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主编《中华的智慧》一书“智慧”一词是张岱年先生对应于西方哲学的原义“爱智”提出的。体现出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说：“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问道’，‘道’即真理，亦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张岱年先生将“道”具体概括为“人生之道”“自然之道”“致知之道”涉及宇宙观、伦理观、方法论等内容。

若想真正触及中华智慧，个案研究定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精当的个案研究是本书的特点。比如讨论老子，阐释了“道为万物之宗”“道法自然”“柔弱胜刚强”等问题，立论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老子思想中尚柔、尚自然、反造物主的精神村质。“如果说孔子仅对鬼神、上帝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老子的道则彻底推倒了上帝的宝座，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传统。”这个论断是有理据的。在老子的道出现之前，上帝有着无上的荣光，它派生出的文化也充斥着权力与等级关系，老子独特的“道”论正是时代的产儿，他将人类从上帝的威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意志，而他所肯定的价值和意志毫无上帝的影子，他彻底地与威权决裂。关于儒道之区别，作者论“道家思想是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之上增加一个自然而然的价值取向。并非简单否定儒家伦理。儒家希望通过每个人，特别是君王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天下太平，万民幸福；老子希望社会的治理者约来强制的手段，追求实现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这样通脱中肯的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张岱年先生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文化研究，他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型的中国文化，她一生致力于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张先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的注脚，也没有将中国文化当作人类文化中的异类，而是努力将中国文化容纳到人类文明的历史洪流之中。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中国哲人，在一定意义上，富于探索精神……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彼此立说不同。但都肯定‘穷理’的必要，都肯定世界是有理的，学问在于认识此理，生活在于体现此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可以说富于理性精神。但是这种‘穷理’的传统却没有和重视实证的态度结合起来，以致没有孕育出近代实证科学。”此种高屋建领的中国文化观，成为本书重要的纲领与血脉。本书一方面寻绎着“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视野观照先秦诸子、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家他们，超载他们的旧哲学。他的书中不提出任何形式也不是教条地、理念性地存在的，它往往存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阐释中。中华文化的复兴与时代性存在，依赖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现代的解读和实践。

（摘编自李瑞卿《建构中华智慧谱系一评张岱年主编<中华的智慧>》）

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秦时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处世，就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论语》中也有关于担当的思想，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屈原《离骚》中有“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出现了《吕氏春秋》所描写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李膺传》，陈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难。

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风气败坏，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倡导、重视气节，理学兴起，儒家担当观也进一步充实、完善。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文献中较早使用“担当”这个词的，是程颢、程颐弟子整理的《二程遗书》。其中“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并负责任”。朱熹使用“担当”最为频繁，《朱子语类》《晦庵集》中多次出现“担当”一词。从文献看，南宋时期“担当”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广泛使用。如名臣李纲在信中就提到：“万一急缺，虽无指挥，亦须担当。”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事，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元明时期“担当”的使用更为普遍。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说“大事难事看担当。”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总体来说，宋代以来，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传承与借鉴。

(节选自《谈儒家担当观》）

材料一:相比以前的更新换代,5G网络是一次更大的飞跃。事实上,高通在其网站上宣称5G的“革命意义可与汽车和电力相比”。

显然,5G网络会比4G快得多一在实际应用中,一部5G手机配合上5G网络环境,网速可达4G的9-20倍。而5G网络下的延迟也只有4G的1/10。

5G的到来也意味着流量的巨大提升—到时候,几乎所有的手机套餐都会提供廉价而且真正不限量的网络流量。另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于:5G不仅仅是为手机设计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新世界,无论是电子设备、工业机器,还是农用机械甚至汽车,都会接入网络。举例来说,5G协议允许一些数据插队,在其他数据之前进行传输。也就是说,在2023年,当两辆自动驾驶汽车需要通信以避免碰撞时,它们的数据可获得比你正在线观看的《星球大战》更高的优先级。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因5G而兴奋不已。这一新标准之所以能够提升速度,一方函需要更高效地利用现有的网络频段,另一方面也需要占用毫米波频段。毫米波基站只有150米的覆盖范国,这也就是说网络服务商不仅需要升级现有的收发设备(小型基站),它们还需要安装更多的基站。

(摘编自《5G会带来什么》,美国《环球科学》2018年11月14日)

材料二:在这个机会重重、激流暗涌的时代,有两个城市有望成为5G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芬兰的奥卢是一个多雪的城市,在无线通信方面耕耘50余年;7600千米之外的中国深圳,也凭借自身技术优势成为移动网络领域的后起之秀奥卢拥有两家顶级高校和无数高级研究中心,是芬兰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也是芬兰创新教学理念的先行者。同时该市公共部门、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合作文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而从全中国范国来看,深圳的高校不仅数量校少,学术水平和顶级大学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这一教育劣势并未让深圳失去人才克特,因为当地提供了大量针对人才的优息政策。大学毕业生在深圳落户难度不大,还能获得一次性住房补贴。此外,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过的首席执行官或知名学者甚至可以获得数百万元的安家费。

