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不论对于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是máng(    )从，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2)怀疑不仅    ，也是 。对于别人的话，不经过思索，都不打折kòu( )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解答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清代的一位大学问家——戴震，幼时读朱子的《大学章句》，便问《大学》是何时的书，朱子是何时的人。塾师告诉他《大学》是周代的书，朱子是宋代的大儒;他便问宋代的人如何能知道一千多年前著者的意思。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古往今来科学上新的发明，哲学上新的理论，美术上新的作风，都是这样起来的。若使后之学者都是mò(   )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也就停zhì(    )，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节选自顾刚《怀疑与学问》)

柴达木的诗意(节选）

徐迅

在柴达木，最具大气磅礴诗意的，当是昆仑山。

驱车去昆仑山口，从车窗向外瞭望昆仑山，昆仑山在我们面前逶迤而来，又逶迤而去。仿佛天边，又恍惚眼前，显得神圣而高邈。时近时远，雪之皑皑，或冰之消融，昆仑山幽峭的峰影，就这样总在我的眼里叠印着。诗人们坐在车上，一路看，一路兴奋不已。

昆仑山有着无数的经典神话和故事。在我接受的教育里，《女娲炼石补天》《精卫填海》《白娘子盗仙草》等等，都是在这里产生的。这些神话和故事，不仅赋予我童年和少年岁月一种浪漫、丰富的遐想，还使我成年后的记忆常常发生错觉。比如，因为白娘子为许仙盗仙草，我以为昆仑山是一座灵山……在我开始有“山”的印象后，昆仑山似乎就是一座遥不可及的山，一个斑驳陆离的梦。

洋溢无限诗意的昆仑山，首先是一座诗歌的高峰。从屈原的“登昆仑今四望，心飞杨兮浩荡”(《九歌•河伯》），到岑参的“杨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武威送刘单》)……古代的诗人从没上过昆仑山，奇怪的是，他们却一直把昆仑山当成他们歌之咏之的对象。走在昆仑山，车上的诗人七嘴八舌，各自搜索各自的记忆，或摇头晃脑，吟诵出古人写昆仑的一首首诗；或故作惊叹，诧异古代诗人未到昆仑，竟给昆仑留下了许多千古流传的诗篇……说着说着，他们便有些自豪，觉得古人还没有他们幸运，不像他们双脚能踩上昆仑坚实的土地。在他们的心里，昆仑山是诗歌的山，是中国诗歌的圣地，是他们要崇拜的圣山。

仿佛是一种印证与神示，海拔的高度让诗人们就有异样的感觉，心里很快也有了朝圣者不敢怠慢与轻侮的一种意识——觉得朝拜昆仑，一定得有某种庄严的仪式。

从柴达木到昆仑山口海拔3700米的昆仑河的北岸，就有一座名叫纳赤台的神泉。这里，“纳赤台”系藏语译名，有“沼泽中的平台”的意思，当地人称“佛台”。这里的泉水即便在隆冬时节也奔涌若流，从不封冻。这里也是昆仑山的一大奇观。据说，前来洗涤及朝拜可福运绵长。到了这里，诗人们便下车，纷纷围着神泉，虔诚地捧起神泉水或饮，或净着手……仿佛在洗涤某种“不洁”，一如当地前来此地洗涤及朝拜的藏民，一脸郑重其事与真诚。

