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老师

刘立勤

我问汤老师，为什么叫他“船夫”?汤老师说，都怪那条河。

汤老师所在的村子有一条河，河很大，水流丰沛，河上又没有桥梁连接，河东河西两岸之间人员来往依靠船。

他是河西村的老师，本来与河东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有一天，河东村的几个学生家长找到他，想把自己的孩子转到河西村请汤老师教，他们说，河东学校的条件太差了，留不住老师，他们害怕把孩子的前途耽误了，他们还说，汤老师书教得运近闻名，他们希望汤老师能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人。

汤老师虽然书教得好，可他是河西的老师，这件事他做不了主。因为河西河东是两个村，还隶属两个乡镇、他知道收了这几个学生，河东村剩下的几个学生都会来了。到那时，村里镇里都会有意见了。他让那几个学生家长去找村长，他说，只要村长答应了就行。私下里，他希望村长不要答应，如果河东的学生来了，他的工作量要増加一倍，谁知道村长也耍滑头，村长说，让汤老师做主。老师还能不要学生?河东的十来个学生一齐就到了河西。

河东的学生来了，工作量增加了，困难也来了、主要是教室小了，桌凳也不够。汤老师去找村长，村长不管。村长说，你答应接收的你负责解决。找到镇教办，教办说，不是我们镇的学生，也让他们自己解决。怎么解决?教室小学生挤一挤也能将就，桌子凳子咋办呢?总不能让学生自己带吧?汤老师只好把房后的几棵大树砍倒，做了几套桌凳，总算是把学生安排进了教室。

桌凳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河东的学生经常迟到。河东河西都没有专门摆渡的船夫，河东几个家长轮流接送，如果哪一个有什么急事，学生就迟到了。再说了，有的学生家长不习水性，渡船万一有个什么问题，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情。汤老师想着就害怕。

汤老师决定自己先当几天船夫。他是船家出身，水性好得不得了，他跑船绝对安全。他还想，待他跑上一段时间，河东村还不推选一个船夫替换他?谁知道，他接过船桨一摇就是二十五年。二十五年里，学生不停地变化着，家长也在变化，就是他这个老师变不了。二十五年里，有多少机会可以把河东的学生支走，他一直不忍心。

风霜雨雪二十五年，真的是不客易呀。可二十五年里，他硬是没耽误学生一节课。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过河，四十分钟以后赶回来，七点准时上课。也有过迟到的，迟到是因为天气，要么是河里涨水，要么是船出了问题。虽然迟到了，课绝对耽误不了。他说，幸亏学生争气，学生的成绩年年都名列全镇前茅，他也年年都是先进。

二十五年里，他也经历了太多的风险。最危险的就是那一年船底漏水，差一点出了大事。那只老木船太老了，应该换了。他找到村长，村长让他自己解决。他找到镇教办，教办爱莫能助。他找到河东村的学生家长，想让他们想想办法，学生家长只答应不行动。就在他等待的时候，出事了。放学送那十多个孩子回家时，上游突发洪水，破船舱里进了水。他说，他把持船头怕翻船，幸亏有几个孩子机灵，及时想办法，才没有出事。

船实在太破了，又指望不上别人，他和老伴儿商量，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钱拿出来，又贷了款，买了一条机动船。机动船真是好呀，又快又稳又安全，心里安宁。可是，他们没有太多的钱，船有一点儿小，河里搞养殖的太多，船的电机经常会被渔网缠住。缠住了，无论是酷署严寒，他都得下水去处理。这时，又苦了他的老伴儿，老伴儿会摇着木船把孩子接走。每次看见老伴儿摇那木船，他心里真是害怕。

二十五年里，他摆渡了三百多个学生，他把一百五十多个学生摆渡上了大学，有二十多个上了研究生，还有五个博士生。他的学生干啥子的都有。

看着他满脸的幸福和自豪，我问他有什么希望。

他说，想要一条大的机动船，那样的话，学生过河就安全了。他又说，自己老了，担心船在河里遇上什么意外，孩子如何是好?

