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的医生

汪曾祺

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的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三四寸长的鲫鱼。刮刮鳞洗净了，就手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

这位老兄姓王，字淡人。

王淡人的家很好认。大门总是开着的，通道里挂了好几块大匾。匾上写的是“功同良相”、“济世救人”、“仁心仁术”、“术绍岐黄”、“杏林春暖”、“妙手回春”……医生家的匾都是这一套。匾都有年头了，只有一块很新，是去年才送的。这块匾与医术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进了过道，是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一架扁豆，还有一畦瓢菜。他的一些穷朋友在来喝酒的时候，除了吃王淡人自己钓的鱼，还能尝到这种清苦清苦的菜蔬了。

过了小院，是三间正房。当中是堂屋，一边是卧房，一边是他的医室。

王淡人看外科的时间比较多。一年也看不了几起痈疽重症，多半是生疮长疖子。这些小病症，是不好意思多收钱的。王淡人看看病人身上盖着的破被，鼻子一酸，就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也白送了。王淡人家吃饭不致断顿，吃扁豆、瓢菜、小鱼、糙米和炸鹌鹑！穿衣可就很紧了。淡人夫妇，十多年没添置过衣裳。只有儿子女儿一年一年长高，不得不给他们换换季。有人说：王淡人很傻。

王淡人是有点傻。去年、今年，他就办了两件傻事。

去年闹大水。大水十多天未退，有很多人困在房顶、树顶和高岗子上挨饿；还有许多人生病：上吐下泻，痢疾伤寒。王淡人就用了一根结实的长竹篙拄着，在齐胸的大水里来往奔波，为人治病。在水特深的地方，就横执着这根竹篙，泅水过去。他听说泰山庙北边有一个被大水围着的孤村子，但是那里正是洪水的出口，水流很急，不能容舟，过不去！他和四个水性极好的水手商量，弄了一只船，在他的腰上系了四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里，这样，即使是船翻了，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船开了，看着的人的眼睛里都蒙了一层眼泪。眼看这只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出没，终于靠到了那个孤村，大家发出了雷鸣一样的欢呼。这真是玩儿命的事！

水退之后，那个村里的人合送了他一块匾，就是那块“急公好义”。

另一件傻事是给汪炳治“搭背”，今年。

汪炳是和他小时候一块掏蛐蛐的朋友。这人原先很阔。这一街的老人到现在还常常谈起他娶亲的时候，新娘子花鞋上缀的八颗珍珠，每一颗都有指头顶子那样大！好家伙，吃喝嫖赌抽大烟，把家业败得精光，连一片瓦都没有，最后只好在几家亲戚家寄食。这一家住三个月，那一家住两个月。就这样，他还抽鸦片！他给人家熬大烟，报酬是烟灰和一点膏子。他一天夜里觉得背上疼痛，浑身发烧，早上歪歪倒倒地来找王淡人。

王淡人一看，这是个有名有姓的外症：搭背。说：“你不用走了！”

王淡人把江炳留在家里住，管吃、管喝，还管他抽鸦片，——他把王淡人留着配药的一块云土抽去了一半。王淡人祖上传下来的麝香、冰片也为他用去了三分之一。一个多月以后，汪炳的搭背收口生肌，好了。

有人问王淡人：“你干吗为他治病？”王淡人倒对这话有点不解，说：“我不给他治，他会死的呀。”

王淡人就是这样，给人看病，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　

（有删改）

日规

汪曾棋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一倍。什么颜色的都有。可这些花谁也 不能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高教授是个严格方正、不讲情面的人。他除了科学，没有任何娱乐嗜好。可他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

大家都知道：他的花绝不送人。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是要卖钱的！这样，高教授的 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的饭桌上常见荤腥。高教授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 左邻右舍。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那是您不知道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 什么程度！中文系主任，当代散文大师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他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 的粗毛氆氇一口钟穿在身上御寒。有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因家累过重，只能到中学去兼课。 高教授卖花，皆无非议。

