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感怀

①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但是，在中国，这个世界性的读书日还未被社会公众所知晓，更谈不上是节日。据搜狐读书网站2004年调查显示：知道“世界读书日”的人仅占6％，27％的人虽听说过但不知详情，67％的人从未听说过这个日子。时至今日，在广大的农村仍有绝大部分的人，也不知道“读书日”为何物。

②阅读对人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然而，就我们今天的阅读现状来看，着实令人堪忧。首先，我们的公职人员，包括干部、公务员、甚至教师，能安安静静坐下来，认认真真读点书的，已经是为数不多了。过去“一份报，一盒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机关阅读写照，早已成为历史。代之的是逢场作戏，迎来送往，再不就是玩一阵扑克，或者搓几圈麻将，来打发时光，离下班还有个把钟头的时候，就忙着联系“饭局”或者洗澡、唱歌什么的。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不学无术和平庸堕落。在这种氛围的熏陶和感染下，一群人聚在一起，很少有以往那种慷慨激昂的高谈阔论，特别是一些享有特殊权力的诸如司法等部门的年轻人，不注重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和业务素质，难免会野蛮执法，甚至冤枉好人。在这种风气的蔓延和影响下，连最庄严的学术殿堂也在“倾斜”，许多教师，甚至大学教授，热衷于急功近利，不是静下心来，潜心研究，而是走旁门左道，剽窃成风，学术造假，骗取名利，已成难以治愈的沉疴和痼疾。不是么！当年的陈景润，在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里，默默无闻，矢志不渝，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摘取了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而从那以后到如今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政治清明，春风荡漾，为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大好机遇，但我们在纯学术领域里的重大突破性研究，却呈现出了“万马齐喑”的尴尬境遇。直到2006年6月3日，数学大师、“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教授在北京宣布：在美、俄等国科学家的工作基础上，中山大学朱熹平教授和旅美数学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曹怀东已经彻底证明了庞加莱猜想，才使国人的心情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

③再者，在我们的广大农村，提起读书，更是令人汗颜。本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更应该享受一点高雅的文化生活。可恰恰相反：读书却成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遥想在那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许多农村的有志青年，尽管食不果腹，却还在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诸如《青年近卫军》、《红楼梦》、《暴风骤雨》等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不少的农业科技书籍，汲取着精神食粮，并率先垂范，不懈努力，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乐章。然历史进入新的时期，在阅读条件十分优越的今天，反而没人读书了，电视机刚进入寻常农家的那几年，还废寝忘食了一些时日。而现在呢，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电视节目质量的日趋下降，除了孩子们还在看动画片和战争片外，电视机也在日渐受着大人们的冷落，大量的空闲时间，都耗在了甩扑克、玩麻将等消磨时间和耗费精力的事情上了，白天黑夜连轴转，甚至忙得忘了孩子自己也不吃饭，有时，还因为块儿八角的输赢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前几年就曾经有人把此种“稀里糊涂”的痴迷戏谑为“八亿农民九亿赌，一亿不赌‘二百五’”。近几年的农村现实，还真应验了这句话的深刻性，因为在我们周围的农村就有这样的说法：现在不会玩麻将，还真不能串门了，人家到处都在玩，咱跟个憨子似的，不随群儿，根本没人理。就这样玩来玩去，玩物丧志，玩掉了人生的意义和安身立命的本领。如此浑浑噩噩，沉沉溺溺，使农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几乎成了“天方夜谭”，在家里，教育子女，以骂娘为主；在外面，以腰包的鼓瘪，瞪眼的大小，拳头的软硬，来衡量一个人在村里地位的高低。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没有规矩和格式，大都由着个人的性子，法盲和念过书的文盲在不断涌现。集体主义观念已丧失殆尽，脏、乱、差现象在日趋严重，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也在日益凸显，乱占耕地，滥建住宅，破坏环境，野蛮横行，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④在这种几乎拒绝读书的社会风气的感染和滋养下，不学无术成了一种时尚，也因此，书店里许多的文学名著和科技类书籍，无人问津，布满灰尘。而那些武打、凶杀、色情、猎奇、探秘、迷信、算卦等，还有什么《厚黑学》以及《邪教经》却备受人们的青睐。造成了许多人的价值观的错乱和人生观的困惑。特别是给青少年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也给我们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⑤早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应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发现读书的乐趣，并对那些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人们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表示感谢。在今年“世界读书日”来临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又一次提出：“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为了共建和谐社会，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激发全民读书的热情。

孔子创立的等级森严的儒家伦理规范，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制与布局。在儒家看来，建筑除其实用性的功能之外，更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重要手段。北京故宫在遵守儒学规范的礼制方面体现得最为充分。其建筑按一条眀昰的中轴线布局，太和殿之宝座正好处在这条中轴线上。左为祖庙，右为社稷，其他建筑对称排布，组合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这种井然有序、主次分明的建筑排列，正是等级森严的反映。

