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诗歌创作与从政关系之初论

①李白杜甫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②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③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但问题在于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着地面对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

④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余。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是绝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选自余恕诚《唐诗风貌》，有删改）

①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②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要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是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③鄙薄宋诗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恰像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我们不妨借三个人的话来表明这种差别．“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一一这是唐人的话，认为“通变”比“复古”来得重要而且比校稳当。“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一一这是宋人的话，已经让古人作了主去，然而还努力要“合”中求“异”。“规矩者方圆之自也，即欲舍之，乌乎舍？……乃其为之也，鲜不中方圆也：何也？有必同者也”，“曹、刘、阮、陆、李、杜能用之而不能异，能异之而不能不同”一一这是鄙薄宋诗的明人的话，只知道拘守成规，跟古人相“同”，而不注重立“异”标新了。

④***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宋诗就可以证实这一节所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诗歌创作里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这个危险倾向在宋以前早有迹象，但是在宋诗里才大规模的发展，具备了明确的理论，变为普通的空气压力，以至于罩盖着后来的元、明、清诗。我们只要看六朝钟嵘的批评：“殆同书抄，”看唐代皎然的要求：“虽欲经史，而离书生”，看清代袁枚的嘲笑：“天涯有客太冷痴，误把抄书当作诗”，就明白宋诗里那种习气有多么古老的来头和多么久长的后裔。

-----节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序）

近15年来，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已走向世界。不过，随着市场的发展，单纯的“种子输出”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在国内进行杂交水稻种子的生产，再直接出口到目标国家市场的模式是低水平、低效率的输出模式，实现属地化的科研、生产、推广、销售才是中国杂交水稻高水平输出模式。”武汉科珈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善德认为。

杂交水稻的国际化贸易，在实际运作中受到目标出口国一定的贸易限制。印度是杂交水稻国际市场空间最大的国家，但是印度完全禁止境外生产的杂交水稻种子进口。孟加拉国要求相同品种第一次进入后，只可持续2年，过后必须在其境内制种生产才可销售。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局2015年发布的《中国种子年报》显示，2008年以来，中国水稻种子在数量和金额上均以2011年为拐点，前升后降，近几年呈现出趋于稳定的趋势。对于这个现象，业内人士认为是目前将种子作为商品出口的发展模式已经接近天花板。

（摘编自 《农财网种业宝典》）　

（摘编自《东方财富网》）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认为，稻米净进口283万吨，小麦净进口442万吨，稻米和小麦的自给率均在95%以上，口粮安全性没有问题。大豆持续10年大量进口，反应了我国对蛋白饲料进口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而大量进口大豆是因为政府为了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而采取的开放大豆政策，即对大豆进口没有配额限制，而对进口玉米、水稻和小麦，中国是有配额限制，超过配额，就征收20%以上的进口税。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大豆净进口9542万吨，约为上年度我国大豆生产量的7.3倍。事实上，肖国樱强调，中国的土地已经维持不了中国人现有的生活水平，失去的是大豆产业和大豆市场，保障的是中国人口粮的安全。在肖国樱看来，大豆榨油后也用作饲料，它们的进口保障了我国养殖业的饲料供应，维持了中国人民较好的生活水平。尽管如此，曾任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的王大元认为，大豆进口主要是作为饲料，从而保证我国人民对肉蛋油奶的需求，一旦国际形势有变，影响大豆的进口，对我国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大量进口大豆存在隐患，政府在这方面的应对预案显得十分重要。

肖国樱建议，一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耕地来维持吃好的需求，只有委曲求全选择保障口粮生产、饲料粮外购的策略。另一方面，大豆市场也是一张王牌，是我们手中很重要的筹码，要充分利用好。再就是，要加强农业科技合作和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周边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

（摘编自《2017年中国稻米大豆进口量全球第一，中国口粮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