大家对这片剑兰增加了一层新的看法，更不敢碰这些花了。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他的 花圃，蔡德惠。他一毕业，就当了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门对门。他俩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个非常用功的学生。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联 大学生的家大都在沦陷区。教育部每月发一点生活费。大部分学生在外面找个职业，对付着过日子。像蔡德惠这样没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联大男生大多数不衫不履，邋里邋遢。蔡德惠的衣服倒是一直比较干净整齐的。他四 五年来没有添置过什么衣服，一一除了鞋袜。他的衣服都自己洗，换洗得很勤。后来一些 同学在回忆起蔡德惠时，总是想到蔡德惠在新校舍井边洗衣裳，见熟同学走过就微微一笑。 衬衫的肩头穿破了，缝好了依然是件完整的衬衫。

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三，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门很祜燥的学何。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一一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

高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真正使高教授对他产生较深印象，是在他当了助教后。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齊卧），发现他己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 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 的，是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 为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 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但并不孤癖。他的杭高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来坐坐。同住一屋的外系同学，也有时来。有人问他要两片木蝴蝶标本夹在书 里当书签，他会欣然奉送。

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一一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他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 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 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 为了好玩，增加点生活情趣。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 熟悉蔡德惠的人，总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 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高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 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 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有删节）

鸡鸭名家

汪曾祺

“三爷，鸭都丢了！”佃户和长工一向都叫我父亲为“三爷”。“怎么都丢了？”

这一带多河沟港汊，出细鱼细虾，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有好几家养过鸭。这块地上的老佃户叫倪二，他要养鸭。从来没有养过鸭，这怎么行？他说他帮过人，懂得一点。没有本钱，没有本钱想跟三爷借。父亲觉得让他种了多年草田，应该借给他钱。父亲也托他买了一百只小鸭，由他代养。事发生后，他居然把一趟鸭养得不坏。

前两天倪二说要把鸭子赶去卖了。父亲问他要不要请一个赶过鸭的行家帮一帮，怕他一个人应付不了。运鸭，不像运鸡。鸡是装了笼的。运鸭，还是一只小船，船上装着一大卷鸭圈，干粮，简单的行李，人在船，鸭在水，一路迤迤逦逦地走。鸭子路上要吃活食，小鱼小虾，运到了，才不落膘掉斤两，精神好看。指挥鸭阵，划撑小船，全凭一根篙子。一程十天半月。经过长江大浪，也只是一根竹篙，晚上，找一个沙洲歇一歇。

“不要！”他怕父亲再建议他请人帮忙，偷偷地一早把鸭赶过荡，准备过白莲湖，沿漕河，过江。“倪二在白莲湖里。三爷赶快去看看吧。一趟鸭子全散了！”

“散了”，就是鸭子不服从指挥，各自为政，四散逃窜，钻进芦丛里去了，而且再也不出来。小船浮在岸边，竹篙横在船上。倪二呢？坐在一家晒谷场的石辘轴上，手里的瓦块毡帽攥成了一团，额头上破了一块皮。几个人围着他。他好像老了十年。他疲倦了。一清早到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他跟鸭子奋斗了半日。他一定还没有吃过饭。他的饭在一个布口袋里——一袋老锅巴。他木然地坐着，一动不动。不时把脑袋抖一抖，倒像受了震动。——他的脖子里有好多道深沟，一方格，一方格的。颜色真红，好像烧焦了似的。老那么坐着，脚恐怕要麻了。他的脚显出一股傻相。

怎么办呢？围着的人说：“去找陆长庚，他有法子。”“哎，除非陆长庚。”“只有老陆，陆鸭。”陆长庚在哪里？“多半在桥头茶馆。”

桥头有个茶馆，是为鲜货行客人、蛋行客人、陆陈行客人谈生意而设的。区里、县里来了什么大人物，也请在这里歇脚。卖清茶，也代卖纸烟、针线、香烛纸马、鸡蛋糕、芝麻饼、七厘散、紫金锭、菜种、草鞋、写契的契纸、小绿颖毛笔、金不换黑墨、何通记纸牌……总而言之，日用所需，应有尽有。这茶馆照例又是闲散无事人聚赌耍钱的地方。茶馆里备有一副麻将牌，一副牌九。推牌九时下旁注的比坐下拿牌的多，站在后面呼吆喝六，呐喊助威。船从桥头过，远远地就看到一堆兴奋忘形的人头人手。船过去，还听得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天地遇虎头，越大越封侯！”常在后面抖着头看人赌钱的，有人指给我们看过，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评号陆鸭，说他跟鸭子能通话，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瘦瘦小小，神情总是在发愁。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现在见到鸭就怕。

