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上骏马追逐遥远的星星

贰筱

经过一个夏天的蓄积，北风终于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徐徐吹来。九月的海拉尔，已经明显能够感觉到深秋的清冷，但布仁巴雅尔的心里却暖暖的。靠近中午时分，他不禁又回想起4天前在呼伦贝尔市美术馆开幕的《呼伦贝尔·万岁》新书发布会暨同名主题影展，一股感激之情再次涌上心头。

是的，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呼伦贝尔宣传部、呼伦贝尔文联、新世界出版社、韩国国家出版社，还有自己的爱人、老人、子女以及众多朋友。千言万语，凝聚成他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一句话：感谢因有爱而感动的世界。

这一天是2018年9月19日。

18岁那年，有着良好音乐天赋的他，考入了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开启了他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在乌兰牧骑这两年，他跟随团员走遍了周围的嘎查和苏木，和大家一起，用歌声和舞蹈为广大牧民送去了一个又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然而，当所有的激情在一次次演出中以一种大体相同的形式反复呈现后，艺术感觉的枯竭成为他夜不能寐、难以释怀的痛楚。他想到要改变。

1980年，经过一番勤学苦练，他考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艺术学校，开始学习蒙古族长调，这一学就是三年。在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的蒙古长调中，他用音乐的思维领悟着蒙古族鲜明的游牧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着蒙古民族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理解和感悟，为他今后从事声乐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在艺术学校的学习结束后，他又回到了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经过三年的学习，此时的他已经可以挑大梁了，团长让他担任独唱演员和马头琴独奏演员，他没有谦虚，满口答应了。日子在马背上一天天过去，他的歌声也越飘越远，飘向了草原深处，飘进了牧民的心里。

如果说，蒙古族音乐是打开他艺术之门的钥匙，那么，电影则让他看到了更多的艺术门类。1985年，他调到了呼伦贝尔盟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从事蒙古语电影的译制和发行，这一干就是5年。他说：“虽然没有从事唱歌，但那段时间，锻炼了我的写作，后来作词的基础都在当时打下了”。1990年，对布仁巴雅尔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亚洲部，从事蒙语新闻时事节目和专题节目的播音及文字翻译、采访等工作，并主持《中国当代文化人物》节目。这一次，他一干就是22年。

2005年，《吉祥三宝》、《天边》等歌曲走红后，布仁巴雅尔意识到呼伦贝尔的民族音乐远没有被传播出来。自此，他和妻子乌日娜开始投身民族文化的寻根工程，积极从各种民间音乐中发掘素材，吸收养分。他们走遍了鄂温克民族聚居区，收集了许多即将失传的古老民间音乐，整理了不同风格的民歌精品，并且将这些各具特色的音乐再次创作，制作成了中国第一张原生态唱片《历史的声音》。

在收集整理民族音乐的过程中，布仁巴雅尔结识了很多百岁老人，渐渐萌生了为他们留下影像资料的想法。于是，从2016年起，布仁巴雅尔在歌唱家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摄影家，并自费发起了“拍摄百位呼伦贝尔百岁老人”的公益活动。两年多时间，他跋涉上万公里，用镜头记录草原上的沧桑、变迁与传奇，拍摄对象包括草原上最具神秘感和传奇色彩的萨满老人、中国最后的使鹿部落酋长鄂温克老人以及见证了草原音乐一个多世纪演变的普普通通的百岁老人，年龄最长者高达115岁。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老人们健康状况的变化，他突然感到时间的紧迫，觉得虽然可以用录音机记录下宝贵的旋律，却无法留下老人们的表情和生态：“大草原赋予了老人们独特的相貌、服饰，只一眼看去，就能如旋律一般，引人来到美丽的呼伦贝尔。”也就是从那时起，布仁巴雅尔用手机记录下了呼伦贝尔近百位老人的音容笑貌，也为那些随时会随着老人离去而消失的优秀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留下了可以追溯的宝贵影像资料。

“每位老人都是一座山，拍摄时我只能用仰视的视角蹲下、跪下甚至趴下，站起来和他们平视，我根本无法按动快门。”布仁巴雅尔形容自己在拍摄时，面对老人，即使在最矮的山峰面前，仍觉得自己是渺小的。谈到自己的这次公益活动，他说：“大草原上的老人们善解人意、热情好客，面对这些老人，自然而然会肃然起敬，自然而然会想方设法把他们最好的瞬间留住。”

