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彧，字幼文，河东解人也。父仲礼，为梁将，败归周，复家本土。彧少好学，颇涉经史。高祖受禅，累迁尚书虞部侍郎，以母忧去职。未几，起为屯田侍郎，固让弗许。时制三品已上，门皆列戟。左仆射高颎子弘德封应国公，申牒请戟。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伏。后迁治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之所敬惮。上嘉其婞直，谓彧曰：“大丈夫当立名于世，无容容而已。”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昔汉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备知情伪，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职任。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至尊思治，无忘寝兴，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上善之，干子竟免。以其家贫，敕有司为之筑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其见重如此。

右仆射杨素当途显贵，百僚慑惮，无敢忤者。尝以少谴，敕送南台。素恃贵，坐彧床。彧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据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彧时方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彧尝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于秀，秀复赐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行达高阳，有诏征还。至晋阳，值汉王谅作乱，遣使驰召彧，将与计事。彧为使所逼，初不知谅反，将入城而谅反形已露。彧度不得免，遂诈中恶不食，自称危笃。谅怒，囚之。及谅败，杨素奏彧心怀两端，以候事变，迹虽不反，心实同逆，坐徙敦煌。杨素卒后，有诏征还京师，卒于道。

（《隋书•列传第二十七》）

刘方，京兆长安人也。性刚决，有胆气。仕周承御上士，寻以战功拜上仪同。高祖为丞相，方从韦孝宽破尉迟迥于相州，以功加开府，赐爵河阴县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禅，进爵为公。仁寿中，会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据越王故城，左仆射杨素言方有将帅之略，荐之，上于是诏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二十七营而进。方法令严肃，军容齐整，有犯禁者，造次斩之。然仁而爱士，有疾病者，亲自抚养。长史敬德亮从军至尹州，疾甚，不能进，留之州馆。分别之际，方哀其危笃，流涕呜咽，感动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论者称为良将。至都隆岭，遇贼二千余人来犯官军，方遣营主宋纂、何贵、严愿等击破之。进兵临佛子，先令人谕以祸福，佛子惧而降，送于京师。其有桀黠者，恐于后为乱，皆斩之。寻授欢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欢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越常，方亲率大军舟师趣比景。高祖崩，炀帝即位，大业元年正月，军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三月，师次阇黎江，贼据南岸立栅，方盛陈旗帜，击金鼓，贼惧而溃。既渡江行三十里贼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创却蹂其阵贼军溃不可收俘馘万计。于是济区粟，度六里，进至大缘江，贼据险为柵，又击破之。四月，师至林邑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方刻石纪功而还。道远无辍，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伤惜之，乃下诏，赠上柱国、卢国公。

（选自《隋书·刘方传》有删改）

刘方，京兆长安人也。性刚决，有胆气。仕周承御上士，寻以战功拜上仪同。高祖为丞相，方从韦孝宽破尉迥于相州，以功加开府，赐爵河阴县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禅，进爵为公。仁寿中，会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据越王故城，左仆射杨素言方有将帅之略，荐之，上于是诏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二十七营而进。方法令严肃，军容齐整，有犯禁者，造次斩之。然仁而爱士，有疾病者，亲自抚养。长史敬德亮从军至尹州，疾甚，不能进，留之州馆。分别之际，方哀其危笃，流涕呜咽，感动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论者称为良将。至都隆岭，遇贼二千余人来犯官军，方遣营主宋纂、何贵、严愿等击破之。进兵临佛子，先令人谕以祸福，佛子惧而降，送于京师。其有桀黠者，恐于后为乱，皆斩之。寻授欢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欢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越常，方亲率大军舟师趣比景。高祖崩，炀帝即位，大业元年正月，军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三月，师次阇黎江，贼据南岸立栅，方盛陈旗帜，击金鼓，贼惧而溃。既渡江行三十里贼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创却蹂其阵贼军溃不可收俘馘万计。于是济区粟，度六里，进至大缘江，贼据险为柵，又击破之。四月，师至林邑国都。林邑王梵志弃城奔海，方刻石纪功而还。道远无辍，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伤惜之，乃下诏，赠上柱国、卢国公。

（选自《隋书·刘方传》有删改）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

初，颇有令闻，高祖闻而大悦，下书奖励焉。其后俊渐奢侈，违犯制度，出钱求息，民吏苦之。上遣使按其事，与相连坐者百余人。俊犹不悛，于是盛治宫室，穷极侈丽。俊有巧思，每亲运斤斧，工巧之器，饰以珠玉。为妃作七宝羃罹，又为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每与宾客妓女弦歌于其上。俊颇好内，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于瓜中进毒。俊由是遇疾，征还京师。上以其奢纵，免官，以王就第。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秦王非有他过，但费官物廨舍而已。臣谓可容。”上曰：“法不可违。”升固谏，上忿然作色，升乃止。其后杨素复进谏曰：“秦王之过，不应至此，愿陛下详之。”上曰：“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之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卒不许。

俊疾笃，未能起，遣使奉表陈谢。上谓其使曰：“我戮力关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俊惭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统上表，请复王官，不许。岁余，以疾笃，复拜上柱国。二十年六月，薨于秦邸。上哭之数声而已。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敕送终之具，务从俭约，以为后法也。王府僚佐请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隋书文四子传杨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