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的“评”与“论”

景俊美

文艺评论的理论缘起是对文学的评论。但是随着人们对文化艺术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丰富和理性，人们开始将对文学、戏剧、影视、书画、舞蹈、曲艺等艺术形式的“评”与“论”归为文艺评论。

当下文艺评论可分三类：一类是传统的“学院派”，以观照文学作品为主，较少兼备观照其他艺术形式的存在状态；另一类是直接观照现实存在的影视、戏剧等具体、动态而鲜活的艺术类型的评论，从业者多是艺术院校、科研机构或文联等系统的工作人员，他们以评论具体而微的艺术作品为主，而与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交叉不甚紧密，可称之为“专业派”；还有一类是文化艺术爱好者的评论，以观后感为主，类似于街谈巷议，其数量最大的，特别是随着新兴媒体、自媒体的大量涌现，其影响力更是不可小觑，可称之为“爱好派”。当然，“学院派”“专业派”“爱好派”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学院派”的学科壁垒拘囿了评论者的评论广度，对艺术规律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文学规律的一重维度，不利于将艺术的理论体系放在“艺术学”大理念下进行研究。因此，越来越学科化的学术框架造就了学科内部互难相通的话语体系，而那些跨学科的研究该怎样定位并获得承认，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服众的学理探讨。“专业派”能较好观照现实存在的各种艺术形式，但又因为与具体的艺术作品相交过密，又容易陷入分析具体作品有余而规律性提炼不够的误区。“爱好派”的主要问题首先是良莠不齐，其次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和个人化色彩，且评论者又容易转化评论对象，有时候甚至不去聚焦艺术作品本身而转去评论艺术从业者的道德、修养等问题。

艺术的创作与发展需要评论的引导，那么评论者本身是否也需要一些必备的要求？着眼于当下文艺评论的现实语境，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应该上升到传承发展民族艺术、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去认知。“文艺评论”的规训，至少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评”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理性问题。所谓“评”，着重于价值判断，即“批评”或“评判”，所以“评”重在讲理。在文化艺术界，无论是评论具体的文艺作品，还是文化现象、文化思潮、文化事件，每一位评论者自然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这见解的高低上下却无从度量，这就涉及到评论本身该如何界定的问题。对于追求以引导文艺创作为旨归的评论者而言，评判的标准比评判本身更重要。这标准包括评论者的立场、对被评论对象的资料掌握情况以及评论者的知识体系、技艺修为和眼界等。

二是“论”从哪里来的问题。所谓“论”，着重于对观点的阐释或说明，即“分析和说明道理”，因此“论”的重点在讲出道理。“论”还不只是从“史”出，还要从“实”、从“智”、从“对比”中出。这里的“实”包括生活的实际和艺术的实际。如果说文艺史是文艺评论的一面镜子，那么鲜活的文艺创作的实际，更是评论者必须参考的一面好镜子。如果一个人只看过七八部甚至一两部歌剧，那么他评价一部歌剧的好坏是需要审慎的，因为他尚未真正步入歌剧的广阔天地。

何谓好的文艺评论？简单、空洞、结论性的评论一定不是理想的文艺评论。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好的文艺评论应兼具“学院派”的严谨思维、“专业派”的技艺知识和“爱好派”的热度与激情，同时，它还必须在史论结合而非主观臆断的坐标里去挖掘艺术的本质。

（节选自2019年06月26日《中国文化报》）

材料一：

人工智能的方兴未艾，让“家教机器人”逐渐从梦想照进现实。

如今的“家教机器人”具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回答孩子不少疑问。在选购智能“家教机器人”的受访家长中，看重其定制化、私人化配套学习方案的有50.20%，重视解答多学科问题的有50%，认为它能够实现家庭内部教育、足不出户、方便家长的有34.6%，喜欢它拥有海量教育资源的占30.8%。“家教机器人”也已经出现在农村家庭。即使要花费几千元钱，一些农村家长也不吝付出。