“我不是摄影家，我只想记录下我热爱的家乡和我热爱的人们的样子。”布仁巴雅尔说。

作为一名歌手，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布仁巴雅尔先后发行了《天边》《杭盖》《带我去草原吧》《我的生命我的草原》四张专辑。他“嗓音纯净清澈，散发着草原的味道；歌声悠扬朴实，而略带一股苍凉”。他“细腻地表现了一个身在异乡的蒙古族男人对草原的眷恋之情，听他的歌仿佛来到了草原，看到了草原的辽阔，感受到了草原的博大。”他的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草原之情。拉苏荣、德德玛等同行曾给予他的音乐作品以极高评价。

“我要跨上，跨上骏马，去追逐遥远的星星。”这是布仁巴雅尔演唱的歌曲《天边》中的歌词。再次聆听他嘹亮的歌喉，品味他歌声中草原的静谧和芬芳，总有一种感动油然而生。伴随着耳畔他的歌声，眺望暮色中草原的天际线，我们仿佛看见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坚毅而温暖，又仿佛看见他在晨曦中策马奔腾，向我们迎面而来……

——选自《音乐周刊》有删改

材料一:

5G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面向2020的移动通信技术”。毫无疑问,5G是推动新一轮数字变革的最重要角色。

5G的出现,让物联网真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只有5G网络,才能承载物联网产生的庞大无比的井喷式网络流量和在同一瞬间产生的海量网络请求。可以看到,5G将成为实现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重要纽带,它首先将使前几年兴起的物联网概念真正成为现实,可穿戴智能终端、车联网终端以及各类大大小小的智能终端,都将连上这张物联网。在这种连接的基础上,新的应用比如实时视频分享、随时随地云接入、虛拟现实等都将成为现实,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将更加深入、彻底。

当然,人们在憧憬5G的同时,还必须面对诸如流量费用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便宜的流量资费无疑是使用5G服务的必要前提,否则再高的网速也只能让人望洋兴叹。因此,网络运营商必须切实“提速、降费”,以适应5G时代的发展。5G在满足人们移动网絡海量教据的需求、为用户带来丰富服务的冋时,对数据隐私和安全保护的要求也显著提高。

(摘编自《人民日报》余建斌《5G撬动新一轮数字变革》)

材料二

日前,在福州长乐区的中国联通东南研究院内,主刀医生坐在机器人前,通过实时传送的高清视频画面,利用5G技术操纵机器人的机械臂,远程控制手术钳和电刀,为位于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中的一只小猪,切除了一片肝小叶。整个手术持续了近1个小时,手术创面整齐,全程出血量极少。这只小猪在手术完成半小时后,逐渐从麻醉中苏醒,各项生命体征保持稳定,手术宣告成功。

据了解,这台手术两地相距约50公里。手术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全球首例在5G环境下进行的远程外科手术测试取得圆满成功,为今后5G远程外科手术的临床应用创造了条件。

5G技术低延时的优势,与手术机器人相结合,可以实现信号实时互联互通,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给远程手术提供了可能。此次手术的成功,说明了5G技术在远程医疗上是完全可行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福建成功实施全球首例56远程外科手术》

材料三:

显然,5G网络会比4G快得多。在实际应用中,一部5G手机配合上5G网络环境,网速可达4G的9至20倍。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因5G而兴奋不已。这一新标准之所以能够提升速度,是因为需要占用毫米波频段。这一宽广的无线电频段目前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这是因为毫米波极难使用,非常复杂,非常棘手。

这个频段的频率要比现有的手机网络频段高得多(你的WiFi使用的是2.4G或5.8G频段,而毫米波使用的是24G以上的频段)。这意味着它能提供前所未有的速度,但也要接受覆盖范围的损失。毫米波基站只有150米的覆盖范围,这就是说网络服务商不仅需要升级现有的收发设备(小型基站),还需要安装更多的基站。因此,只有那些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才能充分享受毫米波支持下5G带来的超高速快感。

但是5G这列快车已经无法减邈,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和自已的孙子讲起视频网站时常延迟卡顿的往事,把这当成怀旧的笑谈。而这,都要归功于今天的工程师和他们的毫米波。

(摘编自《光明日报》戴维·波格《5G会带来什么》)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文献查阅和逻辑推理方面已经超越人类，正在取而代之。根据国际知名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企业高德纳( Gartner)咨询公司预测，到2018年，20%的商业内容将由机器自动产生，将有超过300万人处于“机器人老板”的领导之下。

机器人甚至已经具备了文字创作能力。日本去年举行了一次小说比赛，机器人创作的小说与人类创作的小说一起通过了评委的初选。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已经正式出版。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支撑的智能媒体，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自从大众传媒问世以来，人类的信息分发模式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专业编辑—社交传播—算法推送。“智媒”时代，算法盛行。这意味着，人们以后接触到的信息，将越来越多地由“智能机器人”制作，而以往不可或缺的“人工编辑”角色，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作用于媒体，意味着媒体从“众媒”走向“智媒”。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转变。过去，传播载体的变化决定了传播形态的变化。未来，进入“智媒”时代，不仅传播载体会发生变化，万物互联，万物皆媒；更重要的是，传播主体也会发生变化，由人主导传播变为人在智能机器的辅助下进行传播，并且有可能变为智能机器人取代人主导传播。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重新塑造人与媒体、人与信息的关系，带来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产品形态，颠覆并重构媒体生态。

