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汗 漫

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字本意就是“到大海上去”。所以，上海雅称“海上”——在大海之上，万类自由，梦寐开阔。这座城市的街道有着船舷的陡峭和甲板的动荡，灯火浩瀚，力量四溢。

我所在的药物研究院地处静安区。附近有著名的静安寺，寺门前的金铸匾额上镌刻寺名，从左向右念是“寺安静”。之所以强调“安”“静”二字，大约是为了平衡，平衡周围无边无际的繁华和喧嚣。

以香樟树为主体构成的药物研究院的浓荫深处，时时可闻鸟鸣。鸟鸣心更幽，令偶尔独自值夜班的我惊喜。倘若在周末加班，还可以看到一群鸟把翅膀收敛身后，在办公楼或实验楼的台阶上散步，像把手背在身后谋划未来的董事长、总经理，也像我院那些被研究生们昵称为“老板”的导师——他们也的确是大大小小的老板了，以课题组为财务结算单位，公司化运作，自负盈亏。一群鸟一样的老板，或者说一群老板一样的鸟，在泥土，在市场，寻找着草粒和水。

我的办公桌位于上世纪初期一个英国人所建的别墅式小楼内。来来往往的院长、院士、厂长、经理、广告商，来来往往的电话、传真、文件、报表，来来往往的汉语、英语、韩语、日语尤其是沪语……作为这家拥有上市公司的药物研究院的核心，这里繁忙，芜杂。所有的善良、邪恶、阴郁、明媚，小楼与我都无所不有。作为一个在壁炉旁边办公桌上写字谋生的家伙，我有可能成为各种类型和性质的人，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和气候催发。因此，我必须对体内的毒素和阴影保持警惕，对这座小楼内的黯淡保持警省。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写字：报告，请示，通知，条例，合同，协议，章程，规划，贺词，某某在某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让这些文字从空白中涌现，我必须在文件室、会议室、实验室、工厂乃至餐馆、酒吧等地穿行、观察、请示、聆听，将领导意图落实于自身行动，用以下与写字无关的若干规则，制约自我：

——头发理短。九年前，我从高校来到这家研究院接受面试。人事处长含蓄提醒：“小余啊，作家们是不是头发都很长呀？”妻子当天就把我逼进理发店。短发，伪装了我散漫的内心，给人一种钉子般充满进取心的错觉。显然，头发长的先生只适合散步于空山野水间，优哉游哉，诗意盎然。倘若让他在清晨的上海街头奔跑，其必头发张扬如同疯子，不合时宜。从头开始，在上海，每半月理发一次。

——西装领带。在皮肤的遮盖形式上与西方接轨，可令人形成“我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遵守市场规则的人”之幻觉。在上海，一个穿休闲装的秘书紧跟穿西装的老板，是不和谐的。我在院领导们的西装品牌附近稍低的价位上购置一套西服，在陪他们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脱掉夹克、紧急换装。用领带锁紧喉咙，避免内心独白脱口而出。院长看着面目一新的我：“小余，转眼间换了一个人似的！难为你了。”他是一个在西装和夹克之间过渡得比较从容的人。

——注意平衡。比如，对同事，敲门的力度和节奏要一视同仁并注意音响效果。某君曾愤愤：“余，你敲我的门是嗵嗵嗵，敲院长的门是嗒嗒嗒……温柔极了。”我惭愧，认真研究了这两扇门。同样的力度和节奏，敲出的声音果然迥异，原因是该君的门比院长的门微微薄弱。我请他谅解。之后，尽量降低敲击其门扉的次数和力度。从此，对敲开所有人的心扉不再抱以期望。

诗人、作家聚会，我常常被视为一个“小经理”；同事聚会，我又往往被呼为“诗人”“作家”——一个总是出现在客场的队员。在“诗人”“作家”被注入复杂意味的实用主义上海，直觉告诉我：应当将“汗漫”这一笔名造成的倒影，移植到白昼生活以外的夜晚书房里去；让“余秘书”与“汗漫”相互尊重、审视、滋养，而非相互鄙夷、排斥。这是一个理想，何其困难。

研究院内小花园旁耸立着三座铜像，纪念三位去世多年的药物科学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先后从美、英、日归来，成为我国现代药物研究领域的拓荒者，分别担任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我院的院长、名誉院长。同事、后辈一概尊称他们为“先生”。有谁敢把他们喊为“老板”？中国的第一支贵似黄金的青霉素，根治血吸虫病的呋喃丙胺，出于其手，惠及国人。除了三座铜像，他们似乎没有留下多少资产。面对那些把实验室当作名利场和提款机的浮躁后人，三位先生铜铸的目光，显得忧伤。

每天黄昏，一对来自安徽的清洁工小夫妻在清洗这三座铜像时，都放弃通常用的冲刷地面的软皮水管，而是站在凳子上，用干净毛巾蘸水，细心擦去铜像上的浮尘、鸟粪。他们有一个梦想：“将来让女儿考咱院的研究生咋样？在这大楼里做实验，再成为那三个老先生一样的人，研究药，治病救人，积德行善，多好！”

这一场景，终于让我和若干老板感动。

目前，我还残存一丝被感动的能力。这说明，一个虚幻浮泛、模棱两可的家伙并非无药可救。作为一个在壁炉旁边办公桌上写字谋生的家伙，我还有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抽身而出，重新获得简明扼要的宁静和欢乐。

我喜欢米沃什的名诗《礼物》：

“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

我经历过的一切邪恶，都已忘记。

想到我曾经是这同一个人并不使我羞愧。

我没有感到痛苦。

当我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

假若我在研究院内直起身来，需要沿北京西路朝东走四公里，到达外白渡桥；再乘船越过黄浦江二十公里的浩荡江声，才能看见船帆和大海——这是我和一位伟大波兰诗人之间目前的差距。

毕竟生活在一座以大海为名的城市内，所以，我有希望实现自己后半生的梦想——无论何时何地，一直身，就能看见船帆和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