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去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这个时代，很多作家的名字在报刊和新媒体上频频出现，人们却想不起他写过什么，而有的作家名字一出现，唤醒的则是作品的名字及相关想象，这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写作意义上的成功的区刖，双雪涛的“好”显然属于后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将一直与《平原上的摩西》（以下简称《摩西》）捆绑在一起。

通读双雪涛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对大历史变革与个体、群体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是极其敏感的，只是他不愿意把这些故事变成关于历史进程的肤浅论证材料。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历史从未在他的故事中缺席时，才会发现，他早已把历史与人的关系编织进故事的纹理中。很显然这里挺立着由精湛技艺所支撑的鲜明的小说观和历史观，即只有在精心编制的好故事的罗网中，历史这只“怪兽”才能被一种具体、丰富也更具说服力的方式诱捕、显形。

就小说中的“虚构”来说，这里并不存在特别复杂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尊严、前途和命运如何成为历史怪兽的养料，双雪涛心知肚明且有切身体会，只是他不相信历史只有一种抽象的表情，哪怕只是狰狞和吞噬，也会有具体的姿势和形态，更何况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要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所以，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故事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而历史不只是背景，也是以各种形态渗进故事的有机成分。两者之间如何有机融合，也就成为需要依靠智慧和技艺来成全的事情。

历史发生的时刻，最初必然表现为人的遭遇，并最终物化为文字和器物，这是历史消散后留下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虚构”介入历史的方式，便是用器物和文字对人进行招魂，在这个过程中历史逐渐脱离抽象意义上的神秘性和匿名性，逐渐呈现出具体可感的形态，这正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祛魅，即重建历史表情，或日历史显形。帕慕克坚持一个观念：“物品既是小说中无数离散时刻的本质部分，也是这些时刻的象征或符号。”这句话虽然并未明确指向“虚构”与历史的关系，却能贴切说明双雪涛在设置历史的“诱饵”（物品或器物）时所体现出的非凡匠心和能力。

《摩西》无疑是一篇杰作，这里暂且只分析其中的一个细节，一种名为“平原”的香烟烟盒的作用。“烟盒”最显而易见的功能，就是解决了情节设计的基本逻辑问题。故事里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条线索，众声喧哗，彼此纠缠，直到“烟盒”出现，错综复杂的线索才建立一种比较牢靠的逻辑关系。由此，故事冲出迷局，开始进入令人期待的“解密”程序。

我无意宣称《摩西》必将成为未来的经典，但“诱饵”的精心设置让历史在一个好看的故事中不断具象化，于是，历史表达便言之有物，现实描绘又有纵深感。做到这一点，一部充满意义张力的小说至少成功了一半。

（摘编自方岩《诱饵与怪兽——双雪涛小说中的历史表情》）

人民网北京7月13日电近日，青海可可西里和福建鼓浪屿先后以自然和文化遗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2处，继续保持世界遗产总数领先的地位。蚂蜂窝旅行网近期发布《2017中国世界遗产探索攻略》显示: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当天，旅游热度暴涨了248%;次日鼓浪屿申遗成功，鼓浪屿的旅游热度则增长了16%。“申遗成功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人前往当地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妈蜂窝旅行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表示，旅游热门和世界遗产其实并不直接挂钩，如土司遗址等与考古、史前文化相关的遗产，并不受到大众旅游市场的广泛欢迎。

（摘编自《2017年中国世界遗产探索攻略：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热度暴涨》）

世界遗产不只是一地一国的遗产，更属于全人类。所以，保护世界遗产要有大格局，不能求一时一地的商业利益，求的是子孙后代还能从这份宝贵遗产中受益，求的是自然和历史的馈赠不要在我们手中消失。以鼓浪屿为例，它展示了以闽南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多元文化，在建筑、技术、因林景观方面能看出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融合。西风东渐、华侨反哺，闽南白话字和早期的汉语拼音在这里传播；中国的现代医学、音乐教育在这里生根；弘一法师、林语堂、马约翰、林巧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人类文明交流史，在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浓墨重彩地演绎。美丽，但是脆弱;珍贵，却又易逝。这正是我们要保护历史文化记忆的原因，也是世界遗产设置的初心所在。

