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最特殊的女朋友

龙应台

很多年以来,当被问到“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件后悔的事”,我多半自以为豪情万丈地回说：“没有。决定就是承担,不言悔。”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否后悔过什么，有的，美君，我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你在场。

阳台上的玉兰初绽,细细的香气随风游进屋里。他坐在沙发上。

他爱开车带着你四处游山玩水,可是不断地出车祸。这一回为了闪躲对面来车而紧急刹车，让坐在一旁的你撞断了手臂。于是就有了这一幕:我们三人坐在那个黄昏的客厅里，你的手臂包扎着白色纱布,凄惨地吊在胸前。你是人证,我是法官,面前坐着这个低着头的八十岁小男孩。我伸手,说:“车钥匙给我。”他顺从地把钥匙放在我手心，然后，把准备好的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完全没有抵抗。

我是个多么明白事理又有决断的女儿啊—他哪天撞死了人怎么办?交出车钥匙，以后想出去玩就叫出租车,儿女出钱。

后来才知道,我是个多么自以为是、粗暴无知的下一代。你和他这一代人，一生由两个经验铸成:战争的创伤和贫困的折磨。那些幸存的人,即使在平安静好的岁月里，多半还带着不安全感和心灵深处幽微的伤口,对生活小心翼翼。一篮水果总是先吃烂的，吃到连好的也变成烂的；冰箱里永远存着舍不得丢弃的剩菜。我若是用心去设想一下你们那一代人的情境,就应该知道,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可能愿意让出租车带着你们去四处游逛，他会斩钉截铁地说:“浪费!”

从玉兰花放的那一个黄昏开始,他基本上就不再出门。从车钥匙被没收的那一个决断的下午开始,他就直线下坠,疾速衰老,奔向死亡。

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

第二件后悔的事,和你有关。

我真的可以看见好多个你。

我看见一个扎着两条粗辫子的女孩，跟着大人到山上去收租，一路上蹦蹦跳跳，时不时停下来采田边野花，又滔滔不绝地跟大人说话，清脆的童音和满山嘹亮的鸟鸣交错。

我看见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的民国姑娘，在绸缎铺里手脚利落地剪布卖布，仪态大方地把客人送走,然后叉腰跟几个蛮横耍赖的士兵当街大声理论,寸步不让。

我看见一个神情焦虑的妇人手里紧紧抱着婴儿,在人潮汹涌的码头上盯着每一个下船的男人，寻找她失散的丈夫；天黑时,她蹲在一条水沟边,拎起铁锤钉钉子，搭建一个为孩子遮雨的棚屋。

我看见一个在寒冬的清晨蹑手蹑脚进厨房做四盒热便当的女人。我看见一个姿态委屈、语调谦卑，为了孩子的学费向邻居朋友开口借钱的女人。我看见一个赤脚坐在水泥地上编织渔网的女人,一个穿长筒雨靴涉进溪水割草喂猪的女人。我看见一个对丈夫坚定宣布“我的女儿一样要上大学”的女人。我看见一个身若飘絮、发如白芒的女人，在丈夫的告别式上不胜负荷地把头垂下……

我清清楚楚看见现在的你。

你坐在轮椅中,外籍看护正在一口一口喂你流质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着你满布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体温一定透过这一握传进你的心里,但同时我知道，你不认得我。

我后悔,为什么在你认得我的那么长的岁月里,没有知觉到：我可以,我应该,把你当一个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们彼此之间做些什么?

我们常常约会—去看一场特别的电影,去听一次远方的乐团演奏,去欣赏一个难得看到的展览，去吃饭，去散步,去喝咖啡,去医院看一个共同的老友。我曾经和两个同龄女友清晨五点摸黑到寒冷的擎天岗去看日出怎样点亮满山芒草。我曾经和几个年轻的女友在台东海边看满天星斗到凌晨三点。我曾经和四个不同世代的女友在沙溪里看柠檬黄的月亮从天边华丽升起。我曾经和一个长我二十岁的女友在德国莱茵河畔骑脚踏车，在纽约哈得孙河畔看大河结冰。

而你,美君,从来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单里。

你啊,只是我的母亲而已。

一旦是母亲，你就被抛进“母亲”这个格子里,定格为我人生的后盾。后盾在我的“后面”，是保护我安全、推动我往前的力量,但是因为我的眼睛长在前面,就注定了永远看不到后面的你。

为什么我把自己从“母亲”那个格子里解放了出来,却没有解放你?为什么我愿意给我的女朋友们那么多真切的关心,和她们挥霍星月游荡的时间,却总是看不见我身后一直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头发渐渐白,身体渐渐弱,脚步渐渐迟,一句抱怨也没有地看着我匆忙的背影?为什么我就是没想到要把你这个女人看作一个也渴望看电影、喝咖啡、清晨爬山看芒草、需要有人打电话说“闷”的女朋友？

我抽出一张湿纸巾,轻轻擦你的嘴角眼角。你忽然抬头看我—是看我吗?你的眼睛里有好深的虚无，像一间屋子，门半开，香烟缭绕，茶水犹温，但是人已杳然。我低头吻你的额头,说:“你知道吗?我爱你……”

那是多么迟到的、空洞的、无意义的誓言啊。

所以我决定给你写信,把你当作一个长我二十六岁的女朋友——尽管收信人，未读，不回。

（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