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国先秦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远未达到可以脱离历史文本记录而单独构建的水平。夏时期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夏王朝未被考古学发掘的同时期文字材料所证实，但也并非仅是“单线进化论”的阐释预设。既有的历史文本在兹，夏文化的探索，无论证实还是弥补，无论证伪还是重构，都必然是在先秦史整体研究框架下进行的。

②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不应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夏文字的横空出世。一方面，甲骨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学科发现，是史料获取中的“小概率”事件。陶寺朱书陶文的发现，可以确信在文献史学编年体系内的夏时期，应当有文字存在，甚至有可能与殷墟甲骨文同属一种书写体系。但夏时期的文字载体未必契刻于龟骨，而如果书于竹帛的话，在北方保存环境下，可能早已湮灭于地下。即便未来有幸发现了早于殷墟的文字材料，若没有类似甲骨文的王世记录，同样无法证明。另一方面，期待发现王陵以证明夏王的存在，以目前考古认知推测也是强人所难。晚商以前，带墓道的大墓在中原地区高等级贵族墓中并未出现。晚商以前的王陵，规模可能不大，可能没有墓道等明确标示身份地位的特征。即使发现，也不易辨识，更不易与具体的王相对应。对于学者们寄予厚望的夏都探索，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何从龙山晚期出现于中原腹心地带的数十座大小城邑中证明某处遗址是夏代的某处都邑，同样很有难度。可以说，不具备考古学训练的知识界，都习惯于以殷墟为样板和标准来要求或判断“夏墟”，这正是当前夏文化探索的论证逻辑悖论。

③其实，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认可夏文化探索无法脱离考古材料。这不仅蕴含着对考古发现的憧憬，也必然寄托着将既有考古发现的诠释转化为历史记载话语系统的愿望。史料的扩充带来了学科范式的转移，但实现学科范式转移后不同史料与话语系统间的融合需要艰难探索。夏文化探索，要实现文献研判的范式转移，目前必须依赖于对考古发现的解释。换言之，先秦史框架体系研究无论离开了考古内证，还是离开了出土文献的话语背景分析，仅局限于任何一方的讨论，都只会是片面判断。夏文化认知的突破，必然需要二者的衔接。

④本世纪以来，考古发现一日千里，在改变对夏时期社会发展程度的想象之外，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历史文本记载的再认知问题。历史文本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东周以来对夏时期的文献记载，必有所本，而不能简单将之视为是周人为了某种政治或理想的伪造。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先秦史的框架性认识，无疑代表着对东方文明演进历程和国家、王朝形成过程的认识。在这个历史认知背景中，如何看待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开始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正是夏文化研究的关键。中原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对社会最上层的国家性质、族群差异和核心制度与政治决策等问题的捕捉。

⑤作为史学问题存在的夏文化研究，目前主要依赖于考古学的分析，但未来还有更大的探索空间。诸如早期文字与权力、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群的流动与婚姻、家族形态；早期国家区域中心与周边聚落的控制关系、地方行政机构等问题都是当前夏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

（摘编自常怀颖《打开夏文化认知的新视界》，《光明日报》2019年3月4日）

信息时代更需经典阅读

信息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便利，世界变得既立体又平面。所谓立体，是指信息的丰富性使我们很容易较为全面地了解事物，使我们处在一个与世界的立体联系之中；所谓平面，是指大家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成威似乎在逐渐消逝。

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时代。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普遍的焦虑弥漫在年轻人中间：我想知道一切，我也似乎能够知道一切，但却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什么——选择的自由，使年轻的朋友们感受到了前辈们从未有过的恐慌。

网络信息与传统出版业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较少受到社会理性的的约束和过滤。网络上，越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就越具有吸引力，越容易受到，这样的东西有很大概率是“牌气”，而不是具有深厚时代文化内容的个性。阅读上的羊群效应使人产生从众心理，很多青年人在潜意识里以为通过这种“海量”阅读就可以产生知识和智慧，就可以建立”三观”，但最终，他们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焦虑。

这时候，基础阅读或者叫经典阅读的重要性就显现出出来了。经典是什么？经典就是永不过时的东西，它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共同选择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文化基础。

经典阅读，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人习得珍贵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比如读四大名著，孩子首先会为故事所吸引，而这些故事本身，都深深镌刻着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故事的演进，会帮助孩子们辨别正邪、建立是非观念，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快乐和坚韧不拔的精种，燃起追求正义的热情等等，而这些，都是生活的精种原动力。

如果说小说主要作用于人的思维方式，诗词则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模式。比如小儿皆可诵的《春晓》：“春眼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光美好，生命美好，不能因贪睡而错过，对春光的珍爱与对生命的珍惜已拆解不开，春光与生命，时代与生活是加此让人爱恋，以至于使人们不愿放弃片刻的光阴；诗中即使含有一丝丝的伤感，也立刻在这种青春的情绪中蒸腾为对生活与生命的深情感受。爱读这些诗的孩子，一定是热爱生活的。

打个比方，经典阅读带来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就像是我们大脑的最佳操作系统。越早安装越好，任何时候安装都不算晚。有了这个操作系统，我们就能更从容地面对海量的信息，摆脱喧哗和浮躁，消除恐惧和焦虑，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沉静下来，知道哪些是要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世界因此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有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慈善捐赠是一种对陌生他者的伦理关怀，其基本理念中有分工协作和契约精神两个原则。

