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脊梁

李光彪

依我看，每一个村庄都有骨有肉，有自己的脊梁。

我从小出生在云南楚雄千里彝山的脊背上，村庄的脊梁如母亲温暖的背，用彝家刺绣的花裹被背着我长大。

故乡的村庄以一条三四百米长、近千级的石梯为轴，如一只巨人的手，把古老的村庄举在半山腰。凸凹不平的石阶如祖先的脊梁，背负着山村厚重的历史，岁月的沧桑。

村庄躺在山坡上，说大不算大，说小也不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至今，也只有稀稀疏疏五十多户人家。分布在石梯左右的房屋和院落，就像村庄发达的肌肉。从早到晚，春夏秋冬，石梯静静地承载着村庄的早晨与黄昏，承载着村庄的快乐与忧伤。

在我枯萎的记忆里，那架从村脚延伸向村头的石梯，是村庄的主轴，是村里人茶余饭后的乡村文化演展舞台。每天晚饭后，村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陆陆续续来到石梯上，找块合适的石板坐下，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吹牛聊天，谈古论今。天南海北，家长里短，家事村事，好事坏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很多花边新闻，都会在石梯上联播，在石梯上群发。谁买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胶鞋，谁家娶了新媳妇，谁家添人增口，都会在石梯上一一登台亮相。人闲手不闲的村里人，有缝针线纳鞋帮的；有吸水烟筒抽烟、砸烟锅吃草烟的；有吹竹箫、弹三弦、唱调子对山歌的。不论是谁，不分才艺高低，那些无师自通的民歌手，都会在石梯上层出不穷，比拼展演。父亲是个二胡手，经常在石梯上边拉二胡边唱放羊调、爬山调、过门调……悠扬的二胡声响彻石梯，萦绕在山村的上空。

石梯是验证乡村人品德的试金石。谁家丢了一只鸡，几个鸡蛋，瓜菜水果被人偷摘了，就会有人在石梯上拉开嗓门，高音喇叭似的指桑骂槐，骂那些手脚不干净的人。这一招还真管用，骂过之后，知情的人就会悄悄提供线索，做了亏心事的人，也会逐渐猛然醒悟，转过弯悄悄物归原主，慢慢变得干净起来，和和睦睦相处。也有些人家，有时会端着腌菜、葵花瓜子等零食，一一散发给来石梯上玩耍凑热闹的人吃。见者有份，哪怕是一块粑把，一根甘蔗，只要能进嘴的东西，寄生在石梯上的人，都可以尝到人情味。

石梯是透明开放的。有些哺乳期的妇女，拉起衣服，就敬胸露乳当众给自己的婴儿喂奶。有些婴儿，从小生下地娘就缺奶水，经常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向奶水充足的妇女讨几口奶吃。那架石梯如村庄硕大的乳房，大公无私地喂养着村庄的每一个人。

石梯是村庄的主动脉。从早到晚都有人从它的脊梁上走过，听到脚步声、咳嗽声、说话声，远远的石梯也就能猜出是谁来了。出工收工、上山砍柴、下田干活，牛羊出圈、放牧归村，谁早谁迟，谁勤劳、谁懒惰，一切的一切，夜以继日守候着村庄的石梯，都历历在目，铭记在心。

石梯从不嫌贫爱富。在石梯的眼里，没有贫富之分，不管你是穿皮鞋、布鞋、胶鞋、凉鞋，还是赤脚从石梯上走过，石梯总是那样默默无语。来的都是客，不管是谁，你看上石梯的哪一块石头，屁股一坐，就是最好的板凳。石梯从不喜新厌旧，不管你离家多少年，不管你多长时间没来，天长日久迎接着一茬茬降临人间的孩子，娶进门的媳妇，送走一茬茬命归黄泉的老人。岁月沉浮，一代又一代，村庄的人去的去，来的来，石梯总是依旧躺在那里，毫无怨言地在风雨中、在朝朝暮暮中静静地等着你。