因此，走向“智媒”的过程中，首先是掉队的风险。互联网时代，谁掌握了先进技术，谁就能够占据媒介载体的制高点。在互联网技术上的后发晚至，已经给传统媒体留下了深刻教训。但是，与“智媒”时代相比，那只是步行与马车的差距。一旦在“智媒”时代掉队，那就可能是马车与飞机的差距。技术门槛提高引发的“本领恐慌”，也增加了编辑记者的“掉队”风险。在一个人工智能辅助甚至主导传播的编辑部，编辑记者的日常责任和地位都可能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特殊的技能要求。面对剧变，他们是否会产生心理落差，甚至引发“文化休克”？

其次是偏见的风险。“智媒”和人一样，也会具有“偏见”。当下，社交媒体平台的圈子化社区，以及依托算法生产的“个性化定制日报”，让网络成为了我们的“回音壁”，形成“信息茧房”，特定价值取向的内容，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流动，你看到的永远是你想看到的和感兴趣的。这很容易固化原有认知，放大信息偏差，加速意见分化。“智媒”的出现，会不会强化这种算法的偏见？

再次是伦理的风险。“媒介即人的延伸”，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不仅助力新闻生产的高效和精准，也可以提升人性化的用户体验。但不应忘记，新闻也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审视方面的作用是技术所不能替代的。过度依赖“智能”，可能导致情感温度的缺失，伦理把关的缺位。更不容忽视的是，如果人工智能超越人类的智慧，甚至突破“机器人三原则”，控制并危害人类，那就可能产生信息安全灾难。

未来难以预知，科技发明创造的不确定性远远大于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变化本身。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世界，但是不会改变媒体的基本逻辑，即以人为中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

(出自谢国明《人工智能：媒体的机遇与风险》，有删改)

信任既是一种在社会中形成和发生的观念取向，也是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从本体论上看，相信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具有实在性，是人生存于世的基本前提。如果一个人对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各种对象都持怀疑态度，那么，他就无法运用相关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生存。

从社会的层面看，人与人之间基于理性认知和一定价值原则的相互信任，是社会秩序能够存在的条件。康德曾对说谎无法普遍化问题做了分析，其中也涉及诚信及广义的信任问题。一旦说谎成为普遍的言说方式，则任何人所说的话都无法为他人所信，如此，说谎本身也失去了意义。尽管康德的分析侧重于形式层面的逻辑推论，但于形式的分析背后不难注意到实质的关联；说谎的普遍化导致信任的普遍缺失，后者又将使社会生活无法正常展开。这一关系也表明，社会秩序的建立、社会生活的常规运行，难以离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在相互信任的条件下，不同的个体往往更能够彼此交流、沟通，并克服可能出现的分歧，形成相互协作的关系，进而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共同体。

就个体而言，信任构成了其行为系统的重要环节。在行为目标的确定、行为方式的选择等方面，信任的影响都渗入其中。在现实中，个体的行为总是发生并展开于社会共同体之中，其行为过程也以不同的形式受到社会共同体的制约。这里既有认知意义上的相信，也有评价意义上的信任；前者主要指向事，后者则关联着人。现代行动理论常常以“意欲+相信”来解释行动的理由，根据这一观点可知，当行动者形成了某种意欲，同时又相信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满足此意欲，行动便会发生。这种行动解释模式是否确当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它肯定相信在引发行为中的作用是显然的。行为过程不仅涉及事，而且关乎人，后者与信任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接受某种行动建议、参与一定共同体的实践过程，通常都基于对相关主体的信任。可以看出，认知层面的相信与评价层面的信任，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个体的行为选择。

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看，信任内含信赖。对他人的信任，以他人的可信性和可依赖性为前提，这种前提赋予个体以存在的安全感。前面曾提及，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对世界实在性的确信，是人生存于世的前提，而社会领域的信任，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它扬弃了个体面向他人时的不确定性，使人能够相互走近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彼此之间的距离感，从而既赋予个体存在以现实的形态，又使这种存在形态不同于“他人即地狱”的异己性。当然，基于信任的这种主体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消除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上所述，以理性认知为前提，信任不同于随波逐流式的盲从，这一意义上的信任与个体自身的独立判断相联系，既具有自觉品格，也体现了个体的自主性。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