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对文人来说，行走是用双腿丈量思想。

⑵孔子的一生都在行走，都在漂泊，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在行走中发现自觉修养和虚心好学无处不在。弟子颜回对老师顶礼膜拜，连孔子走路的节奏与姿势也一丝不苟地模仿，亦步亦趋。庄子对这种没出息的行为很是不屑，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失去了自我，还能有多大折腾？所以他在《秋水》中编了一个邯郸学步的故事，来讽刺拘泥礼法的儒生。

⑶荀子的一生也走过不少地方，他在行走中发现了积累的重要性，他总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⑷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人走路讲究很大，大都中规中矩。有个性的走姿，还得看魏晋文人。魏晋文人放浪形骸，走路也不拘礼法，而且他们极喜欢行走。   

⑸文人常常用行走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独特的命运，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实际上是浓缩的历史。

⑹屈原走得沉重，他身上配挂着美玉，一路走来，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我依稀看到他行走的背影，高大的身子佝偻着腰，理想和道德的重量已经压弯了他的身躯，使他不堪重负。他的理想遥遥无期，又不甘舍弃，只好吟哦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路风尘，一直走进汨罗江中。

⑺李白的一生是艰难行走的一生，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走”出来的。他十六岁时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行走生涯，从蜀中一直走到夜郎，这个天生的有用之才，也深感行路之难，一下子作了三首《行路难》，对现实发出沉重的叹息和愤怒的抗议，所谓“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大道上青天，我独出不得”，多少压抑都付行走中！

⑻比起屈原和李白， 行走得比较洒脱。风雨横行的山路上，他穿草鞋，拄竹杖，笑吟“一蓑烟雨任平生”。而有一天，解衣就寝时，月光从窗口射进来，他又愉快地起床，走很远的路，去承天寺找到另一个无眠之人，一同闲庭散步，看月之圆缺，思人之悲欢。

⑼心理学家认为，走姿也暗藏着性格的玄机，比如走路的时候速度快的，一般待人接物比较认真而严谨，言出必行，目标坚定。

⑽似乎有一点道理。

⑾据萧红回忆鲁迅，说鲁迅走路很轻捷，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鲁迅在披荆斩棘中开辟自己的路，正如他自己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⑿当代诗人流沙河历尽岁月的沧桑，谈不上人情练达，但却称得上世事洞明。在人人都想发财的时代，他说“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乐趣”，又叹“嗟吾辈之苟活，蚁走蜂忙，天天疲于奔命，看彼等之雄起，狼吞虎咬，处处敢于发财。”他自述退休后的生活是“不开会，不上班，远离文坛，不争长短。只读书，只写字，近到菜市，只买东西。”颇有些隐于闹市、仙风道骨的味道。与之对应，他走路似乎脚不着地，但绝不是那种让人担心的风一吹就倒的轻飘飘，他的飘逸之中有潇洒出尘的风度，用“大步流星，虎虎生风”来形容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也不过分，所以朋友们赞他“骨瘦身轻，风姿如鹤”。

⒀悲观者说：“每活一天就是又向死亡靠近一步。那时因为他紧盯着死亡，即使年纪轻轻也会步履沉重。

⒁中国人所有的陋习，差不多都被柏杨骂过，柏杨戏说他走路，一向两眼看地，瞧见一块钱，立刻一个箭步，抓在手里，死也不放。这种玩笑话，大概也是讽刺某些中国人的。

⒂读书是间接了解人生，走路是直接了解人生。

⒃有一首诗，写得很有意思：

现代人的通病是忽视了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身的浮躁，急功近利，往往“欲速则不达”。

⒄现代人的另一个通病是只重结果，忽视过程。其实达官贵人也好，贩夫走卒也罢，人生的终点站都不是一样吗？杭州的一家寺庙中有副门联，读之让人回味良久：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名乎利乎，坐坐再去。美学家朱光潜也曾提醒世人：“慢慢走啊，欣赏”，短短六个字，惊醒了不少人生旅途中的跋涉者。

⒅台湾作家张文亮就是一位，他写过一篇《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的文章，说上帝给他一个任务，叫他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蜗牛慢吞吞地让他烦恼不已，但同时让他闻到了花香，听到了鸟语，见到了满天星斗，他恍然发觉自己错了，不是上帝叫他牵一只蜗牛去散步，而是上帝叫 。

