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元旦那场雪

徐 剑

1956年新年，并非中国农历的元春之始，天气很冷。2012年夏，***身边工作，此乃中国的心脏。对此，她深明大义，忙道：“去吧，去吧，家里有我呢。”

……大雪无声，不知不觉中，落了下来。

丰年好大雪啊！那天早晨，李旭阁推开武衣库小院里西厢房的门，只见一夜瑞雪落下，院子里飘雪成堆，侵至石阶间、窗台上，甚至拥门而伏。③雪后一片天光，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升了起来。晨曦初照，古老中国因了一群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竟然老树新枝，犹如这朝阳，重曜东方。

扫完了积雪，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

李旭阁转身到长廊一侧去开自行车锁，然后，骑着车朝新街口排练场缓缓而去：不是看演出，而是听一场涉密程度极高的学术讲座。这场讲座的主角是谁，他不知道。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这是他必须坚持的一条铁律，但是对于今天这个讲座主讲人是谁，他还是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一条扫过雪后的街道，在他眼前不断延伸……

（选自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重器——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引子”部分，有删改）

谢家麟：创新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吴月辉

2016年2月20日上午8时12分，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谢家麟的生命停止在这一刻，享年96岁。

2012年2月14日，92岁高龄的谢家麟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当被问及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哪件事最值得自豪时，谢家麟笑笑说：“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正是这种什么都不怕的闯劲，曾让年仅35岁的谢家麟名扬美国。那是1955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

研制这台医用加速器时，还有斯坦福大学4名教授级的专家也接了同样的工作，作为对手，谢家麟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可供调遣的人员和资源上，与他们都不在一个量级。因为是医用，这台加速器的要求格外高。

“这件事以前没人做过，无例可循。但我觉得这是独当一面、锻炼自己的绝好机会，因此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回国后，他又带领一批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耗时8年建成了中国第一台30MeV的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

1979年，已过花甲的谢家麟再一次“大胆”地投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工程的研制。

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世界高等加速器的一次革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难度非常大。有人说，这就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没有抓住，就会粉身碎骨。

然而，由谢家麟带领的团队最终还是跳上了这辆“飞驰的列车”。

这一次次因为“大胆”而创造的奇迹，皆源于谢家麟深厚的科学功底和坚持创新的精神。

对于创新，谢家麟终生都在以身作则，即便是在耄耋之年也依然如此。

80岁之后，他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便将精力投入到了研究如何将低能电子直线加速器小型化的课题上，提出了“创新四部曲”，并最终研制成功。

而谢家麟进行此项研究的初衷十分简单，他只是不愿陷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状态之中，希望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儿有益的事情。

谢家麟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对于创新的理解。他认为，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跟踪”是必须的，假如不能处于和前人相近的水平，“超过”就无从谈起。然而，谢家麟更强调，要认清“跟踪模仿”与原创性发明是有很大差别的，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原创是人天生的本性”。

正是因为有了谢家麟这样的科学家，科研创新之路才永远不会中断，如他的自传书名一般，这是一段

“没有终点的旅程”。

谢家麟还十分重视科学实践当中的动手能力。

谢家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所有科技创新活动中，特别是实验领域的创新，要自己能够动手，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知道关键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可做适当调整，最后达到预期目标。如果自己不动手，则犹如开车时需要一人观看路面情况，再转告掌管方向盘的人来调整方向。

对于未来，谢家麟有着美好期许。他在自传中如此寄语青年人：“要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良好素质的人，然后才是在科技领域做出伟大的贡献，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这样，自己才会幸福，别人才会因你的存在而幸福，社会才会因你的知识而更美好。”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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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谢家麟，是否后悔当年回国的决定。他的回答永远是：“不后悔，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回国使我有机会施展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能成为伟大人物，可以原谅，那是机遇和能力的问题。但不能成为一砖一瓦，那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只要把精力放到一件事上，就不会无作为。”无论是科学大师还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梦想。

（余建斌《梦想需要加速器》）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他双目紧闭，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了一般，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睛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地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到年底一查账，亏室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的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心里留下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里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唰唰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赔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

（有删改）

彩陶——中国远古文化的辉煌代表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也是现代人了解原始文化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考古发掘显示，世界各地绝大多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都或前或后不约而同地经历了素陶、彩陶、釉陶的发展阶段。所谓彩陶，是远古先民在制作好的陶胚内外壁上用矿物颜料绘制各种纹饰，然后入窑烧制定型的一种带彩陶器。彩陶集实用和雕塑、绘画、烧制等各种艺术、工艺于一体，展现了那个时代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反映了原始社会数千年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生存情境。可以说，彩陶是一本浓缩的、独特的“史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并在距今大约8000年前就出现了彩陶。中国彩陶的发展、繁荣和衰亡历经4000年之久。尽管彩陶文化并非一种考古文化，但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除了各种各样的石器外，绝大多数是以陶器为其重要表征的。其中，色彩绚丽、图形优美、造型多样、工艺精湛、数量较多的各种彩陶，更成为这一时段最有系统、最具规模、最有价值的文化遗存，并因此而成为华夏远古文化的一种鲜明特征。“仰韶文化”的命名就是以在遗址中发掘的红底黑彩的陶片作为重要证据，而“仰韶文化”之所以又被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以鱼纹为主的半坡类型和以鸟纹、花卉纹为主的庙底沟类型，也是以遗址出土的彩陶坟饰作为区分的主要标志。

据估计，中国出土的彩陶约有5万多件，很可能是世界上出土彩陶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彩陶绝大多数都是日常实用器皿，如盆、碗、壶、罐等等，分布的地域几乎遍布全国。这些彩陶的形体虽然简单，但在造型设计上却颇具匠心。制作时对器物的各部分运用不同的比例变化。构成各种柔和优美的轮廓曲线，其式样繁多，并随各地习俗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在图案设计方面，中国的史前彩陶都能结合不同器形的特点和装饰部位的不同，或疏或密，或繁或简，饰以不同纹样。图案丰富多彩。有的宜于俯视，有的适于平观，将器物的实用性质和使用的审美效果结合起来。其中大量出现的编织纹和几何形纹，具有彩纹和底色相互衬托虚实相应的作用，形成“双关图案”。这种构图方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一种基本装饰手法。

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无论是文字的始创、艺术的发端，原始巫术的产生，还是远古神话与图腾崇拜的出现，都离不开彩陶。因为彩陶除了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器物之外，还是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重要器物；彩陶的器形和陶壁上的纹饰，既体现了远古先民对美和艺术的追求，也是原始文字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在作为中国史前文化起源研究依据的几类原始文化遗存，如玉石器、彩陶、雕塑和岩画中，玉石器和雕塑的数量都较少，岩画的年代又往往引起争论。唯有彩陶数量最多，年代也最准确，因而最具有可靠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彩陶是中国远古文化的辉煌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