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初，太宗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多斜，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 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比来惟觉 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 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 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 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治国之大害也。”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 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天下，内外 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 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贞观十九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朕恐怀骄 矜，恒自押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如此，庶几于时康道泰尔。”

(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云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聪敏。武帝为赣县时，与裴后不谐，遣人船送后还都，已登路，子良时年小，在庭前不悦。帝谓曰：“汝何不读书？”子良曰：“娘今何处？何用读书？”帝异之，即召后还县。

子良敦义爱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赐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给其薪苏。郡阁下有虞翻旧床，罢任还，乃致以归。后于西邸起古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四年，进号车骑将军。子良少有清向，礼才好士，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

武帝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子良日夜在殿内，太孙间日入参。居几月，武帝暴渐，内外皇惧，百僚皆已变服，物议疑立子良。武帝俄顷而苏，问太孙所在，因召东宫器甲皆入，遗诏使子良辅政，萧鸾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时务，乃推萧鸾。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所志也。太孙少养于子良妃袁氏，甚著慈爱，既惧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

子良又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其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进位太傅，增班剑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进督南徐州其年疾笃谓左右曰门外应有异。遣人视，见淮中鱼无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门。寻薨，年三十五。

《南史·萧子良传》，有删改）

送僧归金山寺

唐马戴

金陵山色里，蝉急向秋分。

迥寺横洲岛，归僧渡水云。

夕阳依岸尽，清磬隔潮闻。

遥想禅林下，炉香带月焚。

春夕

崔涂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

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

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①烟景有谁争？

（注）①五湖：春秋时越过大夫范蠡归隐之处，这里指诗人家乡浙江桐庐一带的大好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