⒆文章告诉我们，陷入名利的滚滚红尘之人，放轻放慢人生的脚步，会发现享受过程的滋味其实很美。

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备受瞩目，出版于1917年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即便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之林，亦当之无愧。

受蔡氏基本研究思路的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竟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当数景梅九所著《石头记真谛》，出版此书正是山河破碎的前夜，作者在自序中表现出沉痛的民族情绪“不意迩来强寇侵凌祸迫，亡国种族痛突激心潮……颇觉原著者亡国悲恨难堪，而一腔红泪倾出双眸矣”，需要指出的是，《石头记真谛》只是将文本索隐当成手段，而终极目的则是为服务于民众救亡伟业。景梅九将蔡元培以来运用《红楼梦》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做法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红学与政治进一步挂钩，从而推动了新索隐派向以后的红学社会历史学派理论的转型。

这就发生一个令人深思的学术命题：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新红学”考证派，为什么竟不能阻止红学索隐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的不绝如缕，其影响甚至还绵延至当代？这就需要将红学索隐派放到《红接梦》研究史上给以客观、辩证的定位。应该看到，“索隐”方法的较早运用本在史学领域，如《史记索隐》等史学专著，探求本事、史料还原，还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文化渊源上考察，索隐派走的是“今文经学”的传统治学路数，“今文经学”对“五经”中的《尚书》《春秋》等史书的阐释有一定合理性，然而运用到文学领域如对《诗经》的解读，就有以意逆志、牵强附会之嫌。当索隐方法引申到红学领域后，其原始出发点本想约束《红楼梦》评点、题咏、杂评家们释义的发散性，操作方式上也是指向作品情节的考证，与主流红学倡导的“回归文本”方向的努力比较接近，这无可厚非，但由于受“今文经学”治学路数的影响，这一派却很容易在解释作品时陷入误读和主观臆测。

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它一旦被天才的作家所整合，就自然形成了新的意义单位，与原来的所谓“本事”已无甚关联；而当时能与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索隐派形成对垒的最重要民国时期著述，除胡适外，自然非俞平伯《红楼梦》莫属了。这部著作属于新红学产生之初最重要的奠基代表作，于1923年在亚东图书馆出版，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俞平伯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则是《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修订的原因是作者认为原书存在一些错误，即本来的错误和发现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尽管原著修订后更名再版时增加了些新篇目，但《红楼梦辨》还是一本不可回避的著作。《红楼梦辨》初版肯定与上世纪50年代特殊时代环境下又增订再版的《红楼梦研究》思路不同，这种不同还不仅仅是删除了胡适的序言。通过对原著初版、增订再版前后变化的细致深入考查，可以见出作者红学观念移步换形的轨迹走向。

（节选自赵建忠《影印红学要籍的学术意义》）

（材料一）

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朱光潜《咬文嚼字》（节选）

（材料二）

有一天，苏小妹、苏东坡和黄山谷（黄庭坚）三人在一起谈论诗句。苏小妹为了显示她的才华，抢先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请哥哥在这两句各自的中间加上一个字，作为诗的“腰”，成为五言联句。”苏东坡略加思索，随即说道：“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即前句加了一个“摇”、后句加了一个“映”。苏小妹不屑地说：“还尚好。不过，只能算为下品，这个‘腰’不够美。”那么，怎样的“腰”才算美呢？苏东坡认真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即分别加了“舞”与“隐”这两个“腰”。苏小妹笑道：“好是好，但仍不属上品。”坐在一旁的黄山谷也认为加这样的“腰”很好，心想，是不是苏小妹在故弄玄虚？于是忍不住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得意地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三谷拍手称绝。

——清·褚人获《坚瓠集》

红楼梦的情节波澜（节选）

吴功正

①《红楼梦》是一座富丽堂皇、精工细巧的艺术大厦，我们看到了缔构者的匠心。《红楼梦》是一条天造地设的江流，我们看到了它的波澜。《红楼梦》以日常的生活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现实主义地描写了生活的全部复杂内容。它没有金鼓大作的场面、兵血交飞的情景，它和传奇式的作品分道扬镳，以独特的形式安排情节，而又注重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体现生活的波涛发展。

