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干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招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武成》是其中的一篇。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他说，《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贵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溢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选自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有删节）
【小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孟子认为周武王是仁君，商纣王是暴君，因而牧野之战不会惨烈到“血流漂杵”的程度。 |
| B．一些宋代理学家不仅认同了孟子关于《尚书》的怀疑，而且还发展了孟子的“不疑”论。 |
| C．王充认为从牧野之战的作战地点和行军习惯来分析，当时既无杵，更无“漂杵”的可能。 |
| D．对《尚书·武成》的质疑，孟子着眼于仁人无敌于天下，而王充更注重亲往实地调查考证。 |
| A．文章以“牧野之战”为立论基础，从古时到近世，列举了史书失实的现象并分析了原因。 |
| B．本文两次引用了王充对《尚书》的陈述与批驳，这些都能佐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 |
| C．文章运用了举例论证和对比论证等多种论证方法，强调了学术研究中怀疑精神的可贵。 |
| D．王充列举汉光武帝驳斥责光上书之事是为了证明近世之事尚且易流于不实，况远古之事。 |
| A．史书中出现记载失实现象的原因，即记载者为迎合“俗皆爱奇”的风气而穿凿傍说。 |
| B．要传承国粹人文，就要抱有怀疑的态度。有了怀疑的精神，就能去伪存真，产生新学说。 |
| C．在学术研究中，文学作品更强调艺术的真实，因而无需关注史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
| D．本文认为王充对《诗经》的质疑过苛，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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