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5G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面向2020的移动通信技术”。毫无疑问，5G是推动新一轮数字变革的最重要角色。

5G的出现，让物联网真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只有5G网络，才能承载物联网产生的庞大无比的井喷式网络流量和在同一瞬间产生的海量网络请求。可以看到，5G将成为实现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重要纽带，它首先将使前几年兴起的物联网概念真正成为现实，可穿戴智能终端、车联网终端以及各类大大小小的智能终端，都将连接上这张物联网。人们也毫不怀疑这些愿景很快就会实现:“手表、眼镜、牙刷、球鞋、自行车等个人资产，城市的停车位、垃圾箱、广告牌、路灯等基础设施，都将是庞大无比的物联网上的一颗颗小沙砾，工厂里的各种装备设施也都将被连接到移动网络上，从自动化走向信息化和智能化。”在这种连接的基础上，新的应用比如实时视频分享、随时随地云接入、虚拟现实等都将成为现实，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将更加深入、彻底。

当然，人们在憧憬5G的同时，还必须面对诸如流量费用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便宜的流量资费无疑是使用5G服务的必要前提，否则再高的网速也只能让人望洋兴叹。因此，网络运营商必须切实“提速、降费”，以适应5G时代的发展。5G在满足人们移动网络海量数据的需求、为用户带来丰富服务的同时，对数据隐私和安全保护的要求也显著提高。

（摘自2018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余建斌《5G撬动新一轮数字变革》）

材料二：

本报福州1月13日电（记者刘成志、高建进）日前，在福州长乐区的中国联通东南研究院内，主刀医生坐在机器人前，通过实时传送的高清视频画面，利用5G技术操纵机器人的机械臂，远程控制手术钳和电刀，为位于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中的一只小猪，切除了一片肝小叶。整个手术持续了近1个小时，手术创面整齐，全程出血量极少。这只小猪在手术完成半小时后，逐渐从麻醉中苏醒，各项生命体征保持稳定，手术宣告成功。

据了解，这台手术两地相距约50公里。手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全球首例在5G环境下进行的远程外科手术测试取得圆满成功，为今后5G远程外科手术的临床应用创造了条件。

5G技术低延时的优势，与手术机器人相结合，可以实现信号实时互联互通，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远程手术提供了可能。此次手术的成功，说明了5G技术在远程医疗上是完全可行的。

（摘自2019年1月14日《光明日报》《福建成功实施全球首例5G远程外科手术》

材料三:

显然，5G网络会比4G快得多。在实际应用中，一部5G手机配合上5G网络环境，网速可达4G的9至20倍。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因5G而兴奋不已。这一新标准之所以能够提升速度，是因为需要占用毫米波频段。这一宽广的无线电频段目前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这是因为毫米波极难使用，非常复杂，非常棘手。

这个频段的频率要比现有的手机网络频段高得多（你的WiFi使用的是2.4G或5.8G频段，而毫米波使用的是24G以上的频段）。这意味着它能提供前所未有的速度，但也要接受覆盖范围的损失。毫米波基站只有150米的覆盖范围，这就是说网络服务商不仅需要升级现有的收发设备（小型基站），还需要安装更多的基站。因此，只有那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才能充分享受毫米波支持下5G带来的超高速快感。一旦到了荒郊野外，5G就“只”能提供9倍的速度提升。

但是5G这列快车已经无法减速，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和自己的孙子讲起视频网站时常延迟卡顿的往事，把这当成怀旧的笑谈。而这，都要归功于今天的工程师和他们的毫米波。

（摘自2018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戴维·波格《5G会带来什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属于国际关系的理念范畴。而国际法则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理念引领方向，规则决定成败；规则服务于理念，而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规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先进性，需要放到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法律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国际法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要求国际法制度与时俱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新时代国际法的方向与目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和谐为最大特征，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在国家间交往中，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兼相爱，交相利”，坚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原则，重视各国之间建立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法治方面，也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和惯例。在这些规则及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基础上，中国古代历经“止有‘际’而非‘国’”的春秋战国和“止有‘国’而非‘际’”的王朝更迭，又在近代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品和百年战争选礼，逐渐形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这些都成为人类合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

从国际法自身发展的轨迹和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价值目标。国际法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价值目标，体现的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益，这又归根到底决定了经济基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和倡导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只适用于资产阶级“文明国家”之间，掩盖不了资本贪欲的野变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不使用式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和集体安全体制得以确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面临教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旧的利益局限，为国际法指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根本价值追求，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递愿望，使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有删节。）

陆龟蒙《冶家子言》中说：“吾祖始铸田器，岁东作必大售。”意思是他的祖辈是做农具的，每年春耕开始的时候，农具销量很大。有意思的是，文中的“东作”被人注释为“春耕生产”。其实，不仅仅“东作”是“春耕”，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东”这个方位词总是与“春”这个季节词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诗词中，“春风”就总是被说成是“东风”：比如“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还有“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更有“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等，简直就是东风的解释了。

为什么在中国“东”这个方位词总是可以替换“春”这个季节词?这是中国的季风气候使然。简单地说，春夏来临，太阳很快地把热容量小的大陆晒热，陆地上的空气受热膨胀变轻而上升，气压变低；海洋由于热容量大，升温较慢，与同一时段的大陆比，海洋上气压相对高，因此海洋上的空气向大陆流动。秋冬以后，这个过程正好相反。所谓季风就是指这样一年中方向有规律转变的海洋与陆地之间的大范围的空气流动。中国的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是亚洲内陆。春天，有季风从东面或东南而来，因此，东风也就可以包含春风的意思。

但是仅仅这样说，还忽略了一个问题。因为东西南北这些地理方位词，都关涉到叙述者的位置。对有的人而言是东，但对另外的人来说却是西，南北亦然。对中国东部，尤其是中原地区而言，春天的风是从东面或东南面的大海吹来，但是对于中国其他地区而言，季风或从西南的印度洋吹来，或从西北的北冰洋和大西洋吹来，固此春风就不应该是东风。另外，东南季风势力也有限，只能吹到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巴颜喀拉山一冈底斯山一线，此线以西，春风也都与东无关。东南季风吹到的内陆最深处，正是中国的农牧分界线。由此可见，中国人把春风叫东风是中原人的视角占有了主导话语权。就文化而言，中原地区农耕民族的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因此中原地区的视角就成了全中国的视角，并影响到中国人称春风为东风。在语言中，凡是涉及地理方位的词，都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以谁的视角叙述，谁的视角方位词流行，就看谁的影响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