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1月3日晚，《中国消费者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率先报道了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岳屾山在微博上质疑支付宝账单背后的隐藏条款一事，引发各路媒体转载。岳屾山说:“查看支付宝年度账单前，在首页发现了一行特别小的字:‘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不但字特别小，而且已经帮你选择好‘同意’了。而账单的查看和《芝麻服务协议》没有关联性，所你选择取消同意，依然能够看到年度账单。但如果你没注意到，就会直接同意这个协议，允许支付宝收集你的信息包括在第三方保存的信息。”

（摘编自《支付宝连夜取消2017账单默认同意选项并认错》）

材料二：

2017年第三季度检测发现问题的应用软件名单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信服务质量的通告（2017年第4号）》）

材料三:

2016年11月7日上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网络安全法》，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关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法律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则，并确立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规则，提出网络“安全可控、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要求。

赵泽良介绍，第一方面的要求，我们的产品服务提供者不应该利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来非法获取用户系统中的信息、用户设备中自己的信息或者不应该损害用户对自己信息的自主权、支配权，我们提出用户自己的信息要用户自己做主。

第二方面的要求，我们的产品服务提供者，不能利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便利条件来非法控制、非法操纵用户的系统、用户的设备，损害用户对自己系统、设备的控制权。

第三方面的要求，我们的网络安全、网络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不应该利用广大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搞不正当竞争，谋取不正当利益，比如停止不必要的安全服务、搞垄断经营等等。

他说，当然，关于安全可信、安全可控的概念本身也还在发展之中。我们应该根据网络安全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根据互联网的发展不断丰富、不完善。不管怎样，我们提出这个要求，提这个概念，都不是要限制国外的技术，不是要限制国外的产品，更不是要限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产品。

（摘编自《赵泽良:网络安全法明确主权空间不会限制国外技术》）

材料四:

前不久一篇名为《一位92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盯着我们看了》的文章刷爆朋友圈，随即引发争议“这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事件发生后，水滴团队曾试图使用AI人识别技术，对公共场所直播中的人脸进行识别，并进行模糊处理。但经过努力无法达到理想效果，“通过技术上的尝试，以及最近的反思，为了能够尊重、保护更多用户和消费者的权益，我们决定今天起，360智能摄像机删除所有直播相关功能，只提供安防监控功能。水滴直播平台也全面关闭，不再提供任何直播服务。”

（摘编自《360宣布永久关闭水滴直播平台周鸿祎曾态度强硬》）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源于他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一观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讼政治等是他对这一社会形态一般化的主要概念。

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是进入“城乡中国”阶段。其依据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从此发生根本变化,而牵引这场转变的是“农二代”——这批继续他们上一代离土、出村的农民，由于其工作和居住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及他们出村之前与土地和农业的生疏关系,大多数选择了不回村、不返农,由此带来人地关系、农地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的演化与分化等方面的重大转变。这些新的特征昭示了我们向费孝通意义的“乡土中国”告别。

在城乡中国阶段,公共政策必须以城乡平等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消灭乡村为结果,只有城乡的平等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两个文明的共生、共融、共荣。将城乡中国而非城市中国作为一个阶段,将允许城市与乡村良性互动,生产要素在城乡有效配置,这样更有利于抵达城市中国,将城乡中国作为一种范式和结构形态,不是固守和固化城乡二元分割形态。中国目前的城镇繁荣与乡村破败本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结果。城乡规划、土地、融资、产业、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二元分割 ,造成乡村产业窄化、农民发展机会缺失,乡村成为没有希望和生机的地方,更加剧了乡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外流与生产要素的单向配置,把“城市中国”当成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是导致二元体制形成和长期维持的根源,越是单纯用城镇化来发展城市,就越是带来歧视乡村和城乡不平等发展。“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存在的意义和重要性,最关键的是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中国的提出,也是为了避免以乡土中国的公共政策惯性来处理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乡土中国形态,加上在相当时长时期内的结构转变更加固化了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治理思维和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路径依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乡土中国时期的认识和措施来应对城乡中国阶段的问题,导致决策思维与政策应对滞后于结构变革的需求,影响城乡中国的演化与向城市中国的转变。

