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与慎独

徐建委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耻感文化，《中庸》曰：“知耻近乎勇。”《孟子·公孙丑上》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记·哀公问》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由此可知，知耻，往往是善念的发源，是事物向着美好一面转化的开端。

知耻，是一个内化的活动，不需要外在表现的张扬外露，更多的是良知的进退取舍。从这个角度说，知耻是个人化的活动，是不假外力、置身人后时的自我砥砺。

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慎独”的理念，就是独处时，君子该如何表现。慎独大约是孔子讲学时特别提到的概念，历来为人所传诵的是《中庸》中的几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中庸》论及“慎独”，根据朱熹的解释，日常事有着一以贯之的正道存在，因此即使自己处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世间的正义也是弥漫于此的，君子更要常怀知耻之心，尤加谨慎于自己的言行，不能因他人的不知而放纵自己的私欲。这其实就是对自我道德和行为的约束，故而是修身的功夫，属于自孔子以来所倡导的士人自我修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剥除其时代的因素，就其核心主旨来看，时至今日，个人的“慎独”仍有很高的践行价值。

具体来说，敬畏之心、独知与细微之事是我们今天仍然推崇“慎独”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所谓敬畏之心，是对公平与正义，或者说天道的敬畏，现实层面还有法律。在他人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法律的约束力并不会削弱，因此我们更应该对人对事常怀敬畏之心。自己独知之地，可以是他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若从公共的意义上来解释它，常常处于这种位置的人多是在位之人。在位之人相对于他者，自然有对权力、资源及其他事项的优先乃至独占之利。那么，对于在位之人，特别是今日的领导干部而言，面对自己权责之内的己所独知之事时，是否怀有对理、法的敬畏之心，是否遏制了私欲而秉以公心，便是事关一方或多方的大事了。细微之事，存于日用起居之间，虽然不足为道，但日日与之相伴，更应有所警醒，因为离道触法的败落往往萌芽于其中。

《大学》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最佳的人生路径，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诚意、正心，就是明乎所耻，就是“三省吾身”，反思有何不妥之处。儒家倡导自修的目的，是在此基础上，鼓励士人去向外扩展，治国、平天下，即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儒家的一项很值得今天珍视的遗产，就是倡导士人从自我的修养和自律开始，进而致力于天下公事。个人的道德水准对于其所从事的公事来说，的确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即便法律、制度再健全，强调个人修养在任何时代都有意义。

《吕氏春秋·自知》曰：“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这是战国时代的论述，如果我们把“人主”替换成上级领导，这句话的意义便当代化了。这会是“慎独”的重要补充之义：除了在自我修养的层面保持戒惧之心、知耻之心外，对于公事也当保持戒惧，一切以公益福祉为要，敢于直谏，不应时时揣测上级之意。因此，所谓“慎独”之道，不仅是自我向内的道德自律，也是向外的正义追求，即不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也要成为一个直士，一个有道义、敢担当的人，而非一个只求自我保全的世故之徒。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美和美的东西

蒋孔阳

①什么是美？这个问题看似十分简单，一朵花、一片晚霞、一首诗、一曲音乐，我们觉得美；穿的衣服，用的家具，我们都会用审美的眼光，来说他们美不美。但是如果认真追问一下：究竟什么是美？我们却往往会瞠目结舌，不知所答。

②在对美进行追问的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是把美和美的东西混淆在一起，把美的东西当成美。这是因为我们和现实发生审美关系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先碰到具体的美的东西，然后再将美的东西概括出来美的概念来。

③古希腊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是西方最早谈论美的专著。其中苏格拉底向希庇阿斯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美？”希庇阿斯就混淆了美和美的东西，用一位漂亮的小姐、一批漂亮的母马、一只漂亮的汤罐等等，来回答“什么是美”。苏格拉底坚决反对这一回答，说他所要探讨的，不是“什么东西是最美的”，而是“什么是美”。“我问的是美本身，这美本身，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使那件事物成为美”。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探讨了许久，最后不得不感叹的说：“美是难得。”

④这个讨论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他要我们透过美的现象去探讨美的本质，从千千万万美的东西中，去寻找美的普遍规律。关于美本身，所要研究的是作为普遍规律的美，也就是美的本质，而不是芸芸总总的美的现象的美的东西.把美的东西当成美，会造成许多困难。

⑤首先，任何美的东西都只能说明它本身的美，而不能说明其他都东西的美。例如漂亮的小姐，就只能说明漂亮小姐的美，而不能说明漂亮的母马的美、漂亮的糖罐的美。美的东西千千万万，但它们都各有其美，而不能用以相互说明，更不能相互等同。桃花的美不同于梅花的美，而《红楼梦》与《儒林外史》或是唐诗的美，也是各异其趣袀不相同。美是从各种各样的东西当中所总结出来的普遍规律，它从现象上升到本质，它能说明任何美的东西之所以美的原因，但它本身并不就是美的东西。

⑥其次，美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随着人们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当美的东西与人处在某种关系当中，它是美的；处在另外的关系当中，它就可能不美或是另一种美。例如两湖，当晴光潋滟或是山雨空前的时候，条件不同，它就具有不同的美。当时杜甫写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时的美可以说是美的。可是当杜甫写道：“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表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这时的雨，你又能说是你、美的吗？因此任何美的东西的美，都顺着它与人凡人关系而变化，我们很难把美的东西永远当成是美的。

⑦第三，美的东西 是漫无边际的， 是自相矛盾的。从自然到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从生活到艺术，无不有美的东西存在，在这样众多的美的东西中，你要把美说成是一种东西，当然不可能。同一种东西，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不美的；不同的东西，它们却可以都是美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东西，也可以都是美的。

⑧第四，美不是事物的某一种物质属性，本来不是一种“东西”，我们又怎么能够把美等同于美的东西呢？谈到味，它有酸甜苦辣；谈到色，它有红黄蓝清浊高低。凡此，都是一定的物质因素构成的，它们都表现为某种物质的东西。但是，美却不然，你能说美是有哪些物质的因素构成的呢？你只能说，美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它又不仅仅只是某种固定的物质条件。例如美必须和味、色、声发生联系，但美又不在于味、色、声本身，而在于味外之味，色外之色，声外之声。这样，你又怎么能够用某种固定的东西，固定的味、色、声，来说明美呢？

⑨美不是美的东西，它是什么呢？我们说它是构成美的东西之所以美的根本性质和普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