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10月30日，悲伤的消息传来。江湖渐远，大侠不再，一个时代落幕了。

先生笔下的刀光剑影和爱恨情仇动地而来，痴迷了无数不分年龄、地域、职业的男女。他创造的“成人的童话”，滋养了无数读者的精神空间。六十年来，先生的作品风靡全球华人世界，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他在人物塑造、故事营造、历史寄寓、想象拓展、语言驾驭等各方面都充分展示了高超的水准。他的作品彰显着中华文化的魅力，他也足以青史留名！

材料二：

材料三：

在金庸笔下，豪气干云、孔武有力、斗狠使勇，充其量只能算个壮士；慷慨任事、忠悯待人、义薄云天，也只是个一般的侠士，所以杨过一人一雕往来东西南北，问尽天下不平事，急公好义排纷解难，人称“神雕大侠”，可杨过却拒不接受那个“大”字。

郭靖与杨过在襄阳夜话，郭靖说：“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地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这才是侠之大者，这才是侠的最高境界。

材料四：

金庸大师的作品之所以备受读者欢迎，固然首先缘于金庸先生非同寻常的文学功力，把林林总总的江湖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把形形色色的武侠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而善于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汲取思想和文学精髓，聚焦大家深藏心底的“侠客梦”写作品、做文章，则是赢得不同年龄、职业群体情感共鸣和文化共振的一大关键。

金庸先生的作品字里行间透射着忠孝节义的鲜明元素，通过对侠义之心、侠骨之气的匠心演绎，既满足了读者抑恶扬善、伸张正义朴素情怀的宣泄心理，更使大家受到中华传统美德的熏染。正如金庸先生坦承，“在武侠世界里，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有道是，文如其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侠骨柔情的荚雄气概，重信然诺的君子风度，快意恩仇的人生境界，生动地流淌于金庸的笔端，使先生的武侠小说更具历史、文化厚重感，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文明的独特魅力，创造了当代武侠小说的辉煌；金庸先生自身就是侠义精神的践行者。热心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的责任担当，六归故里显露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写自传的淡泊豁达，如此等等，也生动地呈现给我们一个德高望重的“侠义”形象。

远去的流萤

王本道

夏日的夜晚是极富诗意的。蓦然，感觉眼前似乎缺少了点什么——啊，应该是记忆深处那飘忽不定的萤火虫！童年与少年时代，夏夜随大人们乘凉时也曾多次见到过萤火虫。

记忆最深的当属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暑假期间，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让我们到地处偏远山区的辽南东部一个叫倒马祠的地方调研。那天下午我们从公社出发，步行三十多里崎岖的山路。渐近村口，远远看到当地小学的学生们举着彩旗前来迎接我们。走在队伍最前头的一位长者，看上去已年近花甲，头发花白稀疏。见到我们他忙不迭地自我介绍说：“我是本地小学的校长，姓赵。”接着拉过身边几位年轻人说：“这是本校的几位老师，欢迎市里的老师们光临我们这穷乡僻壤啊！”

吃过晚饭，大队安排我们住宿在学校临时准备的房间里。当时还没有电灯，晚饭后，我和几位同事借着如水的月光，在学校面积不大的操场上徜徉。我们边走边聊，忽然看到从一间屋子里透出亮光，大家立刻好奇地走了过去。看到屋子里点着两盏油灯，那位老校长全神贯注地在刻着钢板，两位年轻的女教师，正用那种老式的油印机，一个推滚，一个翻页地忙活着。见到我们，老校长客气地站起身，边擦拭着额角沁出的汗水边说：“我们利用放假这几天，对照前些年的老教材，编教材，赶着印出来，不管现在社会上怎么乱，总还得让孩子们学点知识啊。”由于“文革”几年来的折腾，教育事业已被践踏得面目全非，从小学到大学，没有像样的教材，每天只能应付着上“语录”课。在这偏僻大山深处的一所简陋的小学，竟还有一位老校长，顶着难耐的酷暑，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孜孜不倦地操劳着，这是多么坚韧顽强的守护精神！在我的提议之下，老校长和我们一起走出房门，踏着一地月色，信步走到操场前的小溪边。浸润着月色的溪水似一条银链，叮咚地流淌着，岸边的绿树草丛染着月色依稀可辨。忽然有一颗米粒大的幽幽亮光从眼前闪过，接着两颗、三颗、五颗……陆续闪亮起来，此起彼伏，忽高忽低，若隐若现，时而闪烁成一片，似满天的星星撒落到小溪里。“这是萤火虫在飞呢！”“别看一只萤火虫的亮光很小，可是无数只凑到一起，也足可形成秉烛之势啊！”老校长说道。

