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茶花

那一年小茶花四岁，第一次和妈妈出门走的就是远路，在辞旧迎新的时节。

被冰雪覆盖的高原依然以它千百年的沉静和冷寂来对待人类任何一个火红的节日。

高原恢宏的美丽是残酷的。

贺嫂带着小茶花站在路口，焦急地盼望着能有一辆开往昆仑山深处不冻泉兵站的车。她早已忘记兵站有条不让大人带小孩上雪线的规定，另外她怎么也不相信高原的空气真的就是什么“冷面杀手”。

贺嫂抱着小茶花，手脚都冻得麻木了。好不容易才拦住一辆进山的便车，但司机很不情愿捎这个脚。

“别人都下山，你偏上山，还带着个娃娃！”

“我从山东老家来探望丈夫，约好在格尔木过节，谁知他临时有任务下不来，我这才往山里赶。”

“你这是千里寻夫啊，丈夫在哪儿工作？”

“他在不冻泉兵站当兵。”

“那上车吧。”

司机再没有说什么，他启动马达，开车。

贺嫂抱着小茶花坐在驾驶室里。小茶花轻轻地从干涩的嘴里挤出几个字：“爸——爸——”

“她病啦？”司机问。

“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两天两夜的汽车，可能太累，孩子受不住。”贺嫂说着紧搂了一下小茶花。

看着昏昏沉沉的小茶花，司机知道是让讨厌的高原反应症给缠上了，他加快了速度，想尽快把贺嫂送到她丈夫所在的兵站。

汽车在盘山道上行驶，雪依然下着，两道刚刚出现的车辙，很快就被悄然无声的落雪盖住。小茶花在贺嫂的怀里半醒半睡，不停地喊爸爸。贺嫂一会儿抬头看前面的路，一会儿低头看女儿，两行泪悄然而下。

自从上次老贺回家探亲，一别就是五年，女儿都四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贺嫂想到这些，终于未能抵挡得住揪心的企盼，带着孩子奔昆仑山不冻泉兵站来了。

老贺自沂蒙山到昆仑山来当兵，一干就是十多年。这些年，他在天寒地冻的不冻泉兵站操持，他是那儿的上尉指导员。他的所有柔情就是写给贺嫂的信中的那句话：无论如何，年要三人一起过。

小茶花的小嘴干干的，上下嘴唇起了皮，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贺嫂又慌又急又没主意，才想起了竟没给孩子带水和药。

司机停下车，把自己水壶里仅有的一点水滴进了小茶花的嘴里。

贺嫂以为头痛脑热是累的是乏的，扛一扛就会过去，在老家都这样，谁知道，唉！

司机加大油门赶路，车向不冻泉兵站飞驰。

贺嫂紧紧地搂着小茶花。昆仑山的落雪依然无声。

车，终于到达了不冻泉兵站，然而小茶花已经停止了呼吸，贺嫂抱着的是女儿微温的尸体。悲剧发生在路上。

整个兵站的人都被惊呆了，大家围着这辆汽车，脱帽默默地肃立着。贺嫂仍然抱着小茶花坐在驾驶室里。

此时的老贺正在百里以外的哨卡执行任务，对妻子到站和发生的悲剧他自然一概不知。

天黑后，战士们劝贺嫂进站歇歇。她倒也不固执，下了车就往站里去。依旧抱着女儿，不说一句话。

不冻泉兵站的除夕之夜，仿佛被推到了一个寂冷、死亡的角落，没有笑声，没有歌声，甚至没有灯光。警卫班班长对贺嫂说：“嫂子，你太累了，让我抱抱咱们的小茶花吧！”说完，他接过小茶花。

看到班长这么做，所有的战士都跑过来排成队等候抱小茶花。就这样，你抱半小时，他抱十几分钟，一直到天亮，又到天黑。

整整两天两夜，小茶花的小身体在不冻泉兵站战士的手里传递着。直到老贺执勤回来，站上才爆发出雷吼一样的哭声。

昆仑山跟着士兵一起恸哭。

这一夜，不冻泉兵站的战士们唱着《十五的月亮》：“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在家乡耕耘着农田，我在边疆站岗值班。啊！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一遍又一遍……