揣着汤老师的希望，我把他的事迹写出来刊发在省报“寻找最美的乡村教师”栏目中，稿子见报后，汤老师的事迹引起了各方关注，有人真的要捐赠一条大机动船。汤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时，我让他等待一段时间接受捐赠。因为，当选“最美乡村教师”会有一笔丰厚的奖金。汤老师说，多等一天会多一天的不安全，他担心那些孩子的安全。

汤老师没等。再次给他拍摄影像资料时，新机动船已经到位，教育局还安排了一个专职船工。新学期，汤老师的事迹就显得很平常了。他也不愿意作秀补拍过去的镜头，到底没有评上“最美乡村教师”。

汤老师虽然没有评上，可我依然觉得他是一个最美的老师。

(有删改)

材料一：

“大部分网络自制刷的观众是二三线城市的，尤其是小城市的女青年，在大城市反而并不是最主流的，因为大城市的人很忙，每天就那点时间。”爱奇艺副总裁陈潇说。

人2015年的459部上升到2017年的787部，网络自制剧数字成倍的增长，已经不再是一种现象，而成为了改变大众娱乐方式的一种“新常态”。自制剧播放流量从2015年的317亿人次，上升到2017年的1147亿人次，如此巨大的流量，使网络自制剧的投资也达到历史最高。

（摘编自《网络自制剧改变大众娱乐方式》）

材料二：

图2：人们是否愿意付费观看网络自制刷

材料三：

近年来，我国的网络自制剧面临诸多问题，一是剧情抄袭严重。我国近些年来所产出的网络自制剧数量丰富，但大部分内容情节简单，剧情单一，真正原创的剧目很少。如果是看过原版的观众就会发现，其实所谓的“中国制造”大都是翻版与抄袭，这对中国网络自制剧的发展极其不利，虽然收视不错，但也仅仅是虚假的繁荣，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二是题材单一、同质化明显。我国网络自制剧大多都以都是爱情、青春男女题材为主，所讲的都是年轻人或者白领们之间发生的戏剧故事或言情故事，主要针对的是青少年和上班族。这样一来，影片的受众群体相对窄小，对自制剧本身发展不利。三是制作粗糙、艺术性不高。就我国已经播出的网络自制剧来看，大多规模小，制作粗糙，典型的快餐式影片，故事性较差，多以恶搞、吐槽、搞笑为卖点，没有深度，吸引力差。

（摘编自张超然《我国网络自制剧的发展弊端以及未来前景》）

材料四：

我国电影界将按照十九大的精神指引，在三个方面着力工作：“树三讲”、“去三俗”。一是要树立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创作风气，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二是强化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倡导“深度关注现实，共同关心社会，真诚关爱他人”的原创精神；三是做大做强中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开启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新征程。

网络自制剧要承担起同样的责任，仍需把握好几个关键点：首先，作为视频网站，要懂得珍惜。作为一种新媒体，视频网站当然应该根据网民需求播出各种风格的剧目。但如何保证剧集不“三俗”，而且“信达雅”，则需要下一番工夫。在剧目选择上，固然要尊重观众需求，但决不能违反创作原则顾此失彼。不考虑观众需求可能会失去观众，但一味迎合观众，忽视导向责任，则有悖艺术精神。而在观众需求与有关规定之间，也并非找不到切合点。其次，作为网站经营者以及其它相关制作单位，应当多拍一些内容健康，质量上乘的网络自制剧，内容好看、题材创新、剧本过硬、制作精良、演员演技等环节做得到位，是网络自制剧的生存发展的根本。

(摘编自黄海贝《网络自制剧:开启中国影视产业新征程》)

星斗其人蔡元培

在蔡元培身上，有着学者的风度、君子的雅量和“好好先生”的恬淡平易。平素，他总是表情凝重而和善，举止迂缓而沉毅，语调不高，却透出清朗和睿智。蔡元培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元素。