“不要你多，十五块洋钱。”说了半天，讲定了，十块钱。他不慌不忙，看一家地扛通吃，红了一庄，方去。“把鸭圈拿好。倪二，赶鸭子进圈，你会的？我把鸭子吆上来，你就赶。鸭子在水里好弄，上了岸，七零八落的不好捉。”

这十块钱赚得太不费力了！拈起那根篙子（还是那根篙，他拈在手里就是样儿），把船撑到湖心，人仆在船上，把篙子平着，在水上扑打了一气，嘴里喷喷喷咕咕咕不知道叫点什么，赫！——都来了！鸭子四面八方，从芦苇缝里，好像来争抢什么东西似的，拼命地拍着翅膀，挺着脖子一起奔向他那只小船的四周来。本来平静辽阔的湖面，骤然热闹起来，一湖都是鸭子。不知道为什么，高兴极了，喜欢极了，放开喉咙大叫，“呱呱呱呱呱……”不停地把头没进水里，爪子伸出水面乱划，翻来翻去，像一个一个小疯子。岸上人看到这情形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倪二也抹着鼻涕笑了。看看差不多到齐了，篙子一抬，嘴里曼声唱着，鸭子马上又安静了，文文雅雅，摆摆摇摇，向岸边游来，舒闲整齐有致。兵法：用兵第一贵“和”。这个“和”字用来形容这些鸭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他唱的不知是什么，仿佛鸭子都爱听，听得很入神，真怪！

这个人真是有点魔法。“一共多少只？”“三百多。”“三百多少？”“三百四十二。”他拣一个高处，四面一望。“你数数。大概不差了。——嗨！你这里头怎么来了一只老鸭？”

“没有，都是当年的。”“是哪家养的老鸭教你裹来了！”倪二分辩。分辩也没用。他一伸手捞住了。“它屁股一撅，就知道。新鸭子拉稀屎，过了一年的，才硬。鸭肠子搭头的那儿有一个小箍道，老鸭子就长老了。你看看！裹了人家的老鸭还不知道，就知道多了一只！”

倪二只好笑。“我不要你多，只要两只。送不送由你。”

怎么小气，也没法不送他。他已经到鸭圈子提了两只，一手一只，拎了一拎。

“多重？”他问人。“你说多重？”人问他。“六斤四，——这一只，多一两，六斤五。这一趟里顶肥的两只。”“不相信。一两之差也分得出，就凭手拎一拎？”

“不相信？不相信拿秤来称。称得不对，两只鸭算你的；对了，今天晚上上你家喝酒。”

到茶馆里借了秤来，称出来，一点儿都不错。

“拎都不用拎，凭眼睛，说得出这一趟鸭一个一个多重。不过先得大叫一声。鸭身上有毛，毛蓬松着看不出来，得惊它一惊。一惊，鸭毛就紧了，贴在身上了，这就看得哪只肥，哪只瘦。晚上喝酒了，茶馆里会。不让你费事，鸭杀好。”

“杀的鸭子不好吃。鸭子要吃呛血的，肉才不老。”

什么事都轻描淡写，毫不装腔作势。说话自然也流露出得意，可是得意中又还有一种对于自己的嘲讽。这是一点儿本事。可是人最好没有这点儿本事。他正因为有这些本事，才种种不如别人。他放过多年鸭，到头来连本钱都蚀光了。鸭瘟。鸭子瘟起来不得了。只要看见一只鸭子摇头，就完了。这不像鸡。鸡瘟还有救，灌一点胡椒、香油，能保住几只。鸭，一个摇头，个个摇头，不大一会儿，都不动了。好几次，一趟鸭子放到荡里，回来时就剩自己一个人了。看着死，毫无办法。他发誓，从此不再养鸭。

“倪老二，你不要肉疼，十块钱不白要你的，我给你送到。今天晚了，你把鸭圈起来过一夜。明天一早我来。三爷，十块钱赶一趟鸭，不算顶贵噢？”

