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最初多作“阅历世事”“经历世事”解，自晋朝葛洪著《抱朴子》之后，“经世”不复有《淮南子》“养生以历世”的道家话语色彩，而是进入儒家话语系统。“经世”之“经邦治国”“经国济世”内涵，虽为后起，但之所以一经《抱朴子》的运用，便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因这一内涵十分精确地表述了儒家的文化定位。

“经世”是孔孟以来儒学为自身设定的文化标识。儒家司徒之职事，乃是以治民之官兼教民之责。故孔子答子路，谈到儒者的行动目标时，从“修己以治人”上推到“修己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以此为基点，儒家与其他思想流派划开了界限，譬如道家，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经世”这一概念正表述了儒家的文化基调。因此，历代儒者无不反复强调“经世”，声言“儒者之学，以经世为用”（《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三，以下标注卷数）；“圣人之学，主于经世”（卷一）；“儒者之学，务为经世”（卷十三），从而建构起儒学的“经世”传统，并不断加以强化。

“经世”是一种精英身份的表演，其话语的背后隐藏着权力关系。在中国古代，士人最喜言“经世”，无不自况“少习经世之学”“少负经世之略”“素抱经世之志”，甚至有士大夫以“经世”命名，如明代天启年间仕至户部尚书的张经世。正是借助于“经世”话语的言说，士人建构起文化精英身份。“经世”意味着士人以其所学参与经略国事、治理社会之事务，而未曾习练过经世之学，是无法入仕经世的。因此，“经世”是士阶层的专属话语，草野平民无以进入这一话语层面。

“经世”并非个体的块择，而是国家取能的需求。“经世”的目标盖在有益于社会有虽于国计民生，而此两大功能，与国家履行社会职能的需要是相吻合的。国家的社会职能有：调整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如发展社会生产，从经济强盛中攫取财富；组织、烦导科技、教育和文化艺术事业，拉制思想意识形态。儒家的“经世”思想正迎合了历代王朝的政治统治需要和国家的社会职能需要。在“经世"”思想的号召下，士人积极参加国家治理，既强化了王朝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也维持了国家的日常运行。

中国古代“经世”论分帝王经世与士人经世两类。“帝王经世”实际上是宋代士大夫致力于“正君心”，引导君主治理国家政事，所谓“帝王经世"，就是他们建构的帝王治统路线，如“颜回在陋痣，而于帝王经世之事无所不讲，此学者所当法也”（真德秀《四书集編·论语集编》）。“士人经世”指以士人为主体的经世活动，它是中国古代“经世”活动的主流。上层、下层经世均包括在内，如明代王龙溪所主张“在家仁家，在国仁国，在天下仁天下”（卷十三）。

（摘编自周积明《经世：概念结构与形态），《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留住乡愁（节选）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材料一：

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开辟了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新历史。中国工程人员数十年来在桥梁建设工程中作过许多努力，有过很多成续，钱塘江铁桥就是中国工程人员自己设计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建设一座规模巨大的铁路桥梁。五十年前的黄河铁桥是由比利时包工的。其后的钱塘江铁桥的主要结构部分也是由德国、英国、丹麦三个“洋行”分别承包的，这就不可能使我们系统地积累自己的桥梁建设经验，没有能组成自己的桥梁建设队伍，中国的桥梁建设事业也就长期停滞不前。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将改变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面貌。三年来，主持武汉长江大桥勘测设计工作的工程人员和地质人员，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国家大大力支持，又得到苏联专家的无私援助，既考虑了最经济地建设桥梁，又考虑了航运等有关部门对利用长江的要求，选择了最合理的线路和桥式，完成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初步设计。同时武汉长江大桥的全部工程还将用自己的材料由我国自己的人力来建设，因此，这个工程也将是我国一座最好的桥梁建设学校，将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桥梁建设人才。

（摘自社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人民日报》1954年2月6日）

材料二：

港珠澳大桥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对于这座目前世世界上综合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而言，每项荣誉的背后，都是一组组沉甸甸数据的支撑，全长55公里，世界总体跨度最长的跨海大桥；海底隧道长5．6公里，世界上最长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海底隧道最深处距海平面46米，世界上埋进海床最深的沉管隧道；对接海底隧道的每个沉管重约8万吨，世界最重的沉管；世界首创深插式钢圆筒快速成岛技术，截至通车前夕，港珠澳大桥共完成项目创新工法31项、创新软件13项、创新装备31项，创新产品3项，申请专利454项，7项创世界之最，整体设计和关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在这一大国重器的背后，不光有千千万万建设者的汗水，更有不少为其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的团队。如今，如今，中国的桥梁和高铁一样，已经成为中国走的世界的一张名片。而随着这张名片一同递出的，是我们身为国人的自信心。