中国已经向乡土中国告别,中国已经处于城乡中国阶段,中国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历经结构进一步深化和二元体制的障碍解除,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和伟大转型。

（摘编自刘守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陆孝彭

1958年初秋，中央军委决定，我国要自己研究制造一种新型的喷气式强击机，强击机既有超音速的飞行速度，又有高效能的空战、陆战、海战的战斗力，这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讲，无疑是至关紧要的。为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亲自到沈阳参加了相关会议，最后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陆孝彭。

带着共和国的期望，陆孝彭从沈阳来到了南昌，担任了“强-5”飞机的总设计师。

陆孝彭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后来赴美国留学，曾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工作，参与过舰载喷气机的设计。之后，他又在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公司担任过一种亚音速战斗机的总体设计。1949年，陆孝彭得知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巧妙地躲过特务的尾随，辗转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国以后，陆孝彭将自己的才智都贡献给了年轻的中国航空事业。1952年，他曾在沈阳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担任“歼教-1”飞机的主管设计师，在同行们的通力协作下，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要设计强击机，一无图纸，二缺资料，陆孝彭虽感困难重重，但多年来的科研实践使他产生了一种习惯性的“抗难力”。陆孝彭夜以继日地翻阅着世界各国的航空资料，他认为，随着现代化防空体系的完备，强击机应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能够从敌方的雷达盲区钻过，迅速地接近攻击目标．出其不意地对目标进行袭击，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强击机！

为了完善他的设计雏型，陆孝彭把设计室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他们从解剖“米格-19”喷气式飞机入手，了解和熟悉喷气式飞机的结构、性能。

在这设计过程中，谁也无法说出陆孝彭究竟有多少个彻夜未眠。每一个数据，每一张图纸，他都要亲自过目，亲自核算。几万张图纸，几万个数据都浸透了陆孝彭的汗水。有时为了核算一个数据，他经常通宵达旦，助手们见他太辛苦，主动提出分担他的工作。但他深情地回答：“我自己不校阅一下，总是放心不下呀！”

4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陆孝彭熬红了双眼，熬瘦了身体，但他身边的图纸却像一座座小山一样日益增高，15000多幅飞机设计图终于完成了，那锥形的机头，加大的后掠机翼，流线形的蜂腰机身，美观的机尾翼，活像一只腾空的银燕，跃然在纸上。

和许多事物一样，“强-5”的设计既有一般喷气式战斗机的性能，又有自己的特色。在设计过程中，陆孝彭注意吸收各国战斗机的优点，又勇于大胆创新。为了提高“强-5”的飞行速度，他大胆地采用了跨音速面积律理论。

1961年8月，随着国内局势动荡、经济条件恶化，为确保“两弹一星”等重点计划顺利进行，“强-5”飞机的试制工作被责令停止。100多人的车间，仅剩下14人搞“强-5”机研制。可陆孝彭仍痴心不改：“‘强-5’飞机我搞定了，14个人也要把‘强-5’飞机拿下来。”陆孝彭坚持和工人、技术人员在一起，边设计、边劳动，加班加点，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1962年秋，陆孝彭和他的同伴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地试制出第一架“强-5”样机。喜讯传到北京，中央军委、国防科工委、空军司令部等立即发来了贺电贺信。

1966年6月10日，“强-5”的飞行实验开始了。随着叶剑英元帅的一声令下，机场上的 “强-5”战斗机，像一只矫健的银燕，在强大气流的推动下，昂首挺胸冲向蓝天。

陆孝彭在从事飞机设计研制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编写的《飞机总体设计（讲义）》，为南昌洪都工学院培养总体、气动设计技术人员提供了教材。1983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跨音速学术讨论会上，陆孝彭发表了《论激波和极限线的关系以及二元翼剖面表面激波生成的条件》一文，为应用查普雷金特殊解求解复杂的气动力问题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崔玉亭《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①气候学家已发出警告：未来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1．5℃～6℃，海平面将升高154．5厘米，沙漠将更干燥，气候将更加恶劣，厄尔尼诺现象更为严重，全球变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如何给地球降温?科学家提出了许多奇思妙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