几十年的光阴转瞬过去，夏天的月夜依然惬意静美，然而让人惋惜的是视野所及再也难觅萤火虫的踪影。“短暂的生命，努力的发光，让黑暗的世界充满希望。”这些年每临夏夜，我时常默念着伊能静唱出的歌词。“我徂东山，慆慆不归……町畽鹿场，熠耀宵行。”这是《诗经》里描绘的流萤为戍边男子照亮夜路的景象。由此看来，萤火虫在华夏大地翩翩起舞至少有两千多年了，可如今在我国能见到萤火虫的地方早已是凤毛麟角，就连青岛那样美丽的海滨城市，最近从外地购进万只萤火虫放进公园里，只三天时间竟有一半死去。萤火虫是生态环境的指示物，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方，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马来西亚有个地方，因萤火虫十分密集，当地还为此开辟出一个旅游项目：萤火虫之旅呢。

清幽静美的夏夜，我常常想起几十年前大山深处那感人至深的一幕：萤火虫染着月色飘然飞舞，饱经风霜的老校长和他两位年轻的同事在油灯下案牍劳形。

“燃烧小小的身影，为夜路的旅人照亮方向。”

归来兮，远去的流萤！

新诗与旧诗，是中国诗坛的两朵鲜花，两者相互关联、不可割裂，本应并肩携手，共创中国诗歌的辉煌前程，但可惜两者间似乎一直存在深沟高垒，不由得令人感慨万端。

诗歌作为一门艺术，当然有新旧之别。但新旧之分仅是从时间、内容与形式上做出的区分，并不代表质量、成就的高低之别。新的作品好，旧的作品未必不佳，有许多艺术形式与艺术品，所历年代越久，价值反倒越高。艺术不是时装，不能以追新逐奇来掩饰内中的空虚。简单的线性进化思想并不足以概括艺术的发展。艺术作用于人类的灵魂，因此，触动心弦、深入人心才是它的价值所在。唯有将人类的体验深化、升华，清晰准确地予以美的表达，给人以无穷启迪的艺术，才永远是新的、伟大的、不朽的艺术。

新诗、旧诗皆是诗。旧诗中有不少宣扬封建落后思想的作品，这是需要我们加以摒弃的。但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风清骨峻、思精韵美的流芳之作，有许多感时忧国、魂牵中华的灿烂篇章，怎么能将其一笔勾销而全盘否定呢？如果以相同的标准来衡量新诗，同样不也是精品稀少，而多为应时应景、歌功颂德、肤浅跟风之作吗？

若说诗歌是人类文化的无价珍宝，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那么这珍宝和明珠是由旧诗、新诗共同组成的。倘若说中国曾是诗的国度，那么这诗指的主要是旧诗而非新诗。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近百年来，旧诗被放逐得太久，被不加分析地排斥得太厉害，已到了该重新认识它的时候。

新诗与旧诗须要结盟。新诗、旧诗相互以自己的意趣与标准去评价不同的东西，不是致力于求同存异、互相学习，而是希望以己驭人，让别人来归顺自己，这都是不可取的。诗歌的天地大得很，与其独演独舞，何如联手共舞？新诗、旧诗联盟，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大于二，大于三。

从实际来说，只须将现今散落在民间的旧诗词组织、刊物吸引、纳入文联、作协或诗歌学会，给予他们同等的政治待遇、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更好地存活成长，就可以大大增强诗歌的创作力量。同时，积极开展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和深度对话，在交流中不断消除分歧，增进融通。总之，对新诗、旧诗要一视同仁，不能怀抱歧视与偏见而区别对待。

新诗、旧诗要互相学习。具体来说，新诗可以向旧诗学习其严谨、简洁、精练，学习其重音韵、重意境、音调铿锵、朗朗上口、易记易流传。旧诗可以向新诗学习其自由无拘、求新求变、永不满足、永远探索的精神。新诗、旧诗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只要能打消人为芥蒂，相互学习，博采众长，一定能接续《诗经》传统，彰显汉语音、形、义的内部特质和精妙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诗歌审美言志、表情达意的深刻内涵，推动中国诗歌进一步发展。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想要让旧体诗词重新振兴，与新诗一道发展，除了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外，每个写诗爱诗和关注诗歌命运的人都应尽己之力，献计献策，去接续文脉，创造佳构。最根本的是要写出音韵铿锵、神足意满、打动人心、能传之久远的诗来，“让金子般的诗句出现”，就一定能迎来诗歌繁荣昌盛的美好明天。