(摘自《人民日报·保护世界遗产应有历史担当》)

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文化遗产的数目远多于自然遗产。为此，近年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呼吁高度重视自然遗产的申报。在自然遗产管理方面，美国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服务排在其使命的首位。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公园体系，保护价值一般比较重大，对游客有较多限制；农业部下属的国家森林体系，常分布在国家公园周边，保护价值相对较低，更多地承担旅游功能，大为减轻了国家公园的旅游压力。我国的现状是，即使国家级遗产的管理也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而地方政府派出的管理部门既管理又经营、政企不分，不同程度地改变了遗产资源的公益性质，从而导致遗产保护难以遏制不当的开发建设趋势。

(摘编自金磊《从遗产日的文化与自然双主题说起》)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浪潮，迅猛改变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的情况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一项具有广泛和深远意义的国际活动。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第十七届大会提出并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系和促进各国政府和公众在全世界范围内采取合作拯救行动。1985年12月22日，我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上成熟的遗产保护工作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许多经过大量经验、教训和理论锤炼的原则和方法在我国还尚需了解和理解。目前在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业务管理上还存在着交叉现象。历史文化名城的性质就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规律，在管理上需要进一步明确职能，只有解决好工作中的交叉现象，才能更好地管理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

(摘编自白英《中国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而努力》)

作为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范体系，以王阳明《南赣乡约》，朱熹《朱子家礼》吕氏四贤《蓝田乡的》等为代表的乡约圭臬，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启示。

发挥乡规民的在乡村振兴中的秩序生成功能。为了对叛乱初定的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王阳明制定《南赣乡约》与《十家牌法》，同时构建起官府主导推行的乡约、保甲、社学、社仓四者合一的乡治模式《南赣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强调相互帮助、维护社区治安、进行社会监督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就今天来说，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秩序稳定是保障。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出现的理事会议事会等创新模式，为乡规民约秩序生成功能的时代转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道德培育功能。南宋淳熙三年，大儒朱熹从恢复道德礼仪出发，制定了《家礼》。《家礼》在民间迅速传播，几乎家藏一本，人人得见而遵行之。朱熹根据儒家倡导的由“尊祖、敬宗、收族”扩展到“严宗庙，重社稷”的家国意识，从《家礼》扩展到《乡约》，亲手制定《增损吕氏乡约》，合并了乡约和乡仪的相关内容，并且增加了“读的之礼”。这为后世乡村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精神内核和形式架构，影响深远。

发挥乡规民约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涵泳功能。北宋熙宁九年，由京兆府蓝田儒士吕大钧首先提出在本乡推行一种新型的地方规范，根据自家《家规》制定了乡的规范，并在陕西蓝田的局部地区付诸实行，称为《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开篇即规定”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采用自上而下的原则。《吕氏乡约》奠定了乡约组织规范的基础，后世多沿袭之。明成祖把它列于性理成书，颇降天下。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名臣硕儒如方孝孺、王阳明、吕坤等都致力于推行乡约，许多乡绅也在本乡本土提倡或率行乡的，这对乡约规范的制定和乡风文化的养成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传统的乡规民约是有纲领、有价值观基础、有内在灵魂的，倡导孝父母、敬师长、睦宗族，隆孝养，和乡邻，笃耕耘、课诵读、息争讼、戒赌博等内容。这些乡风乡箴，均是从孝扩展到忠，从家扩展到国，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谱系。我们要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乡规民约新的时代内涵，不断丰富其表现形式，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

（摘编自刘志松《乡规民约与乡村振兴》，《光明日报》2018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