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知莫州任丘县，当辽使往来道，驿吏以诛索破家为苦。介坐驿门，令曰：“非法所应给，一切勿与。稍毁吾什器者，必执之。”皆帖伏以去。沿边塘水岁溢，害民田，中人杨怀敏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猪涨潦，介筑堤阑之，民以为利。通判德州，转运使崔峄取库绢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抚司责数之。峄怒，数驰檄按诘，介不为动。既而果不能行。转殿中侍御史。介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间金奇锦，缘阉侍通宫掖，以得执政，请罢之而相富弼。又言谏官吴奎表里观望，语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视且言将远窜介徐读毕旦臣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帝急召执政示之曰：“介论事是其职。至谓彦博由妃嫔致宰相，此何言也？进用冢司，岂应得预？”时彦博在前，介责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隐。”彦博拜谢不已，帝怒益甚。贬春州别驾，王举正言以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罢彦博相，吴奎亦出。又虑介或道死，有杀直臣名，命中使护之。梅尧臣、李师中皆赋诗激美，由是直声动天下，士大夫称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介嫌于右宰相，请外，以知荆南。神宗立，以三司使召。先时，宰相省阅所进文书于待漏舍，同列不得闻。介谓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书弗与知，上或有所问，何辞以对？”乃与同视，后逐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荐之，介言其难大任。安石既执政，介自是数与安石争论。安石强辩，而帝主其说。介不胜愤，疽发于背，薨，年六十。

（选自《宋史·唐介列传》）

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边陲方安静，无故骚动，恐变生不测。”会新筑刘家堡失利，众请戮偏裨以塞责。永曰:“居敌必争之地，军孤援绝，兵法所谓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于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阁待制、知和州。

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吏亦如之。神宗问:“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吏，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议复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肤，深害仁政，汉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决，待卿始定耳。”不果行。

（节选自《宋史·孙永传》）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年二十举进士，对策集英殿。帝亲拔为第一。成淳九年，起为湖南提刑，因见故相江万里。万里素奇天祥志节，语及国事，愀然曰：“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玉天祥捧诏涕泣发郡中豪杰有众万人事闻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其友止之，天祥日：“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尽以家赀为军费。

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北至镇江。天祥夜亡入真州，展转室高邮，泛海至温州。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趋南岭。天祥方饭五坡岭，张私范兵突至，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至潮阳，见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礼见之，与俱入崖山，使为书招张世杰。天样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以所书《过零丁洋》诗与之，崖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弘范义之，道使护送天祥至家师。

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终不屈也，召入谕之曰：“汝何愿？”天祥对曰：“天样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然犹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赞从天祥之请，从之。俄有诏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临刑殊从容，谓吏卒曰：“吾事毕矣。”南乡拜而死。数日，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节选自《宋史·文天祥传》）

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比冠，博通经史。嘉祐二年，试礼部，以《春秋》对义居第一。

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汇于城下，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攻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

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徙知湖州，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移轼汝州，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曰：“安石须说。”

神宗崩，哲宗立，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敦。二人不相合，敦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敦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敦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

选自《宋史•苏轼列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