尽管“家教机器人”具有一定的辅助学习的功能，但它不能替代父母的陪伴。“家教机器人”功能再强大，科技再发达，也仍然需要家长用灵魂和爱为孩子的教育注入生命力。

再高明的“家教机器人”，和孩子们之间也只是一种人与工具的关系，孩子们的情绪、情感，“家教机器人”难以感同身受，只能机械化、模式化地进行反馈，做不到“想孩子们所想，急孩子们所急”。更何况，“家教机器人”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沦为一个高级玩具，这一点在乡村家庭表现得尤为突出。

现代化的进程让一些人患上了“技术依赖症”，什么问题都指望通过科技手段来解决。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光有知识的学习，还有精神世界的发育和建设，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位。

（摘编自杨朝清《“家教机器人”不能替代父母陪伴》，《北京日报》2018年12月19日）

材料二：

为弄清楚具有一定“社交”功能的机器人对人类尤其是儿童的影响，英国、德国等国研究人员采用“艾氏范式”测试法让参与者独自或者在有3个人或3个社交机器人在场的情况下判定屏幕上四条线中哪两条长度相同。

一般来说，在“艾氏范式”试验中，当人们独自做出判断时，基本不会出错。但当有其他人参加时，他们倾向于与其他人保持一致，即便其他人出了错。这就是所谓的“同伴压力”。

在最新的“艾氏范式”试验中，有2/3的“人类同伴”或“机器人同伴”会首先有意地给出错误答案。结果显示，成人参与者通常给出与人类同伴一样的答案，但不会受到机器人答案的影响。不过，儿童明显会受机器人同伴的影响。当儿童独立做判断时，正确率为87%；有机器人加入后，其正确率降为75%，且错误的答案中有74%与机器人相同。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机器人学》杂志上指出，机器人作为儿童教育助手或儿童治疗师广泛应用的时代并不遥远。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机器人提供的信息有可能对儿童造成显著影响，所以可能需要讨论是否应该出台诸如监管框架之类的保护措施，积极发挥机器人对儿童的正面影响。

（摘编自周舟《机器人或对儿童思维影响大》，《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8月18日）

材料三：

此前，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儿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调研组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往往是因为亲子关系存在四类问题：一是“不了解”，即父母不了解孩子在网上干什么；二是“差关系”，即父母在线上和线下都没有跟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三是“缺引导”，即父母放任孩子玩手机或电脑，没有在时间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必要的约定引导；四是“坏示范”，即父母自身也是个沉迷网络的“低头族”。

因此，对于孩子玩网络游戏，家长一定要避免两个极端：一种认为网游是洪水猛兽，家长把持网络的控制权，绝对不让孩子接触网络游戏，这反而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二是听任“电子保姆”控制孩子，直接把手机、电子产品扔给孩子。实际上，过度控制和过度放纵，都不是真正的教育，而且都容易使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情况更加严重。更重要的是，家长一定要做好榜样，首先自己不能当网络游戏沉迷者。

（摘编自付丽丽《长期玩手机影响大脑发育？》，《科技日报》2018年12月20日）

飞翔的黄豆芽儿

我八岁那年，母亲去世了。

母亲烧过百天后，奶奶把她领进了家门。她的脸很像房前的向日葵，很圆很大，眼睛也大；穿着绿色的呢子衣服，上面用金线绣着俗艳的牡丹花，人显得有些虚胖。

她很不拿自己当外人，三下五除二扒掉我身上的衣服，我害羞地往后躲，她“嘎嘎”地笑：“躲啥躲，小屁孩，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妈了。”她把我抱到大盆里，给我洗澡。很多很多的肥皂泡几乎给我洗掉一层皮，姐姐站在一旁冷冷地看。她去倒水时，姐姐说：“不许你管她叫妈!”我点点头。我们有事时叫她赵姨。

没几天，我就挨了她的打。她炒了黄豆芽儿，我不吃。她给我夹到碗里，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端起碗，把整碗饭倒进了泔水桶里。她伸手给了我一巴掌，骂：“你这败家孩子，你爸天天人不人鬼不鬼地挣那点儿钱，哪扛你这么败坏的？”