蔡元培的许多朋友和学生用“无所不容”来说明他兼容并包的思想和仁人君子的雅量。在主政北大期间，蔡元培聘任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又选贤任能地留任守旧派学问大家。在社会活动中，蔡元培恬淡为怀，胸襟阔达。“五四”前夕，他与林纾论战。林用刻毒的语言攻击新文化，诋毁北京大学和蔡本人，而蔡在答复林的公开信中，却是平情论理。两相比较，其境界之高低不言自明。围绕《石头记索隐》，蔡元培曾与胡适展开学术争论，这是一场“君子之争”，但年轻气盛的胡适对包括蔡著《石头记索隐》在内的旧红学放言贬损，谓为“猜笨谜”“大笨伯”，词气颇为尖刻。蔡不同意胡适的观点，撰文反驳，但仅仅申述己意，未尝有为此作气之意。蔡元培作为晚清翰林，在书法方面却不甚讲求，这使得一些学界后辈疑惑不解。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上，率直的钱玄同几杯酒落肚，忽然向蔡校长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的字写得这么蹩脚，为什么可以点中翰林？”此话出口，席间同人颇感此举未免太使蔡校长难堪。岂料，蔡不以为忤，反而笑答道：“因为那年主考官最喜欢黄庭坚的字，我少年时刚巧学过黄体，所以能中试。”本来可能出现的尴尬场面竟在不经意的舒言缓语中化解了，蔡的性格和涵养于此可见一斑。出世恬淡，待人平易，非有超脱的气质和博爱的胸怀，是不易做到的。

大概因为这平易恬淡，蔡元培作为“好好先生”的形象不知不觉中被放大了。有人以为他接物待人“太滥”，有人觉得他临事无可无不可，有人甚至说他参政理事易受别人影响和操纵等等。但是，蔡元培“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这一特点较集中地表现于他主持北京大学那一时期。北京大学实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当时社会上守旧势力与军阀政客集团联手，诋毁北大和蔡的办学方向，一时间“黑云压城”。曾经为蔡改革北大出谋划策的汤尔和等人转而力劝他解聘陈独秀、制约胡适，以缓和外界压力。蔡长时间沉默着，听着汤等人的劝解，最后他站起来决然说道：“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他后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痛斥军阀，再次表现了“临大节凛然不可犯”的风骨。“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倘没有蔡元培的如此“担当”，恐怕早为守旧势力摧垮也未可知。有人概论他的这种性格为“内和外介，守正不阿”，确是颇为切合的。

无论是从事教育还是参与政治，蔡元培始终不失书生本色。人们注意到，蔡一生中的辞职次数非常之多，其中引动社会反响的“辞职事件”就有数起。他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引去”的自由信条，合与不合的尺度是他所信守的价值观，至于高官厚禄则并不足惜。每次辞职后，他便重操旧业，以老学生身份向欧洲的大学注册入学，进行自己心爱的学术研究。他自述的“一生难进易退，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正是其书生本色的最好体现。在蔡元培看来，学人参政，应力谋为公众做事，而不可以权谋私。他鄙薄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吏，虽曾置身官场，却清廉奉公，洁身自好。每当见到那些做大官的人购田置产常不胜叹息，以为与其留给子孙金钱华屋良田，莫如策励晚辈求得真才实学，在人世间有所作为。本此观念，它一生两袖清风，生活俭朴，直至晚年仍赁屋居住，以至引来他的学生和朋友“赠屋祝寿”的那段佳话。为了他认定的人生价值，蔡几十年如一日，毫不苟且。

蔡元培的人格修养在其一生的主要社会活动中自然地流露和表现出来，构成其复杂文化品性的最为基本的部分。

（摘编自张晓唯《蔡元培》，有改动）

报告文学的史料化

王晖

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报告文学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鼎盛期和90年代的低谷期之后，表现出多元裂变与平稳前行的态势。在影像视听艺术成为大餐的今天，有良知的报告文学作家仍然在坚守着严肃的写作，令人欣喜的作品也时有出现。特别是近些年来，强调个人性和亲历性，关注底层现实、呈现生活原生态的“非虚构”文本的出现，使传统报告文学写作的理念、视野和方法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获得刷新与拓展。然而，报告文学的创作质量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就逐渐形成了个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再现对象的书写取向。有人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进入新世纪，这种状况仍然有增无减，而且大都将目光聚焦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和战争。不能说其中的作品没有可取之处，但有相当比例的作品动辄几十万字，堆砌历史资料的史料化现象颇为严重，其间几乎看不到作家对于现实的回应与思考。当下报告文学史料化倾向的出现，可能会有诸多的理由，譬如网络和电视信息传播的迅速与公开，使常规思维中报告文学作为文艺“轻骑兵”的新闻报道功能大为弱化；力图强化报告文学把握事物的深度和力度，以维持、彰显自身的写作优势，使日渐萎缩的文学重新积聚能量；当然，这其中可能还有作家规避写作风险的生存考虑。但有一点不能含糊，那就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性本质。