（摘自王忠耀等《港珠澳大桥背后的科技支撑》，《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三：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以信息化为基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等先技术，创造具有感知储存能力、学习判断能力的智能设备、智能控制系统等，扩展、延伸工程建设者的感知能力、预测能力、控制能力及作业能力，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紧密结合，形成人机一体化智能建造系统，使工程建设更为安全。智能建造平台由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层、应用支撑层及应用层组成。感知层是基础，借助卫星等多种技术手段，采集各类数据信息，类似人的眼睛等感官；网络层利用光纤通信网等技术，将感知层采集的各类数据信息传输至数据层，类似人体神经系统；数据层中存储着大量的数据信息资源，借助数据库、云存储等智能存储手段，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存储和共享；应用支撑层是运算中心，类似于大脑，实现数据融合，最终在应用层形成各种智能控制系统，辅助工程建设者进行决策。

（摘编自林鸣等《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探索与实践》）

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而广大农村则是滋生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源和基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飞速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许多乡土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乡土文化包含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诸多方面。

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必须加以保护。对乡土文化最有效的保护是积极的全方位的延承。“积极的延承”即既要继承乡土文化传统的东西，也要适应现代生活需求创造新的东西；既要保护好原生态乡土文化，又要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全方位的延承”指的是：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文脉”，也要有选择地沿承作为乡土文化载体的“人脉”，既要延承乡土文化的物质表象（即“形似”），也要注意延承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一点在时下的中国广大农村要特别关注并给予妥善的保护政策。

（摘编自《百度百科》）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实现乡村振兴一方面要满足村民的现实发展要求，而乡土文化正是实践中可以保护和挖掘的重要资源。以民宿客栈、乡愁经济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化价值利用，为农村的产业兴旺开辟了发展的新方向，切实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指导意义。实现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还要深入关照村民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东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具有某种决定性作用。”基于地缘与血亲关系发展起来的乡土文化，其富有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回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种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是广大农村地区长治久安的思想和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乡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需要更好地诠释乡土文化。一方面乡土文化所包含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敬老睦邻的传统美德，仁爱民本的人文精华是属于中国人的重要文化血脉，是滋养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的沃土，是文化自信的根脉。另一方面乡土文化是一方民众在生存发展中知识经验的累积，有其内在完整的逻辑体系，以及众多艺术化的表现形式。经历时代冲刷，以及现代文明洗礼后，仍表现出独特的魅力与价值的乡土文化，通过理论学术层面的梳理研究，实践运用层面的改良创新，将会成为独具特色的国家名片，带给中国人更强烈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张义晓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乡土文化的失落与复兴》）

西方的城市文明铲除了乡村文化，同时他们以城镇化的标准作为文明发展进步的标志，“1851年的英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乡村人口，达全国总人口的52%，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镇化国家。”现在中国城镇化建设已经陷入了城市发展的单向思维（以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为指标的量化思维）。城市思维产生于农村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它将乡土文化视作需要改造的低等级的文明模式。目前，这种判断方式仍在被广泛使用，即单边地强调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农村产业的开发，以及片面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等措施。这都只是将乡土文化当作城市文化的对立面，是城市文明对乡土文明的一种经济掠夺和物质消灭，忽略了对乡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整体性的保护。城镇化应避免城市思维，不能以消除农村为城市建设的量化指标，我们应该看到在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的同时，乡土文化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之认同，对于社会风土习俗之维护，对于国家现代政体制度建设的合法性基础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摘编自汤敬一《乡土文化功能：从乡土社会到城市社区》）

材料一

作为宋代词人中的杰出代表，苏轼开创性地将“豪放”的词风与本属“婉约”的词体统一在了一起。这种统一，固然离不开苏轼横溢的天才，但当考察苏轼的宦迹行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豪放词的出现，无疑受了地域文化的强烈影响；豪放风格与词体的和谐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作者对不同地域文化进行整合的结果。

熙宁七年（1074年）十二月，苏轼到密州任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离任。在密州的两年，苏轼词的创作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虽然创作数量不如杭州时期多，但这时苏轼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词体“自是一家”的面目，使自己的作品“一扫绮罗香泽之态”，在词的创作上真正走向了成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苏轼创作上的这些变化，与密州的民风以及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密州，北宋时属京东路。《宋史·地理志》说京东路的人“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真，甚者失之滞固”，欧阳修也说“河朔之俗，不知嬉游”。并且，由于是孔子的故乡，京东路儒学相当兴盛，“专经之士为多”。密州一带的京东人在北宋以强悍勇武闻名。围猎是密州人生活内容中重要的一部分，苏轼知密州后，便时常参与其中。

