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比如构成我们国名的两个汉字，“中”和“国”，均出于神话想象，华夏先民把大地想象成四方形，四边之外有海环绕（所谓“四海五洲”），而自认为是大地上的中央之国（九州或神州）。这是典型的神话宇宙观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神话遗产，是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本源的有效门径。

②我们可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视角来审视神话系统。汉字编码的书写文化传统，即甲骨文、金文以及后来的这一套文字叙事，是小传统；而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传统，即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和与书写传统并行的口传文化传统，可以称为大传统，比如考古学上随处可见的崇拜玉、巨石、金属（青铜、黄金等）的文化等。大传统铸塑而成的文化基因和模式，成为小传统发生的母胎，对小传统必然形成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③在大传统的文化整合研究中，我们必须关注文化中最具有“文本”意义的方面，即先于文字而存在的象征符号体系。这是一种非文字符号体系，比如，在金属冶炼技术所支持的青铜时代到来以前，中国本土呈现的最有力的特有符号是玉礼器系统。玉器盛行上下约3000年，几乎覆盖中国版图的大部分地区。是什么样的动力因素，能够持久不断地支持这样一种极长时间的、广大距离空间的文化传播运行呢？“神话观念决定论”的提出，为此找到了理论解说。先民认为玉代表天，代表神，代表永生不死。玉的神话化可以说是华夏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

④“神话中国”指按照“天人合一”的神话式感知方式与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从初民的神话想象，到先秦的文化典籍，从老子孔子开启的儒道思想，到屈原曹雪芹的再造神话与原型叙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怀念圣人贤君明主、民间崇尚的巫神怪傩等，其中所隐舍的思维潜意识，以及礼仪性行为密码，都是“神话中国”的对象。从各地的孔庙，到家家户户的灶神、门神和祖灵牌位，皆体现着“神话中国’’的无处不在。

⑤在中国文化中，以“天人关系”为核心、以“天人和谐”为最高追求的理念始终没有动摇。这是中国神话不同于西方神话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肌理。神话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解释了过去和现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也预示着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梳理神话中国，不是揭示单个作品的神话性，也不仅仅是将局限在民间文学范畴的神话研究与出土文献、考古图像相结合，最终是要寻求中国神话所特有的一种内在价值观和宇宙观，它们是传统文化的原型编码。

（选自《重新解读中国神话：进入中国传统本源的有效门径》，有删改）

从唐入宋，中国的长安、开封等地，市民与军队聚集，形成规模相当大的都市。都市的出现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发育，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诱发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娱乐业的山现。在唐宋时期的各大都市，出现了勾栏瓦舍——汇聚多种表演形式的大型娱乐场所，表演艺术由此成为足以谋生的行业，激烈的市场化竞争更形成巨大的经营压力，促使艺人们不断提升表演艺术水平。

在唐宋年间的勾栏瓦舍里，说书、讲史成为备受欢迎的娱乐方式，在那里还出现了傀儡戏和皮影戏。勾栏瓦舍的说书讲史以及傀儡皮影等表演，追求的是有着更多细节的故亊，如何敷衍情节使之包含更多细节，尽可能细致地描摹情节发展的经过，成为表演能否成功的关键。古代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显然都不是文人们的个人创作，而更像是唐宋年间的勾栏瓦舍里说书讲史的艺人们在表演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话本。因为艺人需要细节更丰富的陈述，使那些在史书或传说里只有寥寥几行文字记录的故亊，可供整日甚至连续多日讲述，以满足城市里有大把闲暇时间的看客们的需求。他们的叙述使历史故亊的脉络渐渐变得越来越曲折复杂、跌宕起伏，越来越具有大型戏剧作品所需的规模。

都市是催生大型商业化戏剧的重要背景，但是戏剧的出现与成熟，还需要一些特殊的机缘。唐朝是佛教思想传播的隆盛时代，为向俗众讲经，僧侣们把经文和其中的动人故事编成通俗文字加以演唱，先用散文说白叙述事件的经过，然后用韵文歌唱加以铺陈渲染。由此出现了一种夹唱夹叙的特殊文体。这类文体常用某某“变”称其故事，故名为“变文”。变文这类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体随佛教的广泛传播，逐渐成为新的极受欢迎的娱乐方式。

无论中国颇具规模的长篇讲唱文学是否源于变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们从文体上看，与剧本已经非常接近。而更接近的，显然是与变文有关的诸宫调。

诸宫调是叙事体的说唱调，以一种特殊的文体，即应用了韵文与散文这两种休制组织而成的文体，来叙述一件故事。存世所有诸宫调的本子，都具有唱白相间、用以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文体上的明显特征。隋唐时期出现了同一宫调内不同曲牌的乐曲连缀形成的较大规模的音乐作品，名为套曲，或组套。音乐长于抒情，无论是长调还是小令，均可用于表现不同的情感，但叙事显然是其短处。且不说单支的曲子，即便是套曲，对于叙述完整复杂的故事而言，仍然显得格而不够，又因为用音乐的方式演唱曲折复杂的故事，需要运用具有变化的音乐手段，因此，将不同宫调的多个套曲组合在一起，形成“诸宫调”，就成为一种更具表现力也更受欢迎的新的表演形式。诸宫调形成的过程中，唐宋大曲、唐宋词里常见的曲调，以及民间的俗曲等等，都得到利用。有如此丰富的音乐元素加入其中，诸宫调的精彩是可以期待的。

（摘编自《中国的戏剧源流之变文与诸宫调》）

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一些学者通过多年个案与专题研究，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极为丰富多样，“文体”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来，中国文艺家以丰富的文体实践不断丰富经验与美感的表达，中国文学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角度悟得其中三昧。这就大大改写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文学边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

另外，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长期以来，正是在这一诗歌文学传统基础上，建立了特有的中国文学理论与观念。“诗言志”“兴观群怨”“赋比兴”“修辞立其诚”“诗史”“经典”等，都是非虚构的文学理论与观念。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看历史要看大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国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国兴衰”的志士情怀，正是千年中国文论主流，即严羽所谓盛唐诗为“第一义”以及王国维所谓“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既是客观历史大趋势，也是这个大趋势内化为士人身心的担当（即王夫之所谓“践身心之则”）。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摘编自胡晓明《强化中国文论阐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