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陈平原

幸灾乐祸也好，呼天抢地也好，无动于衷也好，人们都不能不正视这一命题：学术正在贬值。

就看你怎么理解这“贬值”两个字。如果这指的是应用学科被推到前景，而学术性更强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受重视，跟经济建设没直接联系的文史哲等古老学科甚至受到冷淡，这的确很可忧虑；如果这指的是商品经济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待遇的低下，以致学者不能安心治学，而必须盘算如何“生产自救”，这起码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如果指的是学术研究不再受到公众的关注，不再有“雄文一出举国欢腾”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那我倒觉得很正常，既不可喜，亦不可悲。

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没多少油水好捞的。前些年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出书容易，惊世骇俗容易，滥得虚名也容易。一时间学术界似乎也成了“名利场”。如今则又回到了“冷板凳”。

梁启超有篇名文《过渡时代论》，其中谈到过渡时代容易出英雄。出政治上的英雄，当然也出学术上的英雄。“五四”年代能出英雄，前几年也能出英雄，如今则连“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容易，英雄似乎消失了。没有英雄的时代，未必学术成就不高，只不过缺乏戏剧性罢了。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该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了。对于青年学者来说，适当调整一下心理状态，乃至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还是必要的。就好像新学期开始，小学生们必须把假期里跑野了的心收回来一样。

当然，也有人“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从来没“跑野”过。可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对于那些没有一点功利心、没有一点虚荣心、没有一点狂态、没有一点醉意的“纯学者”，我历来敬而远之；有时甚至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或者缺乏才气故作镇定、或者出于矫情大骂葡萄酸也未可知。我佩服的是能“跑野”也能“操正步”；该“跑野”时“跑野”，该“操正步”时“操正步”。当年“跑野”时甩了一拨人，如今“操正步”还会甩下一拨人。读书做学问也真不容易。

一代诗僧苏曼殊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男主人公在热情、执著、聪慧、果敢的西化女性和娴静、高雅、温柔、含蓄的东方女性面前丧失选择的能力，只好悬崖撒手皈依我佛。这种主题模式在现代作家笔下不断重现，只不过“五四”时候西化女性占上风，40年代东方女性占上风而已。尽管作家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但这种选择更多的是时代逼出来的；内心深处很可能都像苏曼殊那样，在两种女性、两种生活理想、两种处世态度——借用茅盾的术语：诗歌与散文——之间徘徊。

“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也许，只好做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告别“诗歌”，走向“散文”。

但愿，就在不久的将来，我能把这题目倒过来再做一遍：告别“散文”，走向“诗歌”。即使那篇好文章一时难产，也不妨为这散文时代保留一点诗意，或者创造一点诗意。以免“寂寞的事业”过分寂寞，散文的时代过分“散文”。

文学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由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所决定的。一个民族优秀的作家大都是心怀人民的作家。19世纪初，普希金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就提出了人民与文学的联系。正因心中装有人民，他最终才能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代表。同时，文学创作具有人民属性，还是由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其它任何制度的一个根本点，就在于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是否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少数阶层作为文学创作与工作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与其它文学的一个分水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学艺术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判别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如何面对和迎接人民的判断，中国文学在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用实践经历提炼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什么时候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之树就会枝繁叶茂；反之文学之树就会枯萎凋零。这一点，一再为历史所证明。

对于作家而言，真正实践人民文学的路径就是要自觉了解人民的理想愿望，走入人民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听取人民的想法，学***职务，定居皇甫村，在一个破庙改成的住所里住了14年，从而创造出了《创业史》。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如何使农民过上好的生活上，这也是他小说的。

人民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作家们还要认真研究不同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以及需求的共性与个性，从而面对一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环境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认清与辨识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的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精心取舍，多用心在内容、形式、风格方面的学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凡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具备相当高的艺术传达力的作家所传递和表达的。这种艺术传达力的获得，没有捷径可走，必得通过增强艺术本领才能达到。真正优秀的文学，必得有能力提升有需要的读者的精神世界，有能力激发这些读者向上向善的情怀。

（摘编自铁凝《与人民同心与人民同行》，有删改）

一切传统都是过去的东西，但并非一切过去的东西都是传统。可是，过去确系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不能离开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而谈传统。

传统都有其“原本”，原本是传统的始发言行。传统的始发言行有其特定的原初行动者、特定的受动者，还有其特定的叫作参照系的现实环境。在传统的原本中，所有这些都是特定的、不能代替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展，原本逐步地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天经地义的、带有信仰性质的东西而为群体所接受，成为凝聚群体的力量，这样，原本也就逐步地形成为传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远离原本的过程。这里所说的远离，是指原初行动者、受动者和当时的参照系已消失而成为过去。这样，传统在形成过程中就取得了相对独立于原本所处的参照系以及原初说话人、原初受话人的自主性。

正是这种远离或自主性，打破了原本的限制，扩大了原本的范围，丰富了原本的含义。这里的关键在于解释。在新的参照系之下对原本作新的解释，这就是传统远离原本的原因。任何一个写下来的作品，一旦公之于世，它就是向广大的人群说话，不仅是向同时代人说话，而且是向后来人说话。作为受话人的读者不仅有同时代人，而且有后来人。读者可以对写作的原本作出各不相同的回应，这些回应都是根据读者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对原本所作的新解释。可以说，传统的原本在形成为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地参照变化了的环境。在后来的一连串读者面前展开一系列不断更新的世界。写作的原本是如此，行动的原本也是这样。传统的行动痕迹往往出乎原初行动者的始料之所及，自有后来人的评说——解释。

这样看，传统形成的过程本身便是一个传统不断更新、不断开放、不断壮大的过程。传统本来就具有两面性，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因新的参照系与之相摩擦而不断更新自己，又因其偏执性而抗拒摩擦，力图使自身永恒化。可以说，传统既是摩擦的结果，又是对摩擦的抗拒。那种把传统一味看成凝固不变而无更新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史实的。因此，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我们应当根据新的参照系，对旧传统作出新的评价和解释，这样才能使传统展开为有生命的东西。

（选自张世英（我看国学——传统与现代），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