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化道的大传统与术的小传统二者互为因果关系的厘清，除了有助于还原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认识到该文化的整体有机外，亦对今天我们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不可否认，今天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和实践的一大误区，就是重视大传统而忽视小传统，对在术名下的小传统视为不入流的、细枝末节和雕虫小技的甚至封建迷信的东西，而将其打入中国文化的另册之中。

但是，二者的互为因果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却决定了，无论是道的大传统还是术的小传统都是极其重要的，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故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不能厚此而薄彼，而是既要重视大传统，又要重视小传统，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进一步认识到，就中国文化的“下学上达”“心以身显”和“即用显体”的性质而言，“以小见大”非常重要。

事实胜于雄辩。当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现实经历表明，今天外域民族开始接受乃至崇拜中国传统文化，首先一般是通过诸如中国烹饪、中国武术、禅定、中医这些人们更为喜闻乐见并可切身体会的术的形式得以实现的。例如，正是通过遍及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使外国人在大快朵颐之中切实地体验到并沉醉于中国文化独一无二的“味道”。例如，20世纪西方中国文化热的出现，其直接导源于李小龙、李连杰的中国武术功夫在西方观众中的风靡。也正是在其静若止水动若霹雳的一招一式中，使观众领悟到讲求“一阴一阳”“大道无形”的中国文化大化之道的神奇。例如，阿尔茨海默病素被西医视为难以攻克的不治之症，然而，美国神经医学专家的课题研究却发现，在专家指导下练习太极拳，在延缓该症的发展上可以达到与服用药物同样的疗效。这一案例使西方医学界不能不领略到“中国功夫”在强身健脑方面令人称奇的奥妙。

“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一如古人所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之旅固然离不开道的文化大传统的思想指导，其具体举措却要求我们应从术的文化小传统起步。正是经由这种切身的践履之术，不仅可以让我们自下而上地跻身于形上之道的至境，也可以使我们由近及远地步入“化成天下”的文化之伟途。

（张再林 《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关系的启示》）

我国合同法颁布至今不过20年，但合同制度在我国则是历史悠久。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合同一般被称为契约。如今存世的传统契约文书，是中国先民们留下的文化速产，传统契约中展现的契约观念，至今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合同的看法。

史料表明，我国传统契约实践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目前能够解读出来的最早传世契约资料铭刻于青铜礼器上，记录了西周贵族之间就土地、奴隶等财产进行交换的行为。《周礼》还记录了先秦时期使用竹木制作傅别、书契和质剂三种契约券书的方法，这些古老的契约应用于当时买卖、借贷等交易行为。汉晋时期，人们依然以竹木制作交易券书，内容简单直接，满足了当时人们订立合同的需要。东晋以后，纸张开始应用于契约书写。吐鲁番出土和敦煌发现的纸质契约跨越了我国北朝、唐和五代时期，记录了近600年间买卖、借贷、租佃等丰富的契约行为。历史还记载，北宋时为了减少契约纠纷，曾出现过由官方审定并印制的榜样契约。从徽州等地发现的数以万计的传统契约来看，南宋以来契约已经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我国传统社会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合同法，但契约制度并不缺乏，仅从文献记载看，传统契约制度包括国家法律和社会习愤两个方面。法律方面，唐代及其后各代法典对不同类别契约所需要满足的交易条件都有明确规定。社会习惯方面，历代官箴、村规民约以及家法族规对传统契约制度也有不同程度的记载。

此外，传统契约制度还直接体现在流传下来的契约文本中。契约往往由职业或半职业的代书人书写。代书人为了方便，会根据当时的制度规定，结合缔约习惯制定各种契约契式，并装订成册。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明清时的士人开始收集整理契式文本，印成书并广为传播。在缔约时，交易者会要求一并移交上手老契，并将其与新订契约、纳税凭证等相关文书粘附在一起。久而久之，一份契约可能长达数米甚至十几米。契约越长，记录的交易越多，经历的时段越久，保留的制度信息就越丰富。

丰富的契约实践与深厚的书写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的契约观念。一是推崇信守契约的精神。“署名为信”“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的诚实守信精神贯穿于传统社会契约的订立过程。二是注重书而形式契约。为了使契约能够被信守，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白纸黑字”“立字为据”十分倚重。三是注重通过调解手段解决契约争议。我国传统契约涉及的对象一般为“户婚田土”，如果发生争议，由于诉讼成本高以及人们“息讼”意识深厚，当事人多选择由乡邻或家族进行调解处理。传统社会的乡规民约中也积累了大量对契约争议进行调解的习惯。

今天，我们对合同法实践进行研究，可以吸收借鉴传统契约制度与实践的精华，学习传统契约制定和纠纷解决的智慧，以更好完善相关合同规则。

（王旭《从传统契约中读出智慧》，略有别节）

如何增进我们的数据安全感，是“大数据时代”必须回答的一道考题。然而，近日有不少网友反映，一些APP（手机软件）在“偷听”说话，并进行相关推荐；在国外，“脸书”等也陷入“窃听”用户的质疑中。

不过，尽管有关推测很多，但大都还未证实，业内专家也观点不一，呼唤监管部门给出权威说法。换句话说，权威的声音慢一拍、行动迟一步，用户数据安全感就少一分。与此同时，相关手机软件接连“喊冤”，均保证只会合法合规地获取和使用用户信息。即便如此，许多用户的担心还是无法打消，因为互联网公司此前滥用大数据的行为并不少见。实际上，这种不信任的源头，在于手机软件获取用户信息权限的模式。当用户注册某个手机软件时，就会弹出要求用户授权各类信息权限的条款，包括通讯录、麦克风、地理位置等。这种情形下，用户要么接受“霸王条款”，要么被“隐形套路”，否则就无法使用手机软件。没有选择权——个人信息第一道关口的失守，是用户缺失数据安全感的重要原因。

今天，数据价值堪比石油，引得商家“争抢”，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已经被算法包围。企业利用算法挖掘分析用户数据，可以精准判断用户的消费需求，从而精准“推销”产品、谋划产业布局。但是，对用户而言，乐也算法，忧也算法。乐的是算法带来服务个性化，忧的是算法提供的服务“太精准”。一旦数据泄露或者被滥用，骚扰电话、网络诈骗等也可以从过去的“误打误撞靠运气”变得“精准定制有底气”。保留免受骚扰的权利、自主选择的权利，正是用户重视数据安全感的根本原因。

捍卫数据安全，就是在守护美好未来。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把关，不仅要养成安全使用手机软件的习惯，而且还要在发现隐私被侵犯时勇于拿起法律武器。近日，一位法律人士发现“抖音”“多闪”等手机软件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向他精准推荐了多位“好友”，便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并获立案。企业亦如是，如果不是目光短浅，便一定能看得清，一旦安全事故的“灰犀牛”来临，商家将丧失更多用户；只要数据安全受到威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商业前景就会受到挑战。放弃窃取、滥用数据的眼前利益，共同守护数据安全才是明智之选。以制度构建立体防御体系，形成个人、企业与相关部门共同发力的监管网络，方能阻断窃取隐私的“不法之手”。

据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立法规划。这意味着我们将告别个人信息保护分散立法的状态。未来，有了专门法律做“靠山”、各方合力当保障，企业非法收集、滋用数据的“灰色空间”将越来越小，用户的数据安全感也将越来越实。

（姜赟《共同守护数据安全》，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