炊烟小记

①小时候有一种奇怪的爱好——看炊烟。就是到现在，还是很留恋，老是想把那种飘飘渺渺，如入仙境的感觉写出来。老婆说，你去年写了一篇蹬在茅坑上看日出的文章，害得同志们至今想起来还觉得臭烘烘。炊烟有什么好看的，灰蒙蒙、黑湫湫，远看似一条恶龙，近看如一方破布，还玷污空气，破坏风景，十足的坏蛋一个！否则，不会挨家挨户都去买一只脱排油烟机，把它毫不留情地消灭。

②可我总是忘不了那美丽的炊烟，尤其是晚炊。那时候红日西下，天边山脚一片绯红，黄昏悄悄地降临了，各家的屋顶上几乎同时飘起了炊烟，烟是乳白色的，很轻盈、很温柔，似翩翩舞起的长袖，如一路狂奔的马尾，又像点头哈腰的芦花。倘是无风的天气，那烟便如初学步走路的孩子，好容易摇摇晃晃地站直了，说不定一个惊吓又会仆地倒下，……。唉，那烟的轻柔无骨，万种风情，确实是很迷人的啊。

③不过，那时候倒并不欣赏它的婀娜多姿，而最关注的是它们的存在，是它的升起和降落。孩子们在山坡上，牛背上、树丫枝上尽情玩耍的时候，眼睛总是瞟着远方的炊烟。他们能在此起彼伏、互相交错的烟雾中，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属于自家的那一缕，还能从它悠悠飘扬的时间和疏密浓淡上，准确算计出那灶上熬着的夜粥的稠稀，并不失时机地赶回去哧溜哧溜地喝个满头大汗。那个时候，炊烟是大家的希望，炊烟飘扬，心中不慌；炊烟不灭，生命不息！要是哪一家的烟囱忽然像烂泥菩萨一般静静地蹬着，不冒烟了，你想想，那份惊慌，那份悲哀，有多严重！啊，爹亲娘亲不如炊烟亲！

④炊烟慢慢地飘呀飘，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它是收工的号子放学的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老了，炊烟也老了，最近几年，它的喘息变得愈来愈短，愈来愈没了力气。

⑤炊烟老于城里，想当年，城里的炊烟也是很活跃的，城里的炊烟像足球一样被一张旧报纸追赶着，在窄窄的胡同里滚来滚去。城里的炊烟虽然也熬稀粥，但更多的是炖猪爪或是煎中药。城里的炊烟由于太多的油腻，好像沾了柴油的蝴蝶，永远也飞不高，总是在城里人高高挺起的胸膛上撞来撞去，远没有乡下的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城里人很不喜欢它，在用上煤气灶电饭锅以后，城里人便把炊烟永远地抛弃了。

⑥城里的炊烟难成气候，消灭了更好，没有人会去怀念它。当城里人把那些丑陋的煤球炉子扔进垃圾车的时候，也许体现的是一种进步，是一种现代文明的开始。

⑦乡下的炊烟实在是田园风光之一景色，它无论是挂在树梢，还是浮在山脚，都有一种变幻莫测的美丽，它的美丽在于朦朦胧胧，任你想象。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茫茫飞雪，滔滔白浪，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女郎的长发，新娘的婚纱，或是大明星们飘曳不定的裙裾。可惜的是这种过去每天都有的仙雾飘渺的胜景，如今却真的需要去凭借想象了。在现时的农村，虽然青山绿水依旧，炊烟却已很不容易看到了。这倒不是说所有的农民兄弟都已富得流油，都改吃面包夹香肠。而是他们也同城里人一样，挨家挨户用上了煤气灶和油烟机，而这种 “天天做饭没油烟”的玩意儿怎么能将变幻莫测的炊烟送到树梢上去呢。

⑧飘扬了成千上万年的炊烟眼看将要永远地消失了，留恋吗？当然有一点。但由于这次炊烟的消失竟不同于困难时期的不举烟火，那份恐慌心情是不会有的。或许，这将意味着人类将由此进入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呢。

⑨何处再有炊烟？

中国真正的“贵族”——李佩

从玉华

如今，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中关村科源社区的“特楼”曾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如今，居住的已多是外来打工者。破败不堪的楼道里贴满了小广告，四处堆放着杂物。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

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1956年，郭永怀、李佩夫妇应钱学森之邀，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为及时汇报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研究的重要线索，在从兰州回北京途中遭遇飞机失事。被发现时，郭永怀和警卫员的尸体紧紧抱在一起，在他们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得知噩耗的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尔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时，李佩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专家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就是李佩博士英语班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也是模仿先生的样子，始终站着。李佩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马石庄说，自己选择当老师，就是受了李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马石庄感慨，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是人格的完善。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国家授予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李佩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夏日午后，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她反对大学扩招，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反对“北大要把三分之一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她主张教育“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资中筠、厉以宁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如今，李佩先生逐渐老了，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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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退休起，李佩先生每周五的下午就会准时地出现在大讲坛，十几年如一日。如今，讲坛的内容涉猎科学、文学、健康、时事等领域，它不仅是知识的学园，更是精神的殿堂。讲坛的影响已超越中关村，辐射到更远的地方。讲坛的受惠者不仅是老年人，还包括众多的年轻人。

（选自《一日看尽长安花》序言）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在古老的大陆上，千屋万户是如此。二十多年前，初来这岛上，日式的瓦屋亦是如此。先是天暗了下来，城市像罩在一块巨幅的毛玻璃里，阴影在户内延长复加深。然后凉凉的水意弥漫在空间，风自每一个角落里旋起，感觉得到，每一个屋顶上呼吸沉重都覆着灰云。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啮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雨来了，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一片瓦说千亿片瓦说，说轻轻地奏吧沉沉地弹，徐徐地叩吧挞挞地打，间间歇歇敲一个雨季，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一片瓦吟千亿片瓦吟。

……

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从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听听那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听听那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

回望钱学森

卞毓方

一次,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钱学森手稿》。这是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中遴选出来的。我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不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时,他的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对我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八十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学子?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划等号。

钱学森是天才是不容置疑的。麻省理工的学子曾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复杂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黑板上写算式。“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是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个同样繁复的问题,真是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来自勤奋。钱学森的一位校友回忆:“一个假日的一大早,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乐曲进入高潮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墙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后来他送我最新论文,算是对于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

关于归国后的钱学森,这里补充一个细节。你注意过钱学森的履历表吗?他是先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这事不合常规,怎么官越做越小,难道犯了什么错误?不是的。原来,钱学森出任院长时,只有四十五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是院长这职务是一把手。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他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种胸怀与情操,在当代,就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钱学森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另一面。他当年的学生们回忆,他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正当大家猜测他今天会不会缺席时,他快速冲进教室,二话不说,抓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开了,直到用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填满所有的黑板为止。又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发问:“怎么,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硬邦邦地说:“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不是提出问题。”又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钱学森:“你刚提出的问题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只有笨蛋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期末考试,钱学森出的题目极难极难,全班差不多都吃了零蛋。学生有意见,对此钱学森回答:“我又不是教幼儿园!这是研究所!”

还有更加不近人情的描述:钱学森在校园中是个神秘人物。除了上课,教师和学生都只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跟他擦肩而过。他总是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学生跑去请教问题,他随便一句“看来没问题嘛”,就把他们打发走。有时他完全封闭自己,不论谁去敲门,哪怕是事先约好的,他也会大吼一声:“滚开!”

以上细节,恐怕都是真实的。大师就是大师,无一例外充满个性色彩。这样的大师也更加惹人喜爱。

(选自《青年文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