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对苏轼词风改变的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作为苏轼革新词体的背景，文化氛围、地域民风以及文学传统，这些因素我们不能轻易地忽视。深沉厚重的儒学传统，会促使作者在词作中更多更深地寄托自己的政治怀抱；纯朴而“不知嬉游”的民风，也会促使作者进一步减少词这种体裁中固有的脂粉气；而以习武知兵为重要目的的围猎活动，慷慨悲歌的文学传统，更无疑会有助于作品豪壮风格的发扬。而苏轼在密州这一时段的创作，正体现出这一倾向。

可以说，是密州特定的文化环境、文化氛围促使苏轼自觉地以豪壮的声调、超越的意识入词，最终使词这种体裁完成了从伶工歌女之歌词向士大夫抒情言志诗体的转变，词体的疆域也因此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所以，要清晰地认识词体的革新、转变，地域文化这一背景因素无疑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取材于吴德岗《地域文化与苏轼词的创作》）

材料二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特别是在乡土文学中，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中，沈从文的地域意识尤为突出，湘西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对他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而沈从文则用自己的作品，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湘西世界。

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汉族杂居地，其文化内涵是复杂的。少数民族在不断的迁徙发展过程中，有战争、有冲突、有同化、有融合，但依然保持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风俗人情。历代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多是钳制、镇压的政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都是受歧视的，是被压抑的群体。而沈从文关于湘西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能站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从人性出发，表现少数民族丰富的情感和对美的追求。他将故乡生活与都市生活进行比较，清晰地意识到僻地、边城的弱势地位。同时，这也激发他寻觅和展示湘西文化中蕴含着的顽强的生命力量、积极健康的优秀品格和原始粗犷的少数民族生活中凝聚着的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在沈从文早中期的散文作品中，他对故乡的介绍角度独特而又全面深入。他有意略去当时行政区域的划分，由屈原而到沅水，由沅水而到川黔交界之处，突出湘西悠久的历史、楚文化传统和凤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然后逐一描绘人的生存状态和地方古朴民风，体现井然的社会秩序和人神共治的情形。

除了散文以外，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也总是用大量的篇幅集中描绘地域文化特征。在其代表作品《边城》中，就专门详细周到地介绍了小城依山傍水的地形地貌、以吊脚楼为主的建筑格局，河岸的景色，小镇的屯兵和形形色色的住户，然后才进入故事，引出主要人物。沈从文的小说非常重视故事的地域背景，总是不忘表现湘西的人杰地灵和与众不同，选择最能体现湘西文化精神内核的东西加以表现，因此也在写作风格上呈现出一种独具风韵的审美形态。

沈从文给中国现代文坛带来一股清新自然的山乡野风，也让偏居一隅、被世人忽略的湘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展现在世界面前。他那独特的地方意识和对地域文化的浓厚兴趣、准确把握，是他研究中国社会、剖析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取材于包晓玲、姚克波《论沈从文与湘西地域文化》）

材料三

文学之有地域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心雕龙》称北方的《诗经》“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而南方的《楚辞》则“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明确提及地域与文学的关系。

论及地域，首先不能回避的当然是自然。决定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基本因素，从来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北方寒冷干燥，北方人于是魁伟刚健、勇敢剽悍；南方湿润潮湿，南方人于是温柔细腻，机灵敏捷；秦岭隔开了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黄河以北以狩猎游牧见长，黄河以南则以旱作粗放种植为主，到了长江两岸，水稻的精耕细作蔚然成风，不同区域孕育出大不相同的历史文化景观。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同，就可能产生出不同的族群……复杂而广阔的地域，使中国的地域性既鲜明又丰富驳杂，从而大有别于世界的其它文明古国。

另外，对地域的关注和理解，恐不能过于集中于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因素上，更要看到自然的背后是沿袭悠久的人文环境，诸如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必然通过地域文化而起作用。越是后来，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就越是复杂与深刻，这便是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说法的由来。如果说，地域文化影响并决定该地域族群生存发展的精神和品格，那么，它也顺理成章成为文学重要而深厚的源泉。

地域、自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互动、碰撞、融合的复杂过程；但在今天，不论怎么强调地域性对于文学的意义都不为过。一方面，若是论及文学及其价值，人们有理由首先关注文学中浸染着的地域性灵魂；另一方面，若是发掘文学中带有的普遍性意义，人们也一定需要借助地域特征去作表达和阐释。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几乎抹平并且遮蔽了所有地域特征的时代，这既是文学抗拒同质化的唯一途径，更是文学保持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不二法门。

（取材于何志云《谈文学的地域性：地域文化决定族群的精神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