姐姐站在她面前，大声说：“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别以为谁不知道你是‘嫁死’的，我们老齐家的事，你少管。”

她的脸“刷”地一下子，白成了一张纸。

我问姐什么是“嫁死”，姐没说。没几天，我在邻居的嘴里知道了“嫁死”就是嫁过来时给买了一张保险，然后就盼着矿上出事，人一死，新娘就可以拿钱走人了。我听了，脊背发凉。

一个黄昏，矿上的警报尖锐地打断了各家各户刚刚升起的炊烟。她踉踉跄跄地跑出去。回来时，脚步扭了麻花儿，不过，她没有像矿上那些女人那样哭天抢地，她的眼里没有泪。

她三天三夜水米没打牙，也没人去管她。叔叔们说：“看着她点吧！”奶奶叹口气说：“算了，腿儿长在人家身上，要走要留随便吧。”第四天，她打开门，洗了整整一杆衣服。晚上，她包了很大很大的白菜包子，她说：“他走了，咱们的日子还得过 。”

放学回家，我看到院子里摆了两麻袋黄豆。她坐在桌子前挑豆子。我睡觉时，她哗啦哗啦地用水淘豆子。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生豆芽儿。”又补充一句：“卖了，挣点儿钱花。”

她伺候那些豆芽儿比伺候孩子还精心，一天不知要看上多少回。好多个晚上，我都被搬动盆子的声音惊醒。灯光下，她搬动大铝盆，给豆芽儿换水。那些豆芽儿像可爱的胖宝宝一样很富态。而她，如向日葵一样的脸却瘦了下去。

豆芽儿不知不觉就长长了。她用自行车驮出去，回来时，筐的大肚子就空了。没几日，豆芽儿筐不再空肚子了。满满地出去，满满地回来。她坐在院里长吁短叹，一遍又一遍让我帮着算再降多少钱合适。嘴里还叨咕着，人家咋能卖那么低的价钱呢?我说，该不是从秤上找了吧?我也给你的秤琢磨琢磨。她说，咱挣的是光明正大的辛苦钱，那样的缺德事咱不干。

豆芽儿被她送给左邻右舍，人家给钱，她死活不肯要，说，权当做个广告了。那些天，我看到她的眼睛总是红红的，嘴角起了很大很大的水疱，像挂了两滴水。

没几日，豆芽儿筐又空了。她说，老二，你猜咋的？那些人生的豆芽用尿素，怪不得又长又压秤呢，今天全叫工商给查了。她说，这人到啥时候都不能坏了良心。

日子飞快地溜走了。她卖的豆芽儿在矿区很受欢迎，她的吆喝也很有意思，她不像别人光喊“豆芽儿”，而是喊：“老齐家豆芽儿！”

我从学校回家时，我常常碰上一个老实的男人在帮她搬麻袋，她让我叫蒋叔。我想，守了这些年，她对这个家也算够意思了。我跟姐姐说，赵姨要走，你别拦着。姐瞅了瞅她，没吭声。话是这样说，可每次回家时，我的心还是悬着。

她没走，风雨不误地生豆芽儿卖豆芽儿。矿上的人几乎家家的餐桌上隔三差五地就要摆上一盘老齐家豆芽儿。

她来学校看我，给我带来满满一瓶子鸡蛋酱，还带来一件新织的毛衣。她说“别省着，身体也要紧。”她走时，我注意到，她的鞋后面张了嘴，像一只滑稽的青蛙，每迈一步，它就张一下嘴，她穿的还是那件绿色的呢子衣服。衣服褪了色，剪烂的牡丹花被她用针细细密密地补上了。她到我们齐家十几年了，这件衣服还是她最好的衣服。低头看手里的毛衣，灰色的，很简单的针法，有好几处漏针的窟窿。