报告文学与虚构文学写作在目标上存在着差异，它要通过写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叙事，表达作家对现实社会文明进程与状态的观察、反思甚至批判。报告文学文体存在价值的凸显与获得，并非在于其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描述得全面、“打捞”得及时，甚至猎奇式的钩沉，而在于它对于现实触及的刚性和锐敏。正如茅盾所说：“‘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对于现实，特别是有关当下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和民生问题现实的表现，应当成为报告文学艺术指向的首选，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坚守现实性的基本责任和书写伦理。在现实面前，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报告文学作家不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否则，报告文学写作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

进一步说，即使是在报告文学中回看历史、钩沉过往，也应立足于现实的支点。近几年来出现的书写历史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特质，比如何建明等的《忠诚与背叛》、黄传会等的《中国海军三部曲》、赵瑜等的《革命百里洲》……这些作品将所书写的宏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激活，发掘并凸显其与当下现实的某种对应性或启示性，让所书写的历史不再“史料化”，而是真正活起来，让今昔对应和对话，让历史告诉现实，让历史启示现实。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人们打量儒家的眼神，近代以来一边倒的负面印记得以洗刷，儒学的声誉和形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改革后，中国从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和意识形态的紧张对峙中逐渐地舒缓过来，儒家符号也从以往所附赘的种种污泥浊水之中拔举而出，向着正面的、健康的方向大踏步地挺进。在这种新形势下，儒学发展的形态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它既不认同现代主义，也批判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西调和主张，而是开辟一条新的回归传统的路，我们姑且称之为批判传统主义。

这种思想主体性的转移，显然是在经历过现代化洗礼之后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不简单地拒斥现代主义，而是在现代性的泥淖里摸爬滚打了一番之后，抖落一身征尘。批判传统主义对现代主义做了很多深刻的检讨，认为现代科学的状况是受到理性主义者傲慢自大的损害，理性主义汲汲于外部世界的征服和人类社会的控制，而日常生活却严重地科层化和流于精英主义，人类普遍地精神性日渐萎靡。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各种暴戾的现象层出不穷，理性之设计和安排则捉襟见肘、应对乏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和知识权力，反而可能成为对自然与社会施暴的渊薮。在主流文化形态以外的民间知识和传统智慧被彻底地边缘化。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漠视其他方面的人类潜质，对生命的意义和日常生活方式，要么是关注的太少，要么是随意的规划与支配，人的存在成为各种力量拨弄的玩偶。批判传统主义在面对现代性的姿态上，与主张调和的一派稍许相像，其理性的分析立场可以看作是对西方的情绪性拒斥的轻微调整。

但批判传统主义并不重视融合的方式，甚至不认同中西会通的说法，他们认为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主体，必须回归到自己的本真性。而这种本真性是基于特定的文明传统和特定的历史文化，其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所属成员的思想变化是有其自身轨迹可循的，不因时代的改变和评价标准的游弋而彻底丧失掉认同感。

从表面上看，批判传统主义仍然延续了求援于传统的策略，甚至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复旧感。但实质上，这一新的思考和相关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的最为前沿的动向，是建构传统，而非简单地重回旧的历史。哈贝马斯说：“作为对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大潮的反应，批判传统主义本身表现为一场彻底的现代革新运动。”它的语境已不再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倾慕、拜服和对自身文化的反观自省，而是试图跳出中西对立的格局，在新的全球化版图中重置中心与边缘，将儒家价值的普遍性和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放在同一平台上来衡量。

（摘编自景海峰《警惕当代儒学走向极端：排他、自大和宗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