昆仑山的落雪依然无声。

(有删改)

材料一：

0时40分，刚刚参加了交接仪式的查尔斯王子和第28任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在英国军航“漆咸”号及悬挂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的香港水警汽艇护卫下，将于1997年年底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很快消失在南海的夜幕中。

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节选自《别了，“不列颠尼亚”》）

材料二：

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金庸宣布就此封笔。金庸用他所写的14部小说名字中的第一个字写就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小说里，还体现在现实中。

早在14岁那年，金庸目睹了国家凋敝，就立志成为一个维护国家尊严的外交官，然而命运多舛，金庸未能实现梦想，而是做了一名记者。可他依然心系祖国。

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留下一批飞机在港。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的地盘，国民党方面又发动关系游说英国人把飞机移交给台湾。这时候，金庸挺身而出，靠着自己在香港新闻界的名声为新中国仗义执言，在《大公报》上发表多篇社论为***说话，援引国际法侃侃而谈，最终为内地争得了这批飞机。

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对他的武侠小说赞不绝口。金庸曾对朋友说：“几十年了，我最佩服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邓小平对金庸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那就是中国准备收复香港，并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金庸很激动，连忙回应：“这方针政策好，香港人和国际友人都能接受。”回到香港后，

金庸逢人便说内地好，还在《明报》大力宣传香港回归祖国。后来撒切尔夫人曾单独会见金庸，希望他为英国说话，反对香港回归。金庸果断拒绝了，并坚定表示站在中国政府一边。

世人常感叹，金庸武侠世界里的刀光剑影、风云变幻多么精彩，殊不知，金庸毕生坚守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行为多么精彩。他以如椽之笔，书写家国情怀，以铁肩担道义，以妙手著文章，开创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享誉海内外华人社会。金庸先生赤子丹心，侠肝义胆，其文采风范永为世人景仰。

（选材综合“百度百科”等资料）

   材料一：

近日，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今年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提出组建三级、二级公立医院及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的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在城市主要组建医疗集团，由三级公立医院牵头，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院、专业康复机构等，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在县域主要组建医疗共同体，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生室为基础，与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效衔接；跨区域组建专科联盟，以专科协作为纽带，组建区域间若干特色专科联盟，重点提升重大疾病救治能力；在边远贫困地区发展远程医疗协作网，公立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医疗、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任务。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资源纵向流动。医联体内部形成分工协作机制，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家庭医生服务等分级诊疗模式。

不论哪种合作模式，其目的都在于通过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提升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连续、省钱且优质的医疗服务。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5月2日）

材料二：

2015年8月，深圳以罗湖区为试点，启动了医疗机构集团化改革。

罗湖区整合区属 5 家医院和 23 家社康中心，成立唯一法人的基层医疗集团——罗湖医院集团，形成“ 人员编制一体化、运行管理一体化、 医疗服务一体化”的“ 管理共同体”。该集团重新调整和明确集团内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医院逐渐向提供危急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诊疗服务和科研教学转变；社康中心逐渐向提供常见多发病诊疗、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转变。成立罗湖医院集团不是为了做强做大医院， 而是为了举集团之力做强基层。因此，罗湖医院集团不断将工作重心和优质资源下沉，并建立财政补助、收费价格激励引导机制，做强做实社康中心。为此，集团采取了如下改革措施：一是公开招聘优秀全科医生，聘请外籍优秀全科医生对集团内全科医生进行培训，组织专科医生进行全科医生转岗培训，鼓励集团专科医生到社康中心开设工作室；二是社康药品目录与集团内各医院药品目录一致，达到 1350 种，针对缺药品种，集团 24 小时内配送到家；三是改善社康中心医疗装备水平，在部分区域社康中心配置了 CT、胃镜、眼底照相等设备，并打造“ 社康检查、 医院诊断”模式。

同时，罗湖医院集团对医保基金管理方式进行突破性改革，对签约参保人的住院统筹基金实行“ 总额管理，结余留用”的制度，发挥医保支付经济杠杆的倒逼作用，促使集团主动下沉资源做强社康中心，做好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让签约参保人少得病、少得大病。签约参保人越健康， 集团越受益，推动医保从“ 保疾病”向“ 保健康” 转变，促进医院集团从“治病挣钱”向“防病省钱 转变。