(摘编自《5G,谁主沉浮》,《人民周刊》2018年第6期)

材料三: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对中国华为公司及其主导的5G技术无端猜疑、横加指责甚至肆意抹黑安全性是一些西方国家抹黑华为的重点。5G技术将开创“万物互联”时代,与人类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安全性受到广泛关注很正常,没有哪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在此问题上“天真”,对5G技术采取慎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何认识判断5G技术的安全性,还是要用科学和事实来说话。归根到底,安全性是个技术问题,应根据科学和事实做出分析判断。从政治考量或认知偏见出发“扣帽子”“打板子”,制造恐慌心理,甚至施压胁迫,其结果就是欧洲等地区业界以及舆论普遍指出的,只会导致自身5G普及的速度变慢,错失新技术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损害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损人害己。

网络安全是复杂棘手的全球性挑战,只能通过国际社会合作应对,5G时代更是如此。在应对网络安全挑战方面,中欧应该保持有效沟通,善加利用联合国系统内和中欧之间的网络安全对话机制,而不受不良舆论的干扰和误导。

(摘编自《让合作成为5G时代的关键词》,《光明日报》2019年3月1日)

最近，宁波某学校的王老师受到舆论热捧。起因是要换同学不成的A 同学举报了违规带零食的B 同学，王老师对于告密的学生，不但没鼓励，还让B 同学当着A 同学的面吃掉了零食，算是一种冷处理。我要给王老师点个赞。一个老师，无论学识怎样，起码应该是非清晰，不能糊涂，也不能含糊，王老师做到了。。

学生发现有同学违反校纪校规，向老师报告，这样的行为无可厚非，但老师接到这样的举报应当慎重，不宜过度鼓励。

很多老师在班级管理中鼓励学生向老师报告其他学生的问题，这样教师相当于有了自己的“线人”，背着教师的那些违规行为也会有所收敛和约束。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能够使教师更早也更容易掌握学生动态，从而因势利导。但是，且慢，这也有着消极的一面； 甚至南辕北辙，戕害掉一些学生。

何以如此? 从学生人格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学生为了获得教师的奖赏而积极举报时，可能对他的人格发展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为检举而获益相当于赋予了那些举报者以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成为拿捏或要挟其他同学的把柄。权力心理学的研究提示了，权力会使权力者异化，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的学生，他们甚至还只是儿童，不恰当的权力赋予会损害他们的人格发展。

另一方面，从社会性发展看，学生在学校里，除了学习功课，还要在师生、同学的交流互动中修习品行。一个热衷于举报其他学生的学生，必然会破坏学生之间的信任与友好相处，很容易人为地将一个集体中的学生们分为两派，教师如果偏袒其中一派，对于后一派学生就相当于是隐性的排斥。一个班级里只要有几个告密的学生，整个班级就难免人人自危，学生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戒备。

更恶劣的是，将告密作为一种拿捏同学的武器，谋取个人好处。这是比私带零食到校性质更为恶劣数倍不止的道德败坏行为。甚至社会缺乏信任，人们道路以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鼓励告密造成的不良风气。

既要了解情况，又不能培养“线人”，教师到底应该怎么办?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下面几点建议或许能带来一些思考和帮助。

首先，教师应当对于鼓励学生举报什么样的不良行为区别对待，并很清晰地让学生明白，有些不良行为，例如一些学生霸凌欺辱其他同学，旁观的学生冒着一定的风险向教师报告，这当然是值得鼓励和表彰的。但是，如果是涉及学生个人隐私范畴的行为，像有学生违反学校规定偷偷带零食到学校，只要他不是公开地炫耀，那么即使有获悉的学生报告，教师也不宜鼓励，更不宜表彰。简而言之： 涉及学生之间侵犯权利的不良行为，当然应当鼓励举报，因为这关乎人与人的平等； 而只是学生个人私下的某些人之常情但又违规的行为，不鼓励举报。

其次，举报不应该成为一种权力。教师对类似这类的行为一定要旗帜鲜明，零容忍，这种挟带私货的告密是应当明确反对的道德劣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学校教育的教师，哪怕是高中，甚至高校的教师，都不认为学生能够自治。其实，鼓励学生自治，支持并引导学生自己管理好自己，远比评判和奖惩更能够促进学生成长。

从道德心理的发展来看，学生从儿童期到青春期，正好是从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阶段的发展路径，该放手放手，逐渐让学生学会自己管理好自己； 该严格严格，教师的权威体现在反对任何学生之间侵犯权利或者不平等现象上。

所谓的学生自治，换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让教师成为学生自我管理时可以信任、援引和依赖的权威资源，而不是像现在中国大多数学校教育的那样，教师在在班级管理时把部分学生当作方便管理的工具。

总之，学校教育要鼓励学生有正义感，但不能培养“告密者”。

（摘编自唐映红《教育孩子有正义感，但不要“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