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之，字茂钦，婺州东阳人。庆元初，释褐为饶州教授。丁父母忧，庐墓至终。起为江西转运司干办。使称提会子，第其物力高下输钱以敛之，诚之以为扰。使者不悦曰：“商君之令，犹能必行，今乃龃龉如此。”诚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为乎？”遂辞去。使者逊谢，罢令而后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败盟，大修边防战攻守御之具。移知蕲州，诚之曰：“蕲自南渡以来，未尝被兵，备御无素，长驱而来，将若之何？”相视城壁而增益之，备楼橹，筑羊马墙，教阅厢禁民兵，激之以赏，积粟四万。先是，酒库月解钱四百五十千以献守，诚之一无所受，寄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时诚之已逾满，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归，闻难作而止。喟然谓其僚曰：“吾以书生再任边垒，当与同僚戮力以守，不济则以死继之。”乃选丁壮分布城守，募死士迎击，遇于横槎桥，大破之。居数日，金人拥众临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移兵要冲，为必渡计，诚之勒蕲兵直前奋击，杀其酋帅。金人虽屡挫，然谋益巧，攻益力。未几，傅城下，围之数重，遂燔木栅。诚之出兵御之，又杀其将卒数十人，夺所佩印。俄造望楼以窥城，诚之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书来胁降，诚之戮之，而还其书。越二日，金人以攻具进，诚之设械御之，夜出捣其营。料敌应变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会黄州失守，并兵为一，凡十余万。池阳、合肥援兵败走，朝命冯榯援二郡，榯至境迁延不进诚之激厉将士勉以忠义城陷率兵巷战杀伤相当子士允力战死诚之引剑将自刭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无辱!”妻许及妇若孙皆赴水死。事闻，赠朝散大夫、秘阁修撰，封正节候，立庙于蕲，赐名褒忠，赙银绢二百。

（节选自《宋史·忠义传》，有删改）

程瑀，字伯寓，饶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妇，养瑀为子，姑没，始复本姓。少有声太学，试为第一，累官至校书郎，除兵部员外郎。适高丽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间调挽舟夫甚扰有诏禁止提举人舡王珣画别敕遇风逆水涩许调夫。瑀渡淮，见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违御笔。诏命淮南提举潘良贵核实，良贵奏珣言非是。高宗即位，召为太常少卿，迁给事中兼侍讲。权邦彦除签书枢密院，瑀言邦彦五罪，疏三上，不报。求罢，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阁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跻、左司谏方公孟卿言瑀不可去，复以为给事中。久之，复命知信州。胡安国、刘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备献纳，正直可以司风宪，不宜去。”遂复留。颐浩荐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后省官。瑀曰：“益为人公岂不知，何必用？”颐浩曰：“给事不见御批耶？”瑀日：“已见矣。公不能执奏，乃先示瑀辈，欲使不敢论驳耶？然益之来，非公福也。”颐浩赧然，即劾益。未几，以言者罢，提举亳州明道宫。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读。因论：“金人入侵，未尝一大衄^（注），有轻我心，岂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费抑末，常赋外一毫不取于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强，使金人不敢窥为长计。”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说，愿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书。桧既主和，瑀议论不专以和为是，桧忌之，改龙图阁学士、知信州。会大水，桧见瑀奏牍，谓同列曰：“尧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称疾，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坐通书李光，降朝议大夫，卒，年六十六。

（选自《宋史·程瑀传》，有删改）

范正平字子夷，学行甚高，虽庸言必援《孝经》、《论语》。父纯仁卒，诏特增遗泽，官其子孙，正平推与幼弟。

绍圣中，为开封尉，有向氏于其坟造慈云寺。户部尚书蔡京以向氏后戚，规欲自结，奏拓四邻田庐。民有诉者，正平按视，以为所拓皆民业，不可夺；民又挝鼓上诉，京坐罚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及当国，乃言正平矫撰父遗表。

又谓李之仪所述《纯仁行状》，妄载中使蔡克明传二圣虚伫之意，遂以正平、之仪、克明同诣御史府。正平将行，其弟正思曰：“议《行状》时，兄方营窀穸之事，参预笔削者，正思也，兄何为哉？”正平曰：“时相意属我，且我居长，我不往，兄弟俱将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狱，捶楚甚苦，皆欲诬服。独克明曰：“旧制，凡传圣语，受本于御前，请宝印出，注籍于内东门。”使从其家得永州传宣圣语本有御宝，又验内东门籍皆同。其遗表八事，诸子以朝廷大事，防后患，不敢上之，缴申颍昌府印寄军资库。自颍昌取至，亦实，狱遂解。正平羁管象州，之仪羁管太平州。会赦，得归颍昌。唐君益为守，表其所居为忠直坊，取所赐“世济忠直”碑额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赐，施于金石，揭于墓隧，假宠于范氏子孙则可；若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以耸动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预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异时不独吾家诒笑君亦受其责矣竟撤去之。正平退闲久，益工诗，尤长五言，著《荀里退居编》，以寿终。

（节选自《宋史·范正平传》）

陈咸，字逢儒。登淳熙二年进士第。调内江县尉，县吏受贿，赋民不均。咸以闻于部使，为下令听民自陈利病，而委咸均其赋。改知果州南充县，转运司辟主管文字。岁旱，税司免下户两税，转运使安节以为亏漕计，咸白安节曰：“苟利于民，违之不可。”安节从之。蜀岁收输绢钱，民以为病，咸白安节，核入节出，奏岁减二十余万缗。大修学宫，政以最闻，改知普州。开禧元年，边事兴，四川宣抚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机宜文字。咸贻书劝松捐金帛，募死士，搜人才；考图籍以疏财用之源，视险要以决攻守之计。松复书深纳，然实不能用。副使吴曦蔑视松，易置将兵，不关白正使。咸忧之，复说松收义士为缓急用，据险厄，立关堡，以备不虞，松又不能用。迁利路转运判官。曦叛臣于金，关外四州继没，人情大骇。咸留大安军督军粮，檄其守杨震仲振流民，备奸盗，众稍安。安丙密以曦反谋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士欲首胁之以令其余檄咸议事咸不往遂之利州安丙寻奏以咸总蜀赋从之时僭乱后帑藏赤立。咸至武兴，与丙商榷利病，兵政财计，合为一家。核诸司羡余，移支常平广惠米。汰弱兵二万余，规画备至，故军兴增支之数，皆不取于民。咸昼夜精勤，调度有方, 不二岁，钱粮布帛饶足。嘉陵江流忽浅，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动，疏而导之，自益昌至于鱼梁，馈运无阻。金州地险，咸增馈米以实之，人皆曰：“金州之险，金人不可向，何益之为？”咸曰：“敌至而虑，无及矣。”未几，金人犯上津，赖以固。召为司农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赐谥勤节。

（节选自《宋史卷一百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