高考结束了，我背着行李卷儿回到矿区。家里空荡荡的。邻居说，老二，你赵姨去医院了。急忙往镇卫生院跑。一路上，我的泪不停地流。

她贫血，眼睛也不好，在卫生院躺了两天，就说什么也不住了。她说“那些豆芽儿烂根儿，就卖不出去了。”回到家，我说：“你指挥，我来弄。”不就是生豆芽儿卖豆芽吗？挑豆子，淘豆子，试温度。在卖之前，还要挑一次，把豆芽儿上的皮全都弄出去。挑豆芽儿皮很累眼睛，挑一会儿，眼睛就又酸又涩。我恍然间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眼睛总是流泪，为什么我的新毛衣，会织漏那么多针。我低下头，泪一滴滴落到豆芽儿上。

我干活儿，她就在一旁说陈年旧事。她说“老二啊，当年你姐说得没错，我是‘嫁死’的。那时候真是穷，连饭都吃不饱，我爹听人家说有这样给矿上做媳妇的，就托人给我介绍。他说，赌一把吧，命好，早点儿拿了钱，你弟能娶上媳妇，你也能再走个好人家。可是，你爸没了，回到这个院子，看到你们，我怎么也下不了那个狠心……”

她咳个不停，我停下手里的活儿，给她捶背，泪流进我的嘴里，淡淡的苦涩里，却有一点儿温暖幸福流进了心里。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我去了蒋叔家。那年夏天，矿区里的两大新闻，一是齐家二小子成了矿上第一个大学生。二是齐家姐弟给继母找了老伴儿。

喝喜酒的时候，矿长说，不容易啊，赵红霞愣是用黄豆芽儿让咱矿上飞出了凤凰。

我给她敬了杯酒，叫了声妈。夹了一筷子黄豆芽儿，吃进嘴里，泪流满面。

搬 家

①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②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③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 你确定你叫李城？

④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⑤他们是搬家公司的， 爱心搬家公司。

⑥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 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⑦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⑧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⑨李城多大年纪了？

⑩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11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12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13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 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14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15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16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17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18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 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19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 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20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21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22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 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23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24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25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26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一直被看成一种为人类带来幸福的力量，以牛顿力学为代表近代科学引发的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20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为代表的物理学革命，从宏观和微观的尺度上，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推向了高峰。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科学作为以一种新的“偶像”登上神坛。

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的原子弹开始打破人们对科学的迷信。当原子弹造成的种种惨象通过媒体传播时。那些参与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们陷入了深深地内疚之中。他们开始感到，科学研究的领域也存在着潘多拉盒子。

20世纪后半叶，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开端的分子生物学革命逐渐成了科学舞台上的主角。20世纪60年代初，遗传密码被破译。1969年，DNA限制性的内切酶被发现。1971年，斯坦福大学的保罗·伯格将猿猴病毒40（SV40）的DNA引入大肠杆菌并与其DNA重组，获得了一种新的带有SV40基因的大肠杆菌，由于SV40对鼠类动物具有致癌性，还可以在试管内使人的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因此伯格的重组大肠杆菌就有可能具有致癌性。

大肠杆菌广泛存于人体肠道内，如果含有SV40基因的大肠杆菌在人群间传播，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美国著名分子病毒学家罗伯特·普兰克了解了伯格的工作后，立即与他通电话，指出这种大肠杆菌可能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并建议他暂停此项研究。这使伯格特犹豫，他深知DNA重组技术的革命意义，但他也为此项研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担忧，在与其他分子生物学家讨论后，他毅然决定暂停此项研究。

但是，DNA重组的研究并未停止，并在其他实验室不断取得新突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基因重组技术引起的伦理问题日益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关注。1974年7月，在美国科学院的支持下，伯格等著明分子生物学家联名发表了一封建议信，呼吁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条件禁止一切有可能导致无法预知后果的基因重组研究。因为“伯格信件”的倡议，1975年2月，16个国家的140位著名科学家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尽管基本重组技术会促进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性进展，可是运用这项技术所产生的生物新类型，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直接和意想不到的危害，因此必须对此严加控制。”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门对此做了一个题为《DNA争论：科学反对它自己》的专题节目，向公众普及科学伦理。

在伯格信件中，积极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杰出科学家主动提出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限制，这在科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显示了那一代科学家巨大的道德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堪称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选自《环球科学》2009年第2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