我们终于抵达昆仑山口。一下车，站在昆仑山口，我心里忽然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丝失望——这里，既没有昆仑六月飞雪的奇观，也没有想象中昆仑山的巍峨与雄浑。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山脉的狭口。狭口的浅山坡上，尽管也有哈达与写满梵文的彩幡在风中舞蹈，但更多的是标示海拔，或位置，或地理指示的各式各样的石碑。有那么一刻，我脑海里多年积攒的关于昆仑山浩浩荡荡、苍苍茫茫、挺拔高峻、雄奇壮美、磅礴奇峭等词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一种头疼欲裂的激烈的高原反应。伫立在山口，我像是踩进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里，突然一时无语。把头缓缓抬起，我巡视着面前矗立的一块块石碑，目光最后投向嵌着索南达杰的照片的那一座白色的石碑上，心里更有说不出的苍凉。我知道，索南达杰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为了保护藏羚羊，被偷猎者残忍地杀害，但直到死，他还保持着端枪的英雄的姿势。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风过耳，天地间顿时有一种巨大的、神秘的静谧。这下，我突然明白，我一时无语。面对巍巍昆仑，人的所有尘世的想法陡然就失去了力量，都被消融得一干二净。

这自是另一种词语抵达的诗意，也是柴达木最为深刻的地方。

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

炎黄文化是根祖文化。一方面，从文明起源上讲，炎黄是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龙头文化；另一方面，从中华民族起源上讲，今日以汉族为主体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乃是历史上以炎黄族为核心，经华夏族和汉族不同阶段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炎黄族是早期华夏民族之核心，是中华民族之根。这也是炎黄作为“人文始祖”在中华民族形成进程意义上的解释。因此，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纽带和精神维系。

20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古史传说曾有“信古”“疑古”“释古”三种态度和做法。具体说到炎帝、黄帝，信古者当然是把他们作为真实人物来对待；而疑古者则把他们作为神来对待。殊不知，远古时代的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以黄帝为例，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据研究，轩辕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天鼋”（“天”字下面画有“鼋”即青蛙）族徽铭文，甚至更早；有熊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铜器铭文中“天兽”（“天”字下面画有“兽”）族徽铭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古史传说人名的轩辕氏、有熊氏是与天鼋（即青蛙）和熊、羆、貔、貅、豹、虎等图腾一致的。此外，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还有以“天”为族徽铭文，其渊源也是来自以“天”为图腾。而在先秦文献中，“黄”与“皇”可通用。如《释文》：“皇帝，本又作黄帝。”《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皇帝清问下民……”此皇帝即上帝，从黄帝与皇帝通假以及皇帝亦即上帝来看，黄帝一名含有皇天上帝即含有天的意思，这样，黄帝也就成了天帝天神。然而，在《国语·晋语》中又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的黄帝、炎帝当然是人名。

由于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可以同一的缘故，所以黄帝、炎帝等名号是一个沿袭性的名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人只能生存几十年或百余年，但是作为族团却可以存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它的名号是沿袭性的。

炎帝、黄帝等名号既是人名、族名、图腾名、宗神名的同一，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已经说明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氏族。《国语·晋语》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我们知道，上古每一姓就是一个血缘姓族，黄帝族有十二姓，则说明黄帝族至少是由十二个姓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部族集团，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尊崇“天”，天为其宗神乃至成为至上神，所以我认为以黄帝为宗神即以天为宗神的部族集团的出现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炎帝的情形也是这样。炎帝为姜姓，又号称“烈山氏”“历山氏”“连山氏”“魁隗氏”等。炎帝族崇拜火，崇拜羊，崇拜蛇龙，也崇拜山岳。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再如炎帝族后裔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反映出炎帝后裔共工氏崇拜龙、以蛇龙（即无爪之龙）为图腾的情形。《左传》中还有姜姓炎帝族（姜炎）崇拜山岳、以山岳为图腾的记载，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曰：“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所有这些都说明炎帝族的崇拜和图腾也是多元的。而从炎帝族的分布上看，既有活动在北方的炎帝族，也有活动在南方的炎帝族。所以，我主张炎帝族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今天无论是对炎帝和黄帝的祭拜，抑或是对于历代有关炎黄文化文献的梳理，还是对炎黄文化的义理与价值的阐释，以及面向海内外的传播，都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人文始祖”的立场上，站在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龙头文化的立场上。

（摘编自王震中《炎黄作为人文始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