（有删改）

审美活动的动力机制有情感、想象、超越三种。与之相应，审美活动所产生的美有三种存在的形态：情象、意象、境界。

审美活动最基本的动力是情感。从本质上来说，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这里说的情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而不是审美对象的情感。这里说的对象，有两种形态：一是原生形态，即原本有一个对象，但不是审美对象，是审美主体将其情感赋予给它，使对象成为主体情感的载体，从而成为审美对象。二是自创形态，即原本无对象，因为有情，需要外化，于是就创造一个形象，让其成为情感的载体。这种情况在艺术创作中居多。以上两种情况都可以说是情感造形。情感造形的产物就是情象。情象是美的基础形态。

凡审美都有情感造形存在，只是审美中的情感造形，除艺术创作外，都是不自觉的，而取直觉的形态。刘勰说诗人创作时“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种情况不只是艺术创作时有，只要是进入审美形态的人都有。

情象是审美主体的创造，只是这创造主要表现在情感的赋予上，而当想象参与后，则就有很大的不同。想象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创造新事物，这新事物是现实中不存在的。想象的创造，不只有情感在起作用，还有人的意识、文化修养在起作用。于是，这新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丰富的意蕴，这具有丰富意蕴的形象我们叫它“意象”。

意象虽然通常用在艺术创作中，其实，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也有，而且只有首先在现实的审美活动中产生了意象才有可能将其表现为作品中的意象，陆游咏梅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这梅就不是自然物象，也不只是情象，而是意象了，因为这中间寄寓着陆游对自身经历的独特思考。

美的最高存在形态是境界境界。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它较多地出现在佛教典籍中，成为佛教的最高层次。宋明理学家将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清代王国维将其作为古典词美的最高层次，将其转化为美学范畴。王国维同时还使用意境这个概念。境界比之意境更适合作为美的最高形态。首先，意境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而境界不只用在艺术创作中，还能用在人生修养中。因为审美不只体现在艺术活动中，它渗透在人的全部生活中。其次，意境，从字面上看，见出意与境的两分，而境界，以其浑然整合无而更能见出审美的本质——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当我们进入境界时，我们从情象中超越出来，从意象中超越出来，从而进入只可体会难以言传的极其美妙的境地。

（摘编自陈望衡《境外谈美》）

文化如何助力中国梦

马建辉

人们常说“诗必盛唐”，没有唐诗就没有盛唐，正是唐诗的大豪迈、大气度、大光焰、大悲悯形成了盛唐精神。盛唐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振兴，而以诗为核心的盛唐文化对于这次振兴，不仅是一种表现和摹写，更是一种深度参与创造的精神性、灵魂性力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了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顽强生命力及其对于民族进步的强大推助力。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这是对优秀文化产品，特别是文艺作品作为推进民族复兴强大动力的有力肯定，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文艺创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优秀文艺作品以其动之以情、劝之以美的特性，“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既可以动员、鼓舞本国人民，形成民族、国家发展进步的强大内驱力；又可以打动、感染和悦服国外读者和观众，形成实现中国梦的善意的外部助力，使民族复兴的前景越来越美好。

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繁荣发展与之相匹配。其道理就在于如果只着眼发展经济，文化上的建设跟不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失去平衡，就会导致物欲的非理性膨胀，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人的品德养成而言，没有节制的物化扩张和与之相伴的私欲膨胀是有毒的，而作为一种精神救赎的文化建设则是其解毒剂。有一个时期，人们讲道德滑坡，为什么道德会滑坡呢？就是强有力的文化建设没跟上，对物质欲望的管控节制机制失灵了。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也就是德的建设。文化建设作为德的建设，其主要价值就是在经济成长的进程中抑制泛滥的物欲，净化人们的心灵，修复人们破碎的道德感，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使我们的民族能够树立起一种理性精神和崇高品质，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和道路。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无论其物质生产如何发达，物质积累如何丰富，它都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衡量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否，不仅有经济上的指标，更有文化上、精神上的指标。当然，提升民族境界是一个艰难的道德爬坡的过程，不是只搞几项文化工程就可以实现的。一个民族的道德境界，是这一民族成员的道德境界的集中体现。因此，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在民族境界的塑造和提升上发挥作用，就必须融入社会生活，与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民族成员在实践中能够体验它、感知它、领悟它。而作为人们现实生活的形象、生动、细腻反映的文艺作品，在这方面显然具有着更为独特的长处和优势。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民族成员就会为核心价值观的蕴涵和魅力所吸引，疏瀹五脏，澡雪精神（出自《文心雕龙》，“疏瀹”意为引导使畅通。“澡雪”意为洗涤使清洁。），获得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洗礼，进入到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随着这样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的繁荣发展，民族成员就会得到普遍的精神滋养，民族的道德境界也会随之得以不断提升。

（选自2015年2月28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