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文学梦

——看不见未来的文学自修

经毛西公社批准，从1962年9月开始，高考名落孙山的陈忠实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蒋村初级小学任民请教师。当了民请教师，工作算是安稳了，生活也有了着落，但是未来怎么办？就这样一辈子教下去，还是要有另外的打算？这个问题，其实在他刚一当上民请教师，就浮上了心头。

20岁，人生已经进入成年。陈忠实切实感到，这是一个令人心悸魄颤的年轮。告别学生时代，迈入广阔的社会，眼前突然展现一个茫无边际的世界。面对这个世界，人有时却是相当的迷惑，人生之路究竟应该向哪里走？怎么走？这是个问题，是大问题。

这个时候，在关于未来的思考中，陈忠实心底那个文学之梦又悄悄地浮上了心头。大学梦破灭了，文学梦还在。有梦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文学梦里。陈忠实决定自学，自学文学。上不了大学，那就自学大学课程。

大学梦破灭之后，陈忠实回到了乡村，回到了祖辈千百年来生活的故土，自学文学，并决定以文学作为终生追求，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文学也许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那时的农村青年，要跳出农门，其难度真比登天还难。陈忠实明白，自己在农村，人生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只剩下自我奋斗一条路了，只能靠自己。这无疑是一条悲壮之路。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第二，文学毕竟具有精神慰藉功能，文学在当时也不失为苦闷情境下的一种精神安慰。当然，根本的原因是陈忠实自初二对文学发生的兴趣，于绝望中更加凸显出来，这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环境是艰苦的：在一个破屋子里，窗户纸被西北风吹得一个窟窿接一个窟窿；条件是简陋的：一张古老而破旧的小条桌，用草绳捆着四条腿。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是用废弃了的方形墨水瓶制成。但是，陈忠实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度过了痛苦彷徨期的陈忠实，开始了虽然有所计划但实在是遥遥无期的文学征程。一切都重新开始，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作品发表之日，就算他的“我的大学”毕业之时。

后来，陈忠实曾多次不无诙谐地说：成名无非是再换一根结实的绳子来捆桌子腿！

这是一个青年奋斗者的形象，也是一个文学殉道者的肇端。

他将白天的时间全部给了孩子们，而晚上的时间则属于他和他顶礼膜拜的文学。

他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读书，一是练习写作。那个时代乡村青年的读书，当然无可选择，没有图书馆，没有资料室，无人指定必读书目，也没人指点迷津，完全是遇到什么读什么，找到什么就读什么。这样，所接触的书，一是数量少，二是品种较为单一，多为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文学书及民间的一些藏书。这种阅读状况在中国乡村社会极为普遍。同时，这些时代流行书及民间藏书的文化品格，对陈忠实的文化人格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是塑造作用。陈忠实在阅读中，感觉合乎自己口味的，就背下来。对特别感兴趣的篇章则进行分析，学习其结构和艺术表现手法。读了也写，不断地写。这种写作，基本是文学练习，较少写完整的作品，大量的是记生活笔记，长短不拘，或描一景，或状一物，或写一人，或叙一事，日日不断。

这个时候，陈忠实内心的信条只有一个，那就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每换一个新的生活记事本，他都要在开篇写上这句话，视之为座右铭。这个信条所含的埋头苦干实干的哲理令他信服，他也觉得适合他的心性。此言第一让人排除侥幸心理，第二抑制自卑心理，陈忠实觉得，这两种心理是他当时最大的敌人。

陈家本来就不富裕，“三年困难时期”及至以后，饱肚乃最大问题。陈忠实的“但问耕耘”，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钟表计时，晚上控制不住时间，第二天就累得难以起床。陈忠实想了一个办法，既能照明又能计时，他用一只小墨水瓶做成煤油灯照明，常常烧焦了头发熏黑了鼻孔，瓶中煤油燃尽，即上炕睡觉。算来此时大约为夜里12点钟，长此以往竟成一生的习惯。

春秋时节，气候宜人，好过一些，到了冬夏两季，就有点难以忍受。冬无取暖设备，笔尖先是冻成了冰碴。夏无制冷手段，酷热常让人头晕眼花。更为难耐的是，蚊虫肆虐，叮咬得人无处躲藏，用臭蒿熏死一批，烟散之后，从椽眼儿和窗孔又钻进来一批。夜里，乡间的农民一家人在场头迎风处铺一张苇席纳凉，他却躲在小屋里，穿一条短裤，汗流浃背地读着写着。母亲有时担心他沤死在屋子里，硬拉他到场边去乘凉，他却丢不下正在素描着的某一个肖像，得空儿又溜回小屋去继续“耕耘”。

陈忠实的自学和奋斗当时都是处于秘密状态。胸中虽然有宏图，但这时的陈忠实其实是自卑多于自信，一方面是内心创作热潮在涌动，一方面又全力避免更多的嘲讽。在这个看不见未来的文学自修中，他不怕受苦受难，但是担心被人讽刺和嘲笑。于是学习与写作便呈现一种“地下”状态，对任何人—包括他的父亲陈广禄，他都绝口不谈，偶被问及，总是极力回避，顾左右而言他。他的父亲对他的行为难免奇怪，常常忍不住，问他整夜整夜钻在屋子里“成啥精？”他说“谝闲传！”见如此作答，父亲虽然心存疑问，却也不再追问。

陈忠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文学自学，是在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和精神环境中展开的。那时的文学观念只有一种，这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没有人对此怀疑，至少没有人能公开对此提出怀疑，于是，这种观念就成了“真理”陈忠实的自学，知识和技巧的学习，可以很扎实，但文化视野无疑会受到局限。在20世纪50年代以至6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背景下，陈忠实的文化视野不可能是驳杂的，而只能是单一的。

自学也有其优长。自学由于是自己在黑暗中的艰苦摸索，较少受外界的干扰和魅惑，容易形成自己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坚定的信念。

在写什么人的问题上，陈忠实学习和接受的，当然是“写人民大众，不写个人”这样的文学观念。这一点，也形成了陈忠实迄今一以贯之的文学立场和文学观念。客观地看这个问题，这一点，既束缚过陈忠实的创作，也成就了他的创作。陈忠实的笔下，特别是他的小说，从1974年的《高家兄弟》到1979年的《徐家园三老汉》，再到1988年至1992年的《白鹿原》，以至2001年的《日子》，所写的对象，都是人民大众，是农民，是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而且，陈忠实的小说和散文中，一直信奉和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不信鬼神，不言佛道，几乎就是坚守“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信条。他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基本上是以真实世界和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艺术描写或必要的虚构，从来不写自己没有见过的或者是不相信的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写人、写事，他基本上都是直接面对，正面描写，较少侧面取巧或以虚写实。他的文学特点以至后来的文学风格正好应了他的名字：忠实。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摘自《陈忠实传》邢小利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