他知道这十块钱将由谁来出。当然，第二天大早来时他仍是一个陆长庚：一夜“七戳五在手”，输得光光的。“没有！还剩一块！”

一九四七年初，写于上海

（有删改）

陈泥鳅

汪曾祺

邻近几个县的人都说我们县的人是黑屁股。气得我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有一次当着很多人褪下了裤子让人看：“你们看!黑吗?”我们当然都不是黑屁股。黑屁股指的是一种救生船。这种船专在大风大浪的湖水中救人、救船，因为船尾涂成黑色，所以叫做黑屁股。说的是船，不是人。

陈泥鳅就是这种救生船上的一个水手。

他水性极好，不愧是条泥鳅。运河有一段叫清水潭。据说这里的水深，三篙子都打不到底。行船到这里，不能撑篙，只能荡桨。水流也很急，水面上拧着一个一个漩涡。从来没有人敢在这里游水。陈泥鳅有一次和人打赌，一气游了个来回。当中有一截，他半天不露脑袋，又过半天，岸上的人以为他沉了底，想不到一会，他笑嘻嘻地爬上岸来了!

他在通湖桥下住。非遇风浪险恶时，救生船一般是不出动的。他看看天色，知道湖里不会出什么事，就呆在家里。

他也好义，也好利。湖里大船出事，下水救人，这时是不能计较报酬的。有一次一只装豆子的船闸炸了，炸得粉碎。船碎了，人掉在水里。这时跳下水救人，能要钱么?民国二十年，运河决口，陈泥鳅在激浪里救起了很多人。被救起的都已经是家破人亡，一无所有了，陈泥鳅连人家的姓名都没有问，更谈不上要什么酬谢了。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人淹死了，尸首找不着。事主家里求到时，得事先讲明，捞上来给多少酒钱，他才下去。有时讨价还价，得磨半天。陈泥鳅不着急，人反正已经死了，让他在水底多呆一会没事。

陈泥鳅一辈子没少挣钱，但是他不置产业，一点积蓄也没有。他花钱很散漫，有钱就喝酒尿了，赌钱输了。有的时候，也偷偷地周济一些孤寡老人，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

他也不娶老婆。有人劝他成个家，他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大将难免阵头亡。淹死会水的。我见天跟水闹着玩，不定哪天龙王爷就把我请了去。留下孤儿寡妇，我死在阴间也不踏实。这样多好，吃饱了一家子不饥，无牵无挂!”

通湖桥桥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怎么知道是女尸?她的长头发在洞口外飘动着。这座桥的桥洞很高，洞身也很长，但是很狭窄，只有人的肩膀那样宽。桥以西，桥以东，水面落差很大，水势很急，翻花卷浪，老远就听见訇訇的水声，像打雷一样。围观的人都不知这女尸怎么会卡在桥洞里，但也都知道不能就让她这么在桥洞里堵着。可是谁也想不出办法，谁也不敢下去。

公益会的人去找陈泥鳅。

陈泥鳅来了，看了看。

“十块现大洋，我把她弄出来。”

“十块?”公益会的人吃了一惊，“你要得太多了!”

“是多了点。我有急用。这是玩命的事!我得从桥洞西口顺水窜进桥洞，一下子把她拨拉动了，就算成了。就这一下。一下子拨拉不动，我就会塞在桥洞里，再也出不来了!你们也都知道，桥洞只有肩膀宽，没法转身。水流这样急，退不出来。那我就只好陪着她了。”

大家都说：“十块就十块吧!这是砂锅捣蒜，一锤子!”

陈泥鳅把浑身衣服脱得光光的，道了一声“对不起了!”纵身入水，顺着水流，笔直地窜进了桥洞。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只听见嗖地一声，女尸冲出来了。接着陈泥鳅从东面洞口凌空窜进了水面。大家伙发了一声喊：“好水性!”

陈泥鳅跳上岸来，穿了衣服，拿了十块钱，说了声“得罪得罪!”转身就走。

大家以为他又是进赌场、进酒店了。没有，他径直地走进陈五奶奶家里。

陈五奶奶守寡多年。她有个儿子，去年死了，儿媳妇改了嫁，留下一个孩子。陈五奶奶就守着小孙子过，日子很紧巴。这孩子得了急惊风，浑身滚烫，鼻翅扇动，四肢抽搐，陈五奶奶正急得两眼发直。陈泥鳅把十块钱交在她手里，说：“赶紧先到万全堂，磨一点羚羊角，给孩子喝了，再抱到王淡人那里看看!”

