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宴

文娟

老人机一响一响的，儿子们在催。

三奶奶把扫到一块的树叶拢进蛇皮袋，心说你们光知道干着急，西北风一刮，树叶儿雪花儿似的。

三奶奶种田出身，土地被征收后，自作主张减掉十岁，出去做马路保洁。

保洁队几次欲裁员，超过六十岁不留用。三奶奶耍赖皮：“裁了我，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三奶奶做事认真负责，比如今天，赴宴归赴宴，阵脚一点儿不乱，一扫帚一扫帚，一片树叶一片树叶，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三奶奶把最后一只蛇皮袋拖到垃圾站时，老人机又响了。

这回是小儿子，问三奶奶到了哪里。

“还在垃圾站。”三奶奶回小儿子。

“要不，我开车去接你。”比较而言，小儿子最帖心。

三奶奶四个儿子，四个儿子四辆车，四辆车比赛着摆阔气。越阔气三奶奶越觉得有面子，三奶奶也要面子，不声不响给儿子们贴钱，包括儿子们的儿子过春节、过生日、上大学，三奶奶都要封红包。

三奶奶高兴儿孙们接过红包时的高兴劲。这叫甘蔗老根儿甜。

这是儿子们的意思，三奶奶说69不摆宴，整数摆。儿子们说今年摆小宴，明年把亲朋好友喊过来，摆大宴；三奶奶说放家里，我来操办，你们只管回来吃。儿子们说没档次，城里大饭店里的五子拜寿菜老娘你无论如何学不来的。

“别来接，我骑我的小马达。”三奶奶把那辆天蓝色小三轮比作“小马达”。

三奶奶骑上小三轮时，时已正午，风儿稳了些，阳光厚了些，汗珠密了些。三奶奶放慢速度，敞开棉衣扣子，忽然想起一桩事，带给小孙子的三千元忘在换下来的棉衣口袋里。

前些日子，小儿子打三奶奶老人机，说刚升中学的小孙子吵着要“苹果7”。三奶奶说小孙子从小馋苹果，不奇怪。小儿子说是苹果牌子的手机。三奶奶说明白了，这不怪小孙子，怪做手机的拿苹果勾引人。买一个给小孙子，省得学习不定神。小儿子说给了更不定神。三奶奶说别瞎说，小孙子不是这种人，小时候我不给苹果吃就哭，给苹果吃立马不哭。小儿子吞吞吐吐说苹果手机贵。三奶奶问三千够不够？三奶奶手头刚好攒了三千。

坐在屋檐下晒太阳的二奶奶，看见心急火燎赶回来的三奶奶，大声说今天太阳没从西天出来呀！

三奶奶想不能瞒二奶奶，二奶奶儿子替二奶奶摆宴时，前后左右只喊了三奶奶。

三奶奶灵光一现，长话短说，请二奶奶一块去赴宴。

二奶奶倒也爽快，骑上与三奶奶一模一样小三轮，有说有笑出发了。

不一会儿，二人就到了赴宴的饭店，推门进去，屋里就小儿子一个人。

小儿子说：“哥哥嫂嫂们等不及，先走了。”

三奶奶眼傻了傻，要不是碍于二奶奶，拍拍屁股回家了。

小儿子说：“你们慢慢吃，大部分菜没动筷子。”为了“苹果7”，小儿子自告奋勇留下来。

三奶奶明摆着在生气，绝口不提小孙子。小儿子看情形不利，说老娘其实我最忙，以后电话联系。

三奶奶指着一桌高高低低碗碟，讪笑说：“看看，肯定花了他们不少钱，我说不要摆，他们偏要……”服务员跑过来，说二位奶奶，账谁去结。

三奶奶搁下筷子：“说啥？”

服务员说今天五子拜寿宴打特价，三千，不贵。

三奶奶脸白了白，递过老人机：“问他们，跑不了，全在里面。”

二奶奶伸手把老人机挡了回去：“干啥呢？别为难孩子们。”

三奶奶说：“是他们……”

二奶奶说：“一样样的。以后别去扫地了，学我，坐屋里晒太阳。”

三奶奶问：“一样样？”

二奶奶肯定：“一样样！”