改革两年多来，“罗湖模式”试点正在逐渐破解社康“缺医少药”“检查不方便”“只签约不服务”“重医轻防”“医养分离”五大难题，初步实现了社康中心能力、预防保健能力、患者满意度、 医务人员收入“四提升” 和医院运营成本、居民就医成本“ 两下降”。“ 强基层、促健康”的医改目标成效初显。

（ 摘编自 2017 年 9 月 1 日深圳新闻网）

材料三：

目前，全国医疗联合体的建设多数以临床医疗服务的简单“联合”为主，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下派医生去基层坐诊往往靠所在医院的行政指令，而非本人意愿，因而大多应付差事。而基层医生仅靠在三级医院进行的短期培训，也很难真正提高水平、获得患者信任，导致这一做法徒有虚名，没有实效。

医联体的政策本意，在于“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然而，现实操作中，医联体帮助大医院在基层社区中建立了更多的“挂号窗口”，方便了患者进一步向上聚集，也加剧了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一些三级医院院长甚至坦言，牵头形成医联体的一大动力就在于与其他三级医院竞争，吸引下面县乡更多的患者。同时，也通过医联体寻找下级医疗机构中的管理与临床人才，将优秀的人才向上虹吸，这显然也会带来对患者的虹吸。

从一定程度上讲，医联体已经变成了大医院重分势力范围、 从基层汲取医生、 汲取患者的捷径。依托医联体来建立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长效运行机制，困难重重。

（ 摘编自搜狐网）

移动端和网红经济的迅速崛起，一种新型品评大众文艺的标准正在兴起，那就是“有趣至上”。在拥挤的地铁车厢内，在人群熙攘的街头，在外卖小哥聚集的商场门口，甚至于在大学课堂上，当越来越多的人 依赖手机软件寻找片刻欢乐时，这个标准正变得通行无阻。一方面“有趣”被摆到了异常醒目的位置，在 浏览、点赞和弹幕显示它巨大的威力，进而成为人们争先恐后、竞相追逐和品评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对 这个社会的实际作用，反倒被忽视而得不到真正讨论和有效定位。

广播电视等现代大众媒介诞生以来，针对普通人势必“娱乐至死”的告诫就不绝于耳，“有趣”基本成 为低俗和无聊的同义词。“有趣至上”被看作文化平庸的新一轮表现。然而另一方面，趣味在商业逻辑中迅 速膨胀，不仅成为绝大多数现代教育和商业的出发点，也成为人们自我辩护、申张生活的重要依据。在此 背后，则是生活的枯燥无聊，消费文化看似丰富多样，实则是千篇一律的巨大不满和反感。

可以说，人们被手机、网络以及背后涌动的数据流包围时，我们正充分暴露在一种叫作“有趣”的空 气中。如何审视和评判它的任务却就此搁置，无从展开。对大众文化来说，这个问题却是必须面对和回答的。

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文艺样式，在最初出现时往往需要显出某种“有趣”特质，引起人们关注，构成 后续观察、思考和参与的重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趣”意味着各色各样的好奇心与无限的可能性， 是人们在深度认知和浅度关注之间的转换阀，连接和推动不同类型注意力之间自由转化，从而将日常生活 中各色状况转化为深入思考的对象。就此而言，“有趣”，不但不低俗，反而是一个社会得以继续生长和进 步所必需的酵母。

当资本在网红经济上高度聚集，由注意力经济和网络直播合力构成的，却是对“有趣”这个转化阀的 无限放大。在利益驱使下，“有趣”被迅速扩展为笼罩一切的评判标准。这一驱赶和放大最终会导致深度认 知和浅度关注间的交流无法顺利展开，一切理由由“有趣”得以转化、从而展开的有意义思考就此停滞。 大多数文艺被限定在最低程度的新奇好玩之中。此时的“有趣”也就一跃成为“有趣至上”，垄断人们理解 和转化日常生活中各色喜怒哀乐的可能，成为一种情感和智力上的专制。