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的方式展开，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这种“大”，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的群体组合上。中囯建筑对群体组合可谓情有独钟，在设计上特别重视端方正直和群体的有机构成，着意于构筑群体组织有序的建筑之美。从群体到单体，从整体到局部，都十分注重尺度、体量的合理搭配，讲究空间秩序的巧妙组合，营构岀一种和谐圆融之美，使组群既能在远观时给人以整体性的恢宏气势和庄严感，又能在近观时给人以局部的审美情趣与亲和感。西方古典建筑如希腊的帕提农神庙、罗马的凯旋门等，则更注重于单体的外部造型和体量上的巨硕突兀。它们往往以超人的尺度，极力渲染那种对宗教的迷狂和敬畏之感。

中国传统建筑这种平面布局和群体组合方式，讲究建筑个体和群体组合与风水地理环境的和谐统一，在地面上热衷于建筑群体的全面铺排，象征严肃而有序的人间伦理。它鲜明地体现了中华古民的空间观念和审美意识，是中囯建筑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特色。这种特色历经千年而不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它既是高度重视现实人生、具有实用理性取向的文化精神的表现，也融渗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审美理想，充满了既理性又浪漫的艺术精神，展现出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明堂、辟雍、坛庙、宗祠等礼制性建筑，则是中囯建筑高深豪迈的文化哲理的集中体现，这些建筑极具浓厚的政治色彩，反映了宗法礼仪和伦理规范，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建筑。每一种形制都具有特殊的含义，在阴阳观念、风水意识等指导下，充分运用数理象征手法^（注），在设计营构上追求群体空间有机统一的整体和谐的境界。从总体到细部，从建筑形制到构图作法，这些礼制性建筑莫不表现出一种寓意深刻的数理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古典模数理论，在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中大放异彩

（摘编自刘月《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神韵》）

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支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馒！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衣索匹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虬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吋一吋的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诗便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一时的一致性，诗与乐、舞在从典礼祭祀到宴飨礼仪的广泛场合中承担着告慰先祖、合乐亲亲的实际作用。在礼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乐舞，诗在其中承载的内容意义并不彰显。与其它方式相比，仪式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原原本本地把曾经有过的秩序加以再现。在祭祀仪式中以诗乐舞的形式叙述和再现祖辈的丰功伟业，通过重复某些《颂》或《雅》诗篇目一方面实现宗族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一种既定的等级制度。这种借助仪式来传承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的形式，使得周民族获得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种集体认同。正是这种集体认同，使得周人在取代殷商政权及其后很长一段统治时间内能够持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

到春秋时期，乐舞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诗与乐舞逐渐分离，并最终促使仪式一致性的解体。与仪式的逐渐解体同时发生的是仪式背后所体现的周礼的陌生化。僭礼、违礼这种“礼崩乐坏”现象普遍发生，这就可能带来文化一致性的消解。在周代礼乐制度的变革中，诗开始承担起独立的价值。与之前仪式中歌诗不同，春秋时人用诗，对诗文本意义给予了更大的重视，在赋诗、引诗中需要直接依托的便是诗的文本意义。但当时，对诗的权威性解读尚未产生，其文本一致性尚未出现，这就容易使诗所承载的宗法思想与文德观念出现传承上的断裂现象。恰恰是春秋赋诗中遵循的相关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

“赋诗断章” 是春秋赋诗最突出特点，用诗者只选择适用自己的章节进行某种意义的传达。与“赋诗断章” 这一方法密切相关的是春秋赋诗的目的，即“赋诗言志”。用诗者借助诗表达自己的态度。通过分析春秋用诗的事例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赋诗所言的“志” 并非赋诗者个人的情感，而多是其所属的集团或国家的群体态度与心声。从实际来看，与仪式化用诗的内容相似，仍然不出西周礼乐所讲究的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另外，伴随着赋诗出现了大量解诗、评诗现象。这些解诗、评诗者多是具有丰厚素养的诗礼名家，他们的解诗、评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诗的文本意义进行限定，在避免诗文本意义的多样化解读的同时，也对维护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一致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个时期没有有效的传播机制将这些解诗、评诗话语传播开来，或传承下去。诗所承载的礼乐文化的一致性传播尚需经典阐释与经典传播机制的出现。而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则肩负起了诗文本意义传承的责任，不断尝试对其进行经典化阐释，并以学派的机制承担起传承周代礼制背后的宗族观念与文德思想的担子，为构建诗文本的一致性而不懈努力。直至诗的经典化阐释出现，诗上升为《诗经》，诗才具有了文本一致性，才能独立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沉重责任。

（摘编自刘彦青、张新科《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