面性，较少失误。它与现代化大生产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客观要求比较适应，与现代经营所要求的系统策略相一致，无疑是具有现代价值的。

（摘编自唐凯麟《传统儒商精神的现代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