村庄在老去，我也在长大。如今的村庄，很多人家都建盖了单家独院的新房子，那一条条如石梯血管和肠道的村间道路，也不断变宽，打成了光滑的水泥地板，连接到各家各户。村中那架曾经热闹非凡的石梯，也逐渐门可罗雀。偶尔有人走过，几声稀疏的脚步，几乎再也看不见昔日全村人坐在石梯上聊天吹牛，谈笑风生的情景。我一屁股坐在当年那块下棋的石板上，牛角棋、豆腐棋盘的线纹还清晰可见。我等了很久，想等一个村里人下棋，一直没有人来，只有一条狗伸长脖子向我汪汪狂吠。

（有删改）

近日，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

争座事件频发，除了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缺乏，也与一些市民让座的公德意识缺失有关。然而，公交车和地铁均是公共场所，车上的座位当属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照顾老弱病残孕等人群的基础上，一般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顺位而坐，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

给特殊人群让座，并非是法律规定，而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价值取向。现实情况却是，年轻者给年老者让座，变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年老者给年轻人让座，被公认为违反了常规和伦理，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发生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的“让座风波”，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呼唤与诉求。因此，与其道德绑架“让座”，不如增加公交车、地铁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

(摘选自《让座不如增加专座》2017年7月6日《北京晨报》，有删改)

图表一：你不让座的理由

图表二：你通常会给哪些人让座

图表三：如果发现真有人需要座位，对于不让座的人，你怎么看？

越是这种人人自觉、从善如流的时候，也越要防止出现那种过犹不及的“指教心态”——有些人好为人师，常常越俎代庖，“做人情”。

有道是“让座是情分”，上海地铁中的“让座指导”之所以乏人认同、少有点赞，是因为时下确存这么一种文明的“陋习”：一些人所谓的讲道德，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常常是用作审判他人。这里，还应该批评一下那个拍照的乘客，且不议随意偷拍传播是否有侵权之嫌，而动辄以曝光威胁他人让座，显然已跟文明修为背道而驰。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只会先想到“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地去指教“你该如何做”。

(摘编自《多做“让座主角”，少当“让座指导”》，2017年7月6日光明网，有删改)

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间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让座”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行、成色。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

(摘编自《“让座纠纷”混淆了道德高线法律底线》，2017年7月7日红网，有删改)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讲清楚，让世界知道中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无疑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众多杰出思想家，提出了中华文化的若干基本主张。老子的《道德经》讲，“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最终形成“为而不争”的主张。这样的主张把个人和他人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反映了在中华文明形成早期我们的先哲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孔子同老子相呼应，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把自己和他人合为一体，设身处地去思考人如何在社会上生活，如何同他人和谐共生，这就是孔子的仁学。作为孔子的后学，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礼记》中有很经典的一句话：“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这句话是说凡事要尊重别人，把他人摆在第一位，一个社会若能做到“先人后己”，那么礼让和谐就会蔚然成风。同样的思想还见于《尚书》，该书《大禹谟》一篇记载上古君臣治国之道，主张多方听取意见，甚至可以“舍己从人”。

中华文化始终把人作为探究的核心，而这个“人”并不仅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个体，更主要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群。正是在追求人已和谐共生的历史演进中，人们不断完善自我，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先人后己”的传统美德。此后，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含己为人”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崇高精神追求。

一些西方学者以“为己”一词为依据，认为中华文化是利己文化，这显然是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误读。据知，“为己”一词始见于《论语》。在《宪问》中，就弟子所问古今学术差异这一问题，孔子答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何谓“为己”和“为人”？孔子未曾展开讲，这个问题是由随后的荀子解决的。 在《劝学篇》中，荀子将“为己”之学定位为“君子之学”，而将“为人”之学称为“小人之学”。荀子的结论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西汉经师孔安国取荀子之说以释《论语》，将“为己”训为“履而行之”“为人”则解作“徒能言之”。魏晋时期，玄学家何晏著《论语集解》，以孔安国之说为基本依据。 从此，把“为己”释作“履而行之”的经典解读一直为历代经师所传承。可见，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为己”，乃是讲修为自己，是指学者个人的道德修持和践履。

(摘编自陈祖武《中华文化追求人已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