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文化创造活动。从哲学历史到文艺影视再到科学技术,我国文化发展规模始终位于世界前列。同样,经过三十余年的积累发展,我国文艺影视在国际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中国的文化实力逐渐得到世界认可,但这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未来巨大的文化发展成就值得期待。

由此,文化自信的底气不是墨守成规、虚夸自负,而是来自文化创新,来自新时代条件下激发的巨大文化创造能力及成果,来自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构筑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中庸”辨义

“中庸”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一个核心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被误解、误用，颇有辨析的必要。在有的人看来，所谓“中庸”，就是做人要圆融，善于“和稀泥”、当“老好人”，搞折衷主义、模棱两可；做事要平庸，不出头、不冒尖、守“本分”，满足于随大流、跟着走。但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儒家关于“中庸”的原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儒家伦理学说的整体认识和评价。事实上，这种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庸碌无为的“老好人”、“本分人”并非儒家所尊崇的“中庸”之人，而是其所贬斥的“乡愿”，这种人格与品行也是儒家所极力反对的。孔子说：“乡原（愿），德之贼也。”

将“中庸”理解为“乡愿”，除了少数人是刻意而为、混淆视听之外，大多数人是出于对“中”、“庸”二字的望文生义：将“中”理解为“走中间路线”，将“庸”理解为“平庸”。不过，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我们来看看相关文献中的解释。在《中庸》一书中，“中”与“和”是放在一起表述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正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可以看出，“中”在这里是一个时间概念而非距离概念，是所谓“时中”，即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表达合适的情感，而不是折中调和或不分场合地率性而为。对此，《中庸》进一步解释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关于“庸”，汉代学者郑玄的注释是：“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也就是说，儒家所谓“庸”，就是人伦日用；所谓“中庸”，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中和”的理念，追求言行在时机、氛围等方面的恰如其分，不失礼、不失态、不偏激。用俗话说，“中庸”则大致相当于“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或“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中庸”或“中和”的理念还可以超越人伦的领域，运用到人与自然关系上：人们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长与四时变化规律的领悟和顺应，能“赞天地之化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儒家认为，在人伦日用中做到“中庸”，即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是一个极高的境界，需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运行规律、运行法则有深刻的体验和把握。这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至少需要做到四点，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破除种种思维定势和主观成见，通权达变、相时而动。为此，孔子在回答其弟子关于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是“礼”、什么是“孝”等基本伦理问题时，总是避免给出概念化、程式化的答案，而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气质禀赋和不同的言语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说明和阐释。从教育学的角度说，这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而从伦理学的视野观照，这就是他引导弟子追求“中庸”境界的具体实践。黑格尔曾因《论语》中缺乏概念和范畴的思辩而给予这部经典以至孔子本人相当消极的评价，其实，这恰恰体现了儒家伦理智慧的特色所在。

人们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生活，为人处世就需要“与时偕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努力破除种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这样才能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这，可能就是儒家“中庸”思想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