慈善捐赠的发展由一对一的直接捐助形式逐步走向捐助者与受助者的分离，即建构 起以三方关系为特征的慈善主体关系，如：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三方，志愿者、志愿服务机构和受益人三方，捐赠人、募捐人和受益人三方。这种分离意味着：一方面，分工带来了专业的服务和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协作使捐助者与受助者在心理、人格、 尊严等方面更趋平等。目前来看，分工协作的原则显然还没有真正得到慈善事业有关部 门的尊重和维护。

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着诸多乱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契约精神”的缺失。由 于缺失契约精神，有关部门可以任意变更捐赠领域或受捐对象，慈善组织可以随意背弃 诚信谋取私利，捐赠方可以随时违背捐赠承诺等。正是这些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给慈 善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摘编自《慈善法充分彰显现代慈善新理念》，2016 年 3 月 25 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三：

2017 年 11 月 2 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了《2016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据悉， 这份报告通过对 2016 年国内（不含港澳台地区）的公开捐赠数据进行监测、统计和分析， 共收集到较为完整、符合数据分析要求的捐赠数据 70.23 万条。分析显示，上年我国全 年接收国内款物捐赠共计近 1392.94 亿元，相比上年增加近 284.37 亿元，相当于人均捐 赠 100.74 元。

从捐赠主体看，企业捐赠仍为第一大捐赠，捐赠总额首次突破 900 亿元，其中 民营企业贡献超过五成。据不完全统计，上年我国捐赠过亿的慈善家共 35 人（夫妻和家 族按单一主体计入榜单），比 2015 年增加 13 人，捐赠总额达到近 80 亿元；普通民众10 万元以下个人捐赠总额跃升至 2016 年的 90 亿元以上，这意味着我国慈善捐赠正在“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捐赠渠道看，2016 年我国网络募捐得到了较快发展。移动端成为主流，手机捐赠占总额的七成以上。2016 年，民政部指定了首批 13 家慈善组织在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其中，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公益平台三家平台全年共筹得捐赠款近 13 亿元，比 201 5 年增加近 38%。从网络捐赠关注的领域来看，备受关注的依次 是医疗救助类、教育助学类、减灾救灾类和环境保护类。

分析认为，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施行后，多项具体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多个行业重大问题得到回应，对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我国慈善事业目前仍存在慈善组织数量少规模小、培育扶持政策配套不足、事中事后监管力量薄弱等主要问题。慈善组织将要面临的诸如继续完善内部治 理结构、坚持慈善信息公开、不断提升自身公信力等新问题、新挑战，也需要在有关部门监督下予以解决和应对。

（摘编自新华网）

中国的户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国征战，人口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赋税、夫役、兵丁皆出于人口。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率先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人们不得已外出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介绍信，否则，客人和店家一起治罪。秦国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财税汲取能力和全民动员能力，在争霸中胜出。秦末，刘邦的军队攻进咸阳，诸将忙着抢夺金银财宝，萧何则抢先收缴了秦王朝的户籍档案。“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也，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全国的地主、自耕农、雇民、佣工、商人，全部编入国家的户籍，叫作“编户齐民”。国家要求各县在每年的仲秋，都要进行“案比”，更造户籍。户籍的登记信息包括户主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籍贯，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财产(包括奴婢数目)等等，然后县衙将各户户籍造册上报郡国，郡国汇总又上报朝廷，朝廷则设立“计相”与“户曹”，管辖全国户籍。

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大汉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公民”一词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与隶属贵族的“私民”相对，意为国家的人。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其中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向国家提供赋税与徭役。汉代实行过按家赀多少“算赀”的财产税，但主要还是征收人头税，包括向15至56岁男子征收的“算赋”和按户征收的“户赋”。另外，每一个成年男丁还必须为国家服“正卒”役二年，戍边一年，并在本县服一个月的无偿劳役。汉代也限制自由迁徙，人户要迁移户籍，需经“乡啬夫”批准。脱籍流亡是触犯法律的。

“编户齐民”的出现，乃是中国自封建制进入郡县制的一大嬗变。在西周封建制下，是不存在全国性户籍制度的，全民登记户口，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周天子除了保留王畿的土地，其余的大部分土地与人口，都分给无数的诸侯国。而诸侯也是只保留一小块封邑，将其余土地分封给各个大夫。也就是说，周天子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只有狭小的王畿。虽然周朝设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但这里“书于版”(计入户籍)的人口，显然只是生活于王畿的臣民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人口，诸侯也是管不着的。这样，经典封建制下的人口，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贵族(周天子、诸侯与大夫)，他们是各级贵族的“私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塔状社会。

先秦封建制瓦解之后，社会结构变得扁平化，不再有贵族，因而也不再有“私民”，全体臣民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这可以看成是时代的进步，因为“编户齐民”意解放出来。但同时这也可能是一个历史的陷阱，因为失去了贵族这个中间阶层，国家直接统辖无数的“编户齐民”，极容易造成国家对国民的奴役和国民对国家的依附。

(摘自《户籍上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