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吃了，有毒”“注意安全，地铁站被淹”“多一人转发，多一份希望”“扩散！扩散！捡到一张准考证，别耽误孩子高考”……近年来，这类看似是为人着想的“善意提醒”，在微博、微信群、朋友圈里频繁出现。不少读者来信反映有许多貌似关心体贴的“提醒”，实则是一种推销手段，其中也不乏谣言。这些谣言，除了涉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还主要涉及人身安全、政策法规等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高度“贴近性”。

这些谣言看似“无伤大雅”，但也会产生严重后果。比如，很多谣言与食品安全有关，出现过“塑料紫菜”“棉花肉松”“假鸡蛋”等。谣言反复出现，会给被中伤的企业造成经济损失，也会给消费者带来困扰。据报道，今年年初，“塑料紫菜”谣言就导致多地超市下架紫菜产品，不少经销商退货。当然，比眼前显性危害更严重的后果在于，此类谣言看似温情体贴，实则误导公众。每一次的欺骗，都将损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消解公众的善意和爱心。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7月24日）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徐敬宏分析，“朋友圈”里分享信息的基本都是亲朋好友或同事。在这里转发谣言一般会被认为是出于关心，收到信息的人们往往会收起心中的防线。在这样虚拟的“熟人社会”，谣言就会从这个“朋友圈”跳到另一个“朋友圈”，形成裂变式传播。各种以提醒、体贴形式传播的谣言还抓住长辈“宁可信其有”的心理，使其自愿转发。传播者出于好心随手转发，往往源于制造者的精心包装。记者发现：有的谣言以“善意提醒”为名，利用公众善心，让人放松警惕；不少打着“科学实验揭秘”“有图有真相”“权威人士透露”等幌子；还有的标题十分惊悚，比如“有毒”“致癌”“致死”等，吸引更多人注意。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晋升表示，有人纯粹为了追求好玩刺激，故意编造传播一些无厘头信息。把转帖、跟帖多，看成是一种“荣誉”，甚至想以此成为“网红”，提高自身知名度。有的是利益驱动，个人或机构为了博取眼球，用流量赚广告费。江苏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民警周千里认为，有的属于炮制谣言以打击竞争对手。商家借扩散谣言向竞争对手泼脏水，以此破坏对手在受众群体中的口碑，意图牟取不当市场利益。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7月24日）

近年来，相关部门和网络平台逐渐加大了对谣言的治理力度，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网络违法行为。周千里认为，主管部门要把好关，完善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对网络谣言做到及时发现，第一时间通报责任单位开展核查工作。同时，强化打击力度，依法对故意造摇或传谣者给予处罚，增加造摇者的违法成本，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张晋升认为，貌似关心的谣言广受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比如公众在健康养生方面存在较大知识缺口。卫生健康部门、科学机构可以鼓励推广正规的科普账号，提供量多质优的科普类新媒体产品。网警巡查执法账号、媒体、互联网企业可以共同建立反摇平台，形成辟摇合力。

从公众角度看，谣言容易流行，说明一些群众缺乏起码的常识和判断力，有从众、随大流、盲目猎奇的心理，有意无意间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徐敬宏提醒，在收到社交媒体模糊、可疑信息时，不轻易转发，而要与权威媒体进行核实比对。

（摘编自央视新闻移动网2018年7月25日）

材料一：

文化作为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思想的积淀与升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卓越的过去与璀璨的今天。我们在自豪的同时，更应该展望未来。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回首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开辟了一条人类史无前例的高速和平发展之路。然而相对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快速发展，与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泱泱大国显得并不相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其核心内涵之一。而文化复兴与文化自信可谓相辅相成，倘若对自身文化都产生了距离感、陌生感乃至排斥、厌恶，那么何谈文化复兴与民族崛起呢？因此，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意识到建立文化自信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据调查，中国公众的文化自信从文化自知、文化自豪、坚定信念、文化传承、文化交流、文化发展、文化竞争等维度的认知如下图：

（摘自“人民论坛网”，有删改）

材料二：

拥有悠久的文化传承，但却在很长时间中缺少社会文化氛围的中国，如何走向真正的文化繁荣？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说，首先应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重新树立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发掘出中国文化中优秀的部分。

黄会林说：“当代中国的文化正处在一个转折性的发展关头。一方面，以扩大物质生产、加快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不可能无限延伸，忽视文化力量的社会将面临着‘精神缺钙’的危险。而在今天，文化艺术的自觉意识、主体意识也自然显现出来。物态、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的文化，为心态层面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条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一直都处于弱势地位。全球化一方面带来所谓的文化趋同，但另一方面更加凸显了各自的差异性，并带来了危机感和紧迫感。独立和自觉是融入世界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费孝通曾经明确提出应该立足21世纪，加强文化自觉。因此，我们必须有自觉的文化发展思维和战略。在全球一体化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当代文化缺乏足够定力，模仿、照搬之风盛行，中国文化被歪曲、降格、肢解，存在着被通俗文化、高度发达的美国文化日益同化的危险。面对强势文化的包围，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忽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自我更新能力，而应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加强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的坐标，发展和传播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精神与时代要求接轨。”