如果说，现代之初随着出版印刷兴起，普通人需要随之确立能读会写的意识和技能，以便参与和主导 这一重要社会文化变迁，那么现在，在网络经济时代，我们显然有一系列新的技能和常识有待确立、急需 推广。其中，如何定义和捍卫“有趣”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使之既免于径直等同于低俗无聊的无视，也摆脱资本任意控制和无限膨胀，便是重要一项。至此，将资本操控的“有趣至上”与普通人由日常生活中 形成的“有趣”积极区分开来，也就成为当前这一轮文化形势中，普通人应该具有的新常识。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8 年 2 月 27 日）

中国的哲学

傅佩荣

“哲学”一词是翻译过来的，那么中国自身有没有哲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凡是人群聚居、形成社会，并且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团体，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会经历兴盛衰亡，其中的决走素是什么？若由“器物、制度、理念”三个层次的内涵来看，理念应该居于核心地位。换言之，科技水平低落的地区、制度规范僵化的社会，未必会被历史淘汰；但是理念若是模糊不清或违反人性，以致民众缺少一套合理的价值观与人生理想，那么这样的团体及其文化就失去继续存在的动力了。

理念以各种形式保存于文学、艺术、宗教中，但是只有哲学可以对它作清晰的陈述、批判、反省，去芜存菁，定期再生活力，进而使文化长存不替。根据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研究，人类历史上曾出现二十一种文明，其中十六种成了古迹，只有五种仍在发展中，而中国文明是其中唯一能劫后重生，进入第二度兴盛衰亡的轨道的。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的理念应该有其独到之处，而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有极富价值的哲学。

具体而言，哲学是对人类经验作整体而根本的反省，由之获得启发，再指引实际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此一自觉，并且写下系统著作的人，都称为“哲学家”。以学派而言，古代的儒家与道家，魏晋以后的佛学，都有体大思精的著作与学说。以个人而言，则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直到宋明诸子，都是值得重视的哲学家。

那么，中国哲学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以生命统合宇宙万物。凡存在之物，皆构成一个整体，整体相互感通有如机体，其中没有孤立隔绝的不相干之物质。换言之，生命的力量大化流行，无所不在，其灵秀在于人类。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并无真正隔阂，因此人生之道在于由个人推及人群，再扩及于万物。唯有人间获得安顿，宇宙的存在才能显发意义。中国哲学无不以“人”为其关怀焦点，但是它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却常有开放的及超越的倾向，而不是自我中心的人本主义。

第二，以价值贯穿人生行为。人的行为既然是自由的，就有价值取向的问题，因此正确的人生态度是不容许随俗浮沉的，更反对自暴自弃。自由看来并无约束，但是人的内心对于价值（如真、善、美）却有自发的向往。孟子所谓人有“良知良能”，可谓一语道破。因此，人类依其本性，无不渴望真、善、美，其中又以“善”的价值最受重视。因为“善”发乎个人内心，并以行为促成人际适当而和谐的关系。于是，人生成为动态过程，必须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直到止于至善。果能如此，则个人人格臻于完美，群体生活的质量亦大幅提升。

第三，对超越界保持信念。一方面，延续传统信仰，相信鬼神界与天或上帝的存在，但是在理性上不去详细辨明，也不能说得太多。另一方面，则以此一信念作为人生在实践价值时的终极依据，像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就是因为心中存有对“天”的信念，相信人生目标不在苟且偷生，而在完成天赋使命，就是依据内心指示以行善避恶。因此之故，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许多哲学作品的主题。儒家主张“天人合德”，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即是典型的例子。

以上三点特色当然不能充分描述中国哲学，更不能拿来作为评析中国哲学各派各家优劣的唯一判准。但是，相对于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以及其他民族的哲学，我们却可以肯定中国哲学确实有自己的一套观点，具休而言，就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以及对超越界保持开放的信念。这些观点也许在知识理论的构成上，仍须提出有效的论据，但是在指引人生之“道”，使人安身立命上，则一直发挥巨大的影响，维系中国文化于不坠。

——节选自《哲学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