第二天，三奶奶又拎着饭盒出去了。三奶奶盘算了一晚上，下月拿到工资，给小孙子买“苹果吃”。然后，该准备过年的红包啦。

老人机一响一响的……到底自己的儿子，一个个想着念着……三奶奶心里说。

（选自《时代文学·上半月》，有删减）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节选自周国平《经典和我们》

2016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在传统纸媒和电媒上的每日人均分配时间表

2016年中美两国国民阅读调查表

﹣﹣参考自中国新闻网

一份调查报告：受访者是30位出身于工人阶层的男子，最后有15人成为大学教授，15人仍在工人阶层。在挑选这30人的时候，研究人员确认他们出身于相似的社会环境，而且家庭创伤也相似（父母酗酒、死亡、离婚等）。

15位教授中，有12位有父母给他们读书或讲故事；15位工人中，只有4人有这种经历。

15位教授中，有14人小时候家中有很多图书和印刷品；15位工人中，只有4人家中有书。

15位教授中，13人的母亲与12人的父亲经常阅读书报杂志；15位工人中，只有6人的母亲与4人的父亲经常阅读。

15位教授小时候都受到大人在阅读上的鼓励，15位工人中只有3人受到鼓励。

其中，教授组二号受访者，他是一名社会学学者，7岁时母亲去世，被送进孤儿院，一直到17岁自立成人。他在进入孤儿院时备受煎熬，他“不知道孤儿会发生什么事”。8岁时，这位受访者在孤儿院图书馆发现了霍雷肖•阿尔杰①的系列故事书。这个发现对他影响深远，因为它突然间了解到，尽管在孤儿院，他仍然可以掌握命运，创造人生。霍雷肖•阿尔杰的书让他看到“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孩典范”，他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节选自吉姆•崔利斯《朗读手册》

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将观看电视的人大脑神经与测试仪器连在一起，得出结论：电视主要是在和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心智对话。具体来说，人类的心智至少需要半秒钟才能为复杂的刺激提供适当感觉闭合，而电视拒绝给我们这半秒钟。媒体研究专家卢格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为，书籍是与我们左脑交流，电视使我们头脑中理智的部分休眠。因此，对于习惯电视画面的孩子来说，阅读印刷媒体是痛苦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它无法适应我们目光跳动的习惯。

﹣﹣节选自许知远《电子时代的阅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在讨论文学观念时提出过“天文”、“人文”之分，并主张从“观乎天文”和“观乎人文”的联系中去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要义和精髓，这是符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实际的。他们对上古“天文”之学的描述，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和文献学的支持。无论是占卜还是祭祀，殷商时期传留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无不说明，它们都是为统治者所垄断的一种进行天地人神沟通的文化，亦即“通天”的文化。这种以“通天”为核心的“天文”之学有着漫长的积累过程，体现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虽发端于“观乎天文”，但周灭殷之后，在总结殷所以亡和周所以兴的历史经验中，统治者们认识到“天不可信”，只有“敬德”、“保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而为社会文化的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周公制礼作乐，将“以史为鉴”和“以民为鉴”作为制度文化建设的主要视点，实现了从“观乎天文”到“观乎人文”的视角转换。周初统治者们已经不再将国家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天命，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才是造成结果的原因。他们已经开始用“集体行为史观”代替“集体神权史观”。为了让周之子孙世世代代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周公主持制定了用于宴飨、朝会、宗庙的乐歌，即今所见《诗经》中的部分《雅》、《颂》，来强化史鉴意识。周人的“民鉴”制度主要有“献诗听政”。这一制度不仅促使统治者关心国计民生，注意民意民情，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着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例如诗、曲、书、箴、赋、诵、传语等等，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发展着。《诗经》的《小雅》尤其是《国风》正是这一制度衍生的产品。

春秋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文学观念也发生着急剧变化。西周末春秋初，文学的社会功用正悄然转变。春秋中叶士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批评天命观和天道观的基础上出现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价值观，将“集体行为史观”改换成了“个体行为观”，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现实行为上来。人们可以通过“立言”来实现自身的不朽，文学不再只是维护氏族国结的纽带，或是礼乐教化的附庸，而且是一项个人的独立实践活动，也是一条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到了春秋后期，士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凸显，“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抗衡“世卿世禄”的法宝，传统礼乐思想被弱化。以“诗”为代表的文学俨然成为具有全方位社会功能的价值实体，成为士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场域，于是，一个真正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摘编自王齐洲《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