（摘自《北京晨报》，有删改）

材料三：

青年必须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才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强调文化自信，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不够自信。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发展出了一个根植在中国土壤上的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中影响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东圣西圣，其揆一也”，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优秀基因，对当下的世界有着不可估量的正向引导力量，正可大放异彩，却见不少青年言必称西方，对自己的宝藏视而不见。相反，倒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来中国寻找发展的钥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青年应首先熟习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再图融汇异邦文化之所长，才能真正成为既有文化自信与根基又有世界眼光的“新青年”。

又比如，面对纷繁复杂、真伪难辨的信息潮流，不少年轻人放弃了对信息甄别、筛选、判断的权利，拱手让于网络舆论，这也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网络上所谓的真假代替了事实的真假，网络上所谓的对错代替了事实的对错，任凭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被裹挟而不自知。一个成熟的社会，首先要有成熟的公民，公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在于是否具有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而理性来自定力。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从鲁迅到巴金

①鲁迅在1936年10月去世以后，面对文学领域留下的巨大空白，有人试图重新选定一个作家作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但事实上，鲁迅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所凝聚起来的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硬骨头精神，尤其是他晚年杂文中所焕发的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社会良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无人能够企及的。鲁迅精神的继承者是不能用册封的形式来选定的，它只能在自然而然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且是在风雨相伴中经受考验。

②我们所谓的鲁迅传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抗战以后，由于统一战线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精神传统的形态也必然地发生变化，它虽然不可能以战前的方式来体现，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它依然是凝聚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核心力量，总是会通过貌似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这已经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实践的道路所证明。我们只有确认了这些基本的特征，才有可能对于巴金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活动的意义有所理解。

③鲁迅精神传统的主要内涵，是特立独行于文坛、毫不妥协的现实战斗精神，并非个人的反抗而是随时随地团结各种反抗力量、发掘新生力量、扩大自己战线的战斗策略，贴近日常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细节中揭示民族悲剧实质的视角，这是鲁迅战斗传统最为重要的生命核心，也是它的活的灵魂。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鲁迅精神，没有群体的批判实践也不是鲁迅的批判策略，而脱离了社会生活的日常文化细节一味作高谈阔论，更不是鲁迅所认可的批判方法。鲁迅是极富专制体制下反抗经验的人，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中国所面对的黑暗势力是何等的强大，凭着热情与勇敢是决不能胜以对方的，所以他对于暴虎冯河之类的莽撞做法一向嗤之以鼻，这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煞费苦心寻找同盟军、布成统一战线的原因所在。而这一点，正是激进而且“左”得可爱的青年们决不肯给以理解和原谅的。再者，鲁迅的批判精神始终是以社会实践为出发点的，总是从具体事件的斗争上升为一般批判精神，所以他一再拒绝出国去做流亡寓公，宁肯不顾危险站立在他所深深热爱却不得不接受其怨恨相报的现实社会当中，与旧势力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这也是他后来放弃功成名就的小说创作而转向招人讥骂的杂文写作的原因所在。

④巴金在文学写作的道路上，有许多地方都与鲁迅相似。他们在走上文坛前都接受过某些西方的社会思潮，并且以此为旗帜投身于社会运动，也都曾经因为理想的失败而陷入深刻的绝望。后来他们以小说创作著名于文坛，成为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家。然而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各自的社会理想又重新鼓舞他们离开文学创作，转而写作反思社会历史、反思民族弱点的战斗性杂文，在无情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成为当代中国良知的代表。

⑤但是巴金与鲁迅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鲁迅在社会理想方面持现实的战斗态度，他渴望与先锋性的社会思潮结成同盟，从他者的理想中寻求未来道路；而巴金很早就接受并研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自以为是接受了先进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因此对于别的社会思潮更多的是持批判态度。在1949年中国政治史上试图拉开社会主义的序幕时，他曾经努力从中找到与自己所期盼的理想世界相吻合的地方，所以在1950年代他写作许多欢欣鼓舞的文章，也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正如他所崇拜的克鲁泡特金等人在十月革命后也都满腔热忱地回到俄罗斯去参加理想世界的建设一样，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绝不可能无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巴金深受克氏的影响，这才有了他在“文革”浩劫以后《随想录》的写作，这也是巴金的伦理学和道德完善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他与鲁迅有所不同。鲁迅绝望而战斗，无比深刻；巴金则始终有理想的照耀，他的绝望中有温情，多少是含有遗憾惋惜的因素。

⑥与鲁迅晚年的杂文创作一样，巴金晚年选择写《随想录》也是充满争议的。鲁迅晚年杂文正是《随想录》的思想渊源和血脉渊源。这在《怀念鲁迅先生》和《鹰的歌》里说得很清楚。他说过：“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随想录》是中国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事实上也只有巴金才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这是巴金学习鲁迅的最后一次重大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