说着抱了孩子，拉了陈五奶奶就走。

陈五奶奶也不知哪里来的劲，跟着他一同走得飞快。

（节选自汪曾祺《故里三陈》，有删改）

打鱼的

汪曾祺

女人很少打鱼。

打鱼的有几种。

一种用两只三桅大船，乘着大西北风，张了满帆，在大湖的激浪中并排前进，船行如飞，两船之间挂了极大的拖网，一网上来，能打上千斤鱼。而且都是大鱼。一条大铜头鱼(这种鱼头部尖锐，颜色如新擦的黄铜，肉细味美，有的地方叫做黄段)，一条大青鱼，往往长达七八尺。较小的，也都在五斤以上。起网的时候，如果觉得分量太沉，会把鱼放掉一些，否则有把船拽翻了的危险。这种豪迈壮观的打鱼，只能在严寒的冬天进行，一年只能打几次。鱼船的船主都是些小财主，虽然他们也随船下湖，驾船拉网，勇敢麻利处不比雇来的水性极好的伙计差到哪里去。

一种是放鱼鹰的。鱼鹰分清水、浑水两种。浑水鹰比清水鹰值钱得多。浑水鹰能在浑水里睁眼，清水鹰不能。湍急的浑水里才有大鱼，名贵的鱼。清水里只有普通的鱼，不肥大，味道也差。站在高高的运河堤上，看人放鹰捉鱼，真是一件快事。一般是两个人，一个撑船，一个管鹰。一船鱼鹰，多的可到二十只。这些鱼鹰歇在木架上，一个一个都好像很兴奋，不停地鼓嗉子，扇翅膀，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管鹰的把篙子一摆，二十只鱼鹰扑通扑通一齐钻进水里，不大一会，接二连三的上来了。嘴里都叼着一条一尺多长的鳜鱼，鱼尾不停地搏动。没有一只落空。有时两只鱼鹰合抬着一条大鱼。喝！这条大鳜鱼！烧出来以后，哪里去找这样大的鱼盘来盛它呢？

一种是扳罾的。

一种是撒网的。……

还有一种打鱼的：两个人，都穿了牛皮缝制的连鞋子。裤子带上衣的罩衣，颜色白黄白黄的，站在齐腰的水里。一个张着一面八尺来宽的兜网；另一个按着一个下宽上窄的梯形的竹架，从一个距离之外，对面走来，一边一步一步地走，一边把竹架在水底一戳一戳地戳着，把鱼赶进网里。这样的打鱼的，只有在静止的浅水里，或者在虽然流动但水不深，流不急的河里，如护城河这样的地方，才能见到。这种打鱼的，每天打不了多少，而且没有很大的，很好的鱼。大都是不到半斤的鲤鱼拐子、鲫瓜子、鲶鱼。连不到二寸的“罗汉狗子”，薄得无肉的“猫杀子”，他们也都要。他们时常会打到乌龟。

在小学校后面的苇塘里，臭水河，常常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打鱼的。一男一女。他们是两口子。男的张网，女的赶鱼。奇怪的是，他们打了一天的鱼，却听不到他们说一句话。他们的脸上既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望、忧愁，总是那样平平淡淡的，平淡得近于木然。除了举网时听到(欸)的一声，和梯形的竹架间或搅动出一点水声，听不到一点声音。就是举网和搅水的声音，也很轻。

有几天不看见这两个穿着黄白黄白的牛皮罩衣的打鱼的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按着梯形竹架赶鱼的换了一个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辫根缠了白头绳。一看就知道，是打鱼人的女儿，她妈死了，得的是伤寒。她来顶替妈的职务了。她穿着妈穿过的皮罩衣，太大了，腰里窝着一块，更加显得臃肿。她也像妈一样，按着梯形竹架，一戳一戳地戳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她一定觉得：这身湿了水的牛皮罩衣很重，秋天的水已经很凉，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

(汪曾祺散文《故乡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