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琼，家世燕人。琼少勇鸷无赖，为盗。事败，将磔于市，暑雨创溃，伺守者稍怠，即掣钉而遁。事王审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帐下。太宗尝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门。时琼与戴兴、王超、李斌、桑赞从，琼左手执靮，右手执镫，太宗乃能乘马。太祖顾琼等壮之，因赐以控鹤官衣带及器帛，且勖令尽心焉。太宗即位，擢御龙直指挥使。从征太原，命押弓弩两班，合围攻城。坐事，出为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会有龙骑亡命卒数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谋劫其导从以叛。琼闻即白丙趣还城因自率从卒数十人挟弓矢单骑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贼入村后舍登墙以拒。贼首青脚狼者注弩将射琼，琼引弓一发毙之，遂悉擒送于州。丙上其事。会将北伐，召归。授马步军都军头、领蓟州刺史、楼船战棹都指挥使，步船千艘赴雄州。又城易州。师还，为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领本州团练使。端拱二年，出为并州马步军都部署，时潘美亦在太原。旧制，节度使领军职者居上，琼以美旧臣，表请居其下，从之。戍兵有以廪食陈腐哗言者，琼知之。一日，出巡诸营，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饭自啖之，谓众曰：“今边鄙无警，尔等坐饱甘丰，宜知幸也。”众言遂息。咸平三年，代还，以手创不任持笏，诏执梃入谒，授殿前都指挥使。景德中，车驾北巡。时前军已与敌接战，上欲亲临营垒，或劝南还，琼曰：“敌师已老，陛下宜亲往，以督其成。”上悦，即日进幸澶渊。明年，以罢兵，料简兵卒，诸班直十年者出补军校，年老者退为本班剩员。琼进曰：“此非激劝之道，宿卫岂不劳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补焉。卒，年七十二，赠侍中。

(选自《宋史·高琼传》，有删改)

郑戬，字天休，苏州吴县人。客京师，事杨亿，以属辞知名，后复还吴。及亿卒，宾客弟子散去，戬乃倍道会葬。举进士。授太常寺奉礼郎。升直史馆，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诰。判国子监。权知开封府。吏冯士元为奸利，有告士元受赇［注］藏禁书者，戬穷治之。辞连宰相吕夷简等，遂逮捕夷简子公绰、公弼参劾其状。既而士元流海岛，绌罚者十余人。戬敏强善听决，喜出不意，独假贷细民，即豪宗大姓，绳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权三司使，复转运使考课格，分别殿最。

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钱塘湖溉民田数十顷，钱氏置撩清军，以疏淤填之患。既纳国后不复治，封土堙塞，为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狭。戬发属县丁夫数万辟之，民赖其利。事闻，诏本郡岁治如戬法。

迁给事中，又徙永兴军。建言：“凡军行所须，愿下有司相缓急，析为三等，非急罢去。”先是，衙吏输木京师，浮渭泛河，多漂没，既至，则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偿，戬奏岁减二十余万；又奏罢括籴，以劝民积粟。

迁尚书礼部待郎。行边至镇戎军，元昊拥兵近塞。会暮尘起，有报敌骑至者，戬曰：“此必三川将按边回，非敌骑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宁，诏还，知永兴军。

知并州。契丹与元昊方交兵，边奏互上，独戬不以闻。诏遣使问其故，戬对曰：“敌自相攻，中国不足忧也。”有弃地曰草城川，戬募土人为弓箭手，计口给田。初，兵兴，用不足。河东行铁线山多炭铁鼓铸利厚重辟不能止戬乃请三当一令既下兵民相扇动数千人诉。戬闻，悉召至庭下，推首谋者数十人，黥隶他州，事乃定。拜奉国军节度使，卒。谥文肃。

（选自《宋史·郑戬传》，有删改）

李迪字复古，其先赵郡人。曾祖避五代乱，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尝携其所为文见柳开，开奇之，曰：“公辅才也。”举进士第一，擢知制诰。真宗幸亳，为留守判官，遂知亳县。亡卒群剽城邑，发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罢所发兵，阴听察知贼区处，部勒晓锐士，擒贼，斩以徇。尝归沐，忽传诏对内东门，出三司使马元方所上岁出入材用数以示迪。时蝗旱，问何以济，迪请发内藏库以佐国用。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当出金帛数百万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财无内外，愿下诏赐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悦。初，上将立章献后，迪屡上疏谏，以章献后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献后深衔之。天禧中拜给事中周怀政之诛帝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从容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上大寤，由是独诛怀政。仁宗即位，章献太后预政，贬寇准雷州，以迪朋党傅会，贬衡州。丁谓使人迫之，谓败，知河南府。来朝京师，时太后垂帘，语迪曰：“卿向不欲吾预国事，殆过矣。今日吾保养天子至此，卿以为何如？”迪对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见天子明圣，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知徐州，迪欲行县因祠岳为上祈年，仁宗语辅臣曰：“祈祷非迪所宜，其毋令往。”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将或为他名以避兵，迪愿守边，诏不许，然甚壮其意。李迪，贤相也。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古人所谓社稷臣于斯见之。

（选自《宋史·李迪传》，有删改）

张景宪，字正国，河南人。以父师德任淮南转运副使。山阳令郑昉赃累巨万，亲戚多要人，景宪首案治，流之岭外，贪吏望风引去。徙京西、东转运使。王逵居郓州，专持官吏短长，求请贿谢如其所欲，景宪上其恶，编置宿州。熙宁初，为户部副使。韩绛筑抚宁、罗兀两城，帝命景宪往视。始受诏，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后知也。未几，抚宁陷。至延安，景宪言：“罗兀邈然孤城凿井无水将何以守臣在道所见师劳民困之状非一愿罢徒劳之役废无用之城严饬边将为守计今朝廷令边郡召羌族，与之金帛、官爵，恐黠羌多诈，危急时或为内应，宜亟止之。”陕西转运司议，欲限半岁令民悉纳钱于官，而易以交子。景宪言：“此法可行于蜀耳，若施之陕西，民将无以为命。”其后卒不行。加集贤殿修撰，为河东都转运使。议者欲分河东为两路，景宪言：“本路地肥硗相杂，州县贫富亦异，正宜有无相通，分之不便。”议遂寝。改知瀛州，上书言：“比岁多不登，民债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并偿，道路流言，其祸乃甚于凶岁。愿以宽假。”帝从之，仍下其事。元丰初年，知河阳。时方讨西南蛮，景宪入辞，因言：“小丑跳梁，殆边吏扰之耳。且其巢穴险阻，若动兵远征，万一馈饷不继，则我师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七。

景宪在仁宗朝为部使者，时吏治尚宽，而多举刺；及熙宁以来，吏治峻急，景宪反济以宽。方新法之行，不劾一人。居官不畏强御，非公事不及执政之门。自负所守，于人少许可，母卒，一夕须发尽白，世以此称之。

（节选自《宋史•张景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