②江河东流，时见湍急夺路，时见缓缓流淌，时见静练平展，时见波涛起伏，这是自然的运动规律。社会生活的运动规律也是如此。曹雪芹正是掌握和运用了这一规律，来设计情节的波澜。

③日常的生活描写，使《红楼梦》能广泛深入地反映社会的面貌，这是它的长处。但是，也有它的短处，如果不精心安排，没有情节的波澜、漩涡，就势必会平淡寡味，无法吸引人。曹雪芹善于在平淡生活中掀波澜，使《红楼梦》的情节获得了独特性。

④《红楼梦》中的情节高潮是经过作者充分组织和准备，形成起来的。这种铺垫，既具有必然性，又很富有层次感。我们不妨以“不肖种种大承笞挞”（第三十三回）为例，作些分析说明。

⑤高潮的形成有必然性。对于荣国府的封建家长来说，贾宝玉是不可或失的命根子，是延荣续贵的唯一希望：为挽狂澜于既倒，支撑残厦于将倾，贾府的统治者在贾宝玉刚生下后就为他铺设了一条仕途经济的青云大道。早在第九回，贾政就给私塾馆的教师爷话：“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但是，贾宝玉硬是唱反调。无心于仕途之间，绝意于经济之途。史湘云劝他：“该常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谈讲讲些经济的学问。”宝玉听了，如针刺耳，大为反感：“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肮脏了你经济学问的人。”矛盾双方的这些言和行都发生在三十三回前，作为伏笔深深地埋藏着。一方强令其邀名取禄，一方偏不就范，双方冲突不已，矛盾的激化也就势在必然。这就为三十三回的高潮提供了充分准备。当经过大大小小的火力侦察和互相摩擦后，对立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到诉诸武力。这样的高潮的形成就思想意义上讲，有社会必然性；就故事发展的角度看，有情节必然性。

⑥高潮的组织有层次感。云是雨的征兆，从乌云一片到黑云翻滚到电劈雷轰直到大雨滂沱，很有层次，文学作品也是同理。金钏儿投井，雨春临门，是高潮的导因；忠顺王府索人是高潮的诱因；贾环的飞短流长，造谣中伤是高潮的直接发因。由远及近，脉络清晰，一步紧接一步，层深迭进，一环衔接一环，丝丝入扣，把情节逐步推向高潮，进入非如此即不可的境地。再从贾政对贾宝玉的神色变化看也很有层次。初见时——“原本无气”，平波展镜；但看到贾宝玉垂头耷耳，神色遑遽，“应对不如往日”，语失伦次——“倒生了三分气”，微澜起波；偏巧这时忠顺王府和贾府的关系并不那么妙，不速之客来天外，跑到门上找戏子，而且那王府堂官很不客气，使得贾政——“又惊又气”“目瞪口歪”，浪头逐涌起来了；这时又碰上贾环的告状，构陷之词，中伤之言，犹如冰上添霜，火上加油，在贾宝玉的“大逆不道”上又增上“大逆不道”，贾政的神色变成——“面如金纸”“眼都红了”。此时此刻，此情此境，怒火冲开脑门简直要掀掉房顶，于是一声断喝，一阵板子如雨点似地落了，矛盾激化了，高潮形成了。这样的高潮起伏隐显，脉络分明，渐次而又迭进地推发上去。倘若没有这些层次，贾政一开始见到贾宝玉，沉下脸来，捋起袖子就打，就于事不存，无理缺据了。

⑦ 。当贾宝玉被喝禁在边厅上时，他料到挨打是事在必然，连忙托人给贾母、王夫人报信。倘若贾母闻声赶到，电闪雷鸣也就顷刻风息浪平，高潮也就形成不了。高明的曹雪芹为了让叛逆与卫道的矛盾激化成必然，就利用偶然性的事件来触发。一是整天转前绕后，陪伴左右，又机灵又贴身的小厮焙茗，偏偏这时不见影踪，倘若他在这里的话，早就一溜烟到里面报告去了。二是正当贾宝玉如坐针毡，无人可找之际，恰巧遇到个老妈子，这该有人报信了，可是，这老妈子偏偏是个聋子，把“要紧”听成“跳井”，将“小厮”说成“小事”，把贾宝玉急得如热锅蚂蚁。这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这种偶